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書中有一個最刺激的觀點：”中國要有條件地和西方決裂”。我問劉仰：”你同不同意這個觀點？”他沒有直接回答這個問題，而是說起另外一種決裂：中國需要和那種貶抑自己，認為自己在各方面都不如西方的”逆向種族主義”觀點徹底”決裂”。他甚至希望借助這次採訪，作一些澄清：”在我有些文章裡面，我對美國的批判等等，可能也有言詞激烈的地方，也對別人造成感覺就是要跟美國對著幹，我借這個機會表達一下這個意思，我是希望能夠用這種方式讓大家更加容易地看到美國社會所存在的問題…

文◎李梁、謝小紅

半個月來，一本叫《中國不高興》的書在中國熱賣，被稱為十多年前《中國可以說不》的升級版，書中激烈的民族主義言詞，引發了支持者與反對者的爭論。這是本什麼樣的書？它的背後透露出什麼樣的資訊？

【一】

3月31日，北京市首體南路新世紀日航酒店，《中國不高興》的作者之一劉仰坐在我面前。他戴著鴨舌帽，喝著一杯綠茶，以一種令自己舒服的方式坐在沙 發上。一個半小時的聊天中，他顯得溫和、克制，評述問題辯證、清晰，有條有理。似乎很矛盾，他在這本書裡卻寫下了那麼多激烈的言詞。
劉仰在書中激烈表示：”不能任由美國綁架世界”、”西方人為什麼不能改變生活方式”，”他們（親美精英）永遠是精神上的”。但眼前的劉仰在聊天中說，我們要認識自己的不足，要看到別人的長處，要向別人學習先進的東西。

一周以來，他在博客上和北京某媒體打起筆仗，”《中國不高興》讓誰狗急跳牆”、”某媒體請高人叫陣《不高興》”等刺激性標題，容易令人想起過去的某個年代。但在聊天中，他平靜地說，”公平不公平大家去說，他一個辦報紙的，有傾向性也很正常”。

這本書中有一個最刺激的觀點：”中國要有條件地和西方決裂”。我問劉仰：”你同不同意這個觀點？”他沒有直接回答這個問題，而是說起另外一種決裂：中國需要和那種貶抑自己，認為自己在各方面都不如西方的”逆向種族主義”觀點徹底”決裂”。

他甚至希望借助這次採訪，作一些澄清：”在我有些文章裡面，我對美國的批判等等，可能也有言詞激烈的地方，也對別人造成感覺就是要跟美國對著幹，我借這個機會表達一下這個意思，我是希望能夠用這種方式讓大家更加容易地看到美國社會所存在的問題。”

“千萬不要誤會說中國就是要跟美國對著幹，沒這個意思，每個人都希望中國跟美國還是合作。”他說。

“為什麼現在的你和在書中的面貌，像是兩個人？”我把這個問題拋給了他，他的回答是，寫文章的時候，難免會有一些激動。

但是，坦率地講，我寧願相信這書裡的激烈觀點不過是一種書商對書的策劃與包裝，用情緒化的民族主義言論吸引最大量的讀者；或者，這種激烈的姿態，出自作者們對於要解決書中諸多問題”矯枉必須過正”的思維。

關於後者，劉仰在採訪中作過類似表示：”有時因為一邊倒的輿論太強，你輕描淡寫四平八穩的描述這個問題，可能引不起注意。”而另一位作者王小東也在訪談中說：這本書出來，就是要刺激一下知識份子的。

半個月來，《中國不高興》引發了一波波的議論，許多人頗不高興，也令一批人興奮不已。或許最開心的是策劃本書的書商。北京另一家出版社的人在聊天時感歎：”我們動手晚了！”

【二】

而關於前者，從這本書的出版過程看，書商張小波的確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劉仰說，這本書最早的創意來自張小波–他是當年《中國可以說不》的策劃人。張小波在2008年首先提議要做這件事。”基於2008年一整年，我們國家發生的事情，從3•14事件到火炬到地震，他敏感，認為會找到大家共同關注的東西。”劉仰說。

