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校教師常自許為體制的代言人，認同於自上而下的價值和原則，認為學校是教育的聖地，必須隔絕於外在的社會。這樣的觀念當然已不再能適應於經歷民主變遷 的新時代。於今，權威的建構比較是來自於協商討論、相互尊重、來自於契約與共識。這才是一種民主的權威，也才可以教育出自主自治的主體…

文◎林深靖

新竹發生深夜殺人事件，五位滋事嫌犯從15歲到18歲，都是還處於就學年齡的青少年。事發之後，輿論猛烈抨擊家庭教養和學校教育的雙重失敗，各路評述普見對於校園和家庭權威的高度期待，似乎青春的失序必須咎責於權威的失落。

這些對權威管教的期待情有可原，卻是不切實際。因為，隨著社會的變遷，老一代人所熟悉的權威模式早已不適用於年輕的世代。隨著政治的民主化，自由自主的概念已悄悄滲入年輕人的心靈，他們越來越沒辦法忍受為了體制的運作而強加在他們身上的權威、紀律，也不願意接受強迫性的學習和距離他們的興趣太過遙遠的課程內容。而在整體社會上，過去所謂的「三老權威」──老爸、老師、老闆──也隨著個體自主性的提高而逐漸沒落。

許多家長和老師遲遲無法適應生活模式改變導致權威失落的現象，而這往往才是悲劇的真正來源。他們因為堅持或貪戀舊式的權威而與新生世代反權威的心理狀態產生摩擦，嚴重者甚至到達水火不容的地步。青少年的逃家、逃學乃至輟學，往往就是這類衝突的結果。

現代教育講究尊重自主的選擇和協商的精神，而這也許是一種「新權威」的來源。法國教育學家法布爾(Daniel Fabre)指出，青少年畢竟還是需要某些可以遵循的標準，甚至需要某些帶有權威的意象或偶像。大部分學生厭惡的是「不講理的、壓抑的、愚昧的、過度的、專制的」權威；但是，如果權威的來源被認為是「需要的、正當的、靈活的、尊重人並願意傾聽的」，那麼還是能夠得到學生的歡迎，甚至成為青少年徵詢意見的對象。

也就是說，良好的權威必須要能夠與權力關係脫鉤。過去，學校教師常自許為體制的代言人，認同於自上而下的價值和原則，認為學校是教育的聖地，必須隔絕於外在的社會。這樣的觀念當然已不再能適應於經歷民主變遷的新時代。於今，權威的建構比較是來自於協商討論、相互尊重、來自於契約與共識。這才是一種民主的權威，也才可以教育出自主自治的主體。

事實上，知名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早在他的時代就將權威分成傳統的、魅力的以及合法合理的三種類型。於今，傳統型權威或許已不可取，魅力型權威也不可求，我們只能以合法合理來期待於新時代的為人師表。真正要讓學生樂意回到校園，回到知識的課堂，不是傳統管教的權威，也不是個人的天生魅力，而是具有溝通能力與理性精神的，民主的權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