周海嬰作為魯迅之子的身份為人盡曉,而他作為一位攝影師的身份卻鮮有人知。日前,他從數十年拍攝的數萬張照片中精選二百餘幅首次公佈於世。由 這些照片,80高齡的周海嬰也完成了一個重要歷史見證人和一個普通老者對人生的雙重觀察和感悟。正如他自己所說:”我不為了‘獵奇’,只希望讓它們證明時 事。”鏡匣人間,紛紜世事,而歷史就是這樣前進著,人生也就是這樣前進著…
文/圖 周海嬰
我出生100天,便被父親抱去上海知名照相館拍了照片,自兒時開始潛意識裡對照相不陌生,甚至有莫名的新奇和親切感。在鏡頭前我收斂調皮變成乖乖兒,這是鏡頭隨人選擇的奇妙,抑或是我10歲便拿起相機開始記錄人生的機緣。
回溯到1936年秋末,父親過世之後,悲痛的母親健康狀況很不好,於是一位蔡姓阿姨建議母親去杭州休養,她認為至少有助於減輕失去親人的哀傷。母親 自然不能丟下方才八歲的我,讓我隨去做”跟屁蟲”。蔡阿姨有一隻黑色小型相機,不時地拍些風景。很快她看出我對相機的好奇,經不起我左纏右磨,允許我按了 幾次快門,這一年算是我攝影的開端。
自此以後,我總有拿著相機拍照的渴望,這樣走了大半輩子,拍過的底片竟有數萬張。
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照相機、底片價格的昂貴是今日無法想像的。1943年,有一天母親比較富裕的朋友借給我一隻小方木匣鏡箱,由此我正式開始學習攝 影了。記得那只鏡箱用620底片拍攝,簡單的二片”新月”鏡頭,提拉式兩擋鐵片光圈,快門一擋,只能在明亮日光下拍照。而我最近常用的是佳能數碼機,有1000萬圖元。
我拍的早期照片都用幾本厚厚的黑卡紙老式相冊珍藏著,那時母親幫我細心粘貼,頁面上有很多母親的親筆題字,有些用了三角形相角。在我的數萬張底片 中,有一些我最為得意、最有紀念價值的照片。首先是1948年,香港迎接”新政協”的熱潮,議論新政協,擁護新政協成為各民主黨派政治生活的主題。李濟 深、沈鈞儒等各個民主黨派領導接到毛澤東電報,奔相走告,甚大鼓舞。估計解放軍一過長江,全國很快就會解放,新政協即將召開。大家在香港地下黨佈置下,分 途北上。母親帶我和多位愛國民主人士搭乘”華中輪”海船,從香港離岸,照片中輪船甲板上民主人士如郭沫若、侯外廬、沈志遠、宦鄉和黨的領導連貫的照片,今 日看起來竟是如此寶貴。又比如,在瀋陽市的鐵路賓館大會議室內,民主黨派的討論學習會場,冬季下午室內光線不足,勉強用慢速拍了兩幀,雖然清晰度差,又非廣角鏡頭,能夠留下這歷史的瞬間,于國於民我心足矣!1948年,民主人士從香港前往東北解放區的事情對外嚴格保密,沒有攝影記者跟隨,所以,我的這幾幀 照片應該算做歷史見證的”孤本”了。
其次是”二•六”轟炸的照片。1949年初夏,我從華北大學短期學習結束,廖承志建議我們幾個”孩子”,各自補習所缺的高中文化課程後,第二年去蘇 聯求學。這樣,我返回上海舊址霞飛坊尋師回爐。不久,抗美援朝開始,我在三樓陽臺聽到飛機投彈轟炸聲,看到竄天的濃煙,這便是”二•六”轟炸上海盧灣區。 沖天黑煙被我拍了下來。隔天我又和表兄馬永慶趕去現場拍攝殘存廢墟,進入現場時,我們被警衛所阻,虧得那時候我們不知天高地厚地自己印了名片,叫作”海馬 攝影社”,憑這枚小片子,才得到許可進入警衛圈內。進去後我拍到了一批炸毀的廢墟,還有傷亡家屬悲痛欲絕的鏡頭。今年春天,我又專程去了五十八年前的故 地,只尋見路邊一塊紀念碑石,不知道什麼時候為什麼緣故被敲成兩截,又用水泥粘合一起,這種偶然的”不幸”和傷癒,令人呵噓歎息!
近七十年來,我的攝影興趣不減,從未間斷卻並不連貫,這與時局、運動、心情和工作、生活有直接關係。坦白說,我確實曾想過當個專職的攝影工作者,可 是最終卻還是鍾情於科技。我拍攝的題材以人為主,也有隨機的景物,那是我的審美觀和興趣的體現。我喜歡遇到機會抓拍性地留影,對佈設、擺佈沒有好感。我經 曆過舊社會,對”社情民意”特別敏感,因此拍下不少解放前難民和乞討者的照片,自然也有解放後的所見所聞。我不為了”獵奇”,只希望讓它們證明時事。我在攝影中找到了自己的樂趣,如今卻無意間為大家與小家留下了凝固的瞬間。
再看今日,數碼時代來臨,相機發生徹底革命,電子代替膠片,相機的普及率造就一代攝 影族群,網路上以億萬計的照片讓人應接不暇,我依然努力地跟隨時代的腳步,開始用新型攝影器材,擺弄著未知同時卻也在不停地回味。”學如逆水行舟,不進退”,這些照片無疑是我在潮流中行駛的逆舟,畢竟這是我的擁有,姑且稱之”鏡匣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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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南方週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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