張小波一開始找到劉仰、王小東和宋強，大家都覺得主意不錯，但人不夠。最後找到黃紀蘇、宋曉軍共同參與。

2008年10月，一行人來到作者之一宋曉軍朋友辦的一家度假村，劉仰印象中像個”農家樂”。大家一口氣聊了三天的時間，成就了張小波這本書的主體內容。

“因為有一個出書這樣的目的，（話題）不能太散太亂。”劉仰說，”開始關於形式也有過討論，說我們是不是先列個提綱，後來說列提綱也挺無聊的，反正 大概是這些話題，大家敞開聊。上午聊完了，中午吃飯的時候大家考慮一下，有哪些話題要接著聊，下午重點安排這些話題……還是一個比較隨意的狀態。”
幾個人關心的領域不一樣，宋曉軍主要關注軍事，王小分隊東關注經濟、金融、國際關係，面比較多，劉仰關注國際關係、經濟等方面，宋強關注社會方面，”一種感受方面的東西會多一些”。

張小波作為這次”神侃”的召集人，這本書裡是否有他的觀點？劉仰說，”整個書應該說是他的一個傾向，但他好像沒有具體在裡面發表什麼觀點。”

聊天時間裡，張小波全程安排了錄音和速記。結束後，張小波把錄音整理好，發給每個人，進行補充、整理。

書本來打算在2008年底出，由於圖書運作的關係，拖了幾個月。大家對講話稿作了補充，書中關於”內政的憤懣”，也作了不少刪節，一直拖到2009年3月中旬兩會結束之際推出。

根據劉仰的說法，張小波因為某些原因，不願意接受我們的採訪，無法聽到他關於本書的策劃經過。但我在出版業的朋友表示，這些年來，談論民族主義情緒的書，觀點越激烈，越會受關注，而理性的觀點，總是難以大賣。

所以面對眼前的劉仰，我始終無法判斷，書中的一些激烈的觀點，有多大程度上來自這五位作者對現實社會的中西關係的真實判斷。抑或是他們在書中帶著情緒突出表露了觀點中激烈的一面，而把類似于劉仰在聊天中所說的”我們仍要向美國學習”這樣的話語省略掉了。

【三】

事實上，這本書出版之後，最受關注的是書中對中西關係的激烈表述：中國要”持劍經商”，我們要有一個”英雄集團”，中國要”有條件地與西方決裂”。對於那些他們認為是自輕自賤、”逆向種族主義”的親西方的主流知識份子，作者們亦不遺餘力地進行批判。

贊者，罵者，皆奔此而來。

反對的聲音來自一些學者。中山大學教授袁偉時在電話中說：”書的思想是極端民族主義，這個極端民族主義是非常不利於中國發展的。他們出這本書，無非是想炒作，求名求利。我翻過這本書，我覺得這本書是不值得讀的。”

袁偉時批評，這本書”不是嚴謹論證基礎上提出的”。

的確，許多讀者發現，書中”大目標”、”文藝腔”之類的概念被幾位作者多次運用，但到底是什麼意思，卻沒有準確描述。對此劉仰解釋：要討論這個定義，那是很難的，也沒有必要。”要把這個書看作純粹的學術書，意義不大，老實說，我也不認為它是學術作品。”

他對此書的定位很簡單：就是一本暢銷書。

兩位重要的學者秦暉和朱學勤，均不願意就此發表評論。

北京政治學者吳稼祥卻仔細地看過這本書，並且作了許多批註。

他將此書和《中國可以說不》作了一番比較：”如果說《中國可以說不》闡明的是中國人一百多年來的受害人心理的話，這本書表現了暴發戶的心態–現在不是對西方說不的問題了，現在是要讓西方聽我們的。”

他認為，作者們的觀點現在是”三化”：民粹化，法西斯化和軍事化。”他們不高興的最重要的原因在於中國人沒有尚武精神，是中國人不準備打仗，這讓他們很不爽，很不高興。””書中指出的問題都存在，很多問題都需要找到解決的辦法。但是他開的藥，比這個病還要嚴重。”

經濟學家楊帆還沒有看到這本書，但他告訴我們，這些作者都是他的好朋友，他知道他們的思路和路數，他贊成他們的看法。”我們都是民族主義者，我們都 是強烈的民族主義者，這是非常光榮的一件事情。”楊帆說，”這個事情爭論得這麼厲害，就有一幫中國人讓美國人洗了腦子，對自己的民族長期的否定。”

我們也找到了被輿論稱為”左派”學者的社科院政治研究所房甯教授。”也沒什麼，一本書嘛，沒什麼感覺。民族主義是中國一百年的主題，這會不斷的成為熱點的。”他已經寫了一篇文章，發表在某報紙上。

房甯在這篇文章裡，分析了中西關係的百多年的糾結，梳理了民族情緒的起伏，結論是：”只要這個世界上有不公平，這個世界上有人還想欺負我們，我們就可以不高興，就可以把不高興說出來，而且不必為把不高興說出來而感到害怕。”

劉仰認為，這本書的價值在於給大家提供了一個思考的點。他並”不希望給大家腦子裡灌輸什麼觀念”。”對於觀點可以見仁見智，我們不過是在書中提出一些問題，引起大家對於這些問題的思考。”

不過，當他看到”很多年輕人覺得看完以後有一種痛快的這種感覺”，這又讓他感到”比較欣慰”。

【四】

這本書出版之後，引起了國際輿論對中國”不斷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的關注。例如，英國《每日電訊報》就把這本書視為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情緒不斷升溫的標誌，而美國《新聞週刊》則感歎，這些”挑釁性的觀點，扣動著人們的心弦”。

袁偉時教授對民族主義思潮並不感到擔憂，”因為它不是中國的主流。在知識階層裡面，多數人是比較冷靜的，甚至在政府官員裡面，我感覺多數也比較冷靜。”

同樣不擔憂的還有本書的作者們。一位作者說：我們只是民間知識份子，又不是外交部發言人，這種擔心過慮了。

但袁偉時有另一種擔心：”這本書沒有積極影響，主要起的是負面的影響。主要是一批沒有經驗的年輕人、憤青在這裡得到發洩的管道。”

本報的一位實習生採訪了她的一些同學。她發現，有些同學挺喜歡這本書，但也有一些人沒有看，覺得意思不大。一個女同學剛買了一本看完：”觀點正不正確都是自己消化，我覺得最好抱著一個寬容的態度來看。”

這種”寬容”在13年前並不容易見到，當年說”不”的一代年輕人面臨社會由理想主義到物質主義的巨大不適應，對西方採取了一種排斥性反應和對抗性思維。而這種對抗性邏輯，在開放的時代氛圍裡長大、熟悉瞭解西方的新一代年輕人中，已不大能見得到了。

在此意義上而言，全球化時代的新愛國青年，已與老一代”憤青”完成了代際更替。他們未必時刻高喊偉大崇高的目標，但卻擁有生活的常識，習慣把宏大命題放在常識的框架裡思考。

從目前來看，網上的批評與反批評尚在熱烈持續，參與者各懷心思，這本書對民意的影響尚有待考察。但批評也好，力挺也好，只要有開放的討論空間，只要大家能自由地發言，相信理性的觀點終歸會佔據主流的位置，而極端的情緒，亦會在時間中找到自己的歸宿。

新加坡《聯合早報》亦發表評論認為：”面對崛起期的集體焦慮和思想的泥沙俱下，人們不必情緒化反應，更不要封閉或封殺，需要開放的思想討論氛圍。”

劉仰在採訪中說過的一句話：”我們應該相信中國人，你以為大家還都是很無知的人？就這麼一本書就把大家的思想都影響了，都帶到水溝裡去了？絕大多數中國人還是有自己的判斷能力的。”

事實上，在實習生的採訪中，那些喜歡這本書的同學，終歸也只是喜歡而已。當短暫的激情逝去，他們將回歸開心或焦慮的日常生活。

“我沒有心思去考慮什麼大目標，忙著找工作呢。”一位今年畢業的大學生在網上留言說。在文字後面，她留下了一個長長的歎息的符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