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觀眼下的中國，很少再有出版社願意去出版這類作品了（除非你是一名功成名就的作家），人們在娛樂至死的喧嚷中，失去了對記憶的追尋與抒寫，失去了對苦難的描述，失去了一種對道義的呼喚與闡揚，一句話，失去了捍衛良知的責任。可是，這位原從苦難的陰影中掙扎走出的羅馬尼亞（德國？）女作家，在她曾經默默無聞（她現在再也不能做到寂寂無名了，她還能保持她的那份冷靜和深邃嗎？）的寫作生涯中遠離了至死的娛樂，而執著於對歷史和心靈真相的揭示和還原…

文◎王斌

2009年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品讓我充滿了閱讀的期待，坦白說，似乎很久以來我失去了這份熱切的期待了。諾貝爾雖然始終保持了它一貫的水準、一貫的立場、一貫的世界眼光和人類的救贖意識而沒有像各大國際電影節那般充滿了機巧的藝術投機，但它在我的心中不再像上世紀那樣的光芒萬丈了。

進入本世紀後，只有印度裔的奈波爾得獎讓我激動了一番，那是因了我曾在他得獎之前讀過他的一個短篇小說集：《米格爾大街》，那部動人的小說讓我重溫了獨有名著才能散發出的氣息和氣質，它讓我對自己的成長亦有了一份深切的感悟與認知──它敍述的是一個少年的視角以及他的成長，那時我就暗暗認定此人可能會榮獲「諾貝爾」，果然，有一天奈波爾終於眾望所歸。

那以後，雖然仍有作家榮膺此等大獎，我亦追逐著他們的著作閱讀，但熱情驟降──這是為什麼？我說不出其中的原因，我更願意相信這完全是出自我個人的原因，每個閱讀者都有一種潛在的審美趣味，他只選擇適合於他個人口味的作品，一個人一旦到了一定的年齡段，不再會盲目跟風了，他會堅守著一種個性化的趣味和立場。

似乎從去年開始就在諾貝爾獎頒發之前盛傳以色列的作家阿摩司•奧茲該得獎了，當然還有在中國亦影響甚廣的拉美作家略薩和日本作家村上春樹，我私下一直認定最終會花落奧茲之手，因為他作為一名猶太作家──一個具有充沛的民族情懷的作家，一個持之以恆抒寫民族苦難，敢於面對和撕裂自己靈魂的人，他的盪氣迴腸的歷史書寫，會成為某一屆諾貝爾的黃鐘大呂。

可是他去年落選了，榮膺大獎的人是一名法國人，起碼在我看到的他的翻譯小說中（我相信是由於譯文拙劣的緣故），沒看出我所期待的”諾相”來。那時，我為奧茲惋惜。

今年我再次期待，而又再一次的期望落空，但是–這一但是的轉折讓我心中充滿了一種隱隱的激動，這一隆重而又莊嚴的諾貝爾文學獎頒給了一位國人完全陌生的羅馬尼亞裔的德國女作家（據說在她居住的德國，知曉的人亦寥若晨星）。這一「意外」讓我好奇，我開始在有限的資訊中追尋此人的消息，如饑似渴。終於在一則短訊中，看到了有人簡略地譯介了她最近的一部小說的開首語，說的是：一個寒冷的清晨，一群便衣員警闖進了「我」的家門（大概）……我再看諾獎的評語，知道這位在中國名不見經傳的作家，一生都在描寫的是被掠奪的「一無所有者」，我的心熱了一下，不知為什麼突然有了一份感動–是因了那短短的幾行被翻譯出來的小說文字嗎？

什麼都不用解釋了，因為她所處的曾經的境遇已然足以說明瞭她筆下所描述的物件，那是一群在全能統治下無路可走，無家可歸，又一無所有的受難者，那是一群曾經與我們有過共同經歷的人。

從那一刻開始，我又重新點燃了對閱讀諾貝爾獲獎作品的熱情，我甚至有些迫不及待了。

綜觀眼下的中國，很少再有出版社願意去出版這類作品了（除非你是一名功成名就的作家），人們在娛樂至死的喧嚷中，失去了對記憶的追尋與抒寫，失去了對苦難的描述，失去了一種對道義的呼喚與闡揚，一句話，失去了捍衛良知的責任。可是，這位原從苦難的陰影中掙扎走出的羅馬尼亞（德國？）女作家，在她曾經默默無聞（她現在再也不能做到寂寂無名了，她還能保持她的那份冷靜和深邃嗎？）的寫作生涯中遠離了至死的娛樂，而執著於對歷史和心靈真相的揭示和還原。

我一直以為，人類在保存歷史記憶時，除了研究性的歷史著作，除了一手乃至二手搜集來的歷史資料，小說是一種極為特殊的甚至是至關重要的一種對歷史的保存和追憶，因為小說比任何種類的「保留」都更重要的在於，它能夠通過「虛構」（情節、人物）而直抵精神和心靈的「現場」，拷問人類的良知，追溯歷史的存在之真。

這是小說作為一種文學敍事的使命，但在今天，在這個作為純正的文學文字正在消亡的時代，作為只講娛樂、只講金錢和名利的時代，文學的使命感是否還能保留住它源遠流長的精神家園？文學在這個時代無疑已開始了它無可奈何的精神流浪，就像多少個世紀以前猶太人離開了上帝賜予他們的「應許之地」而流落他鄉，但他們心中依然存留著對那片神聖土地的嚮往，九死不悔地終於有一天重歸了故鄉！

那文學呢？這個精神的流浪者，這個無所依傍的靈魂的飄零人，這個時代的遊吟詩人和一無所有者，他還能再度尋找到他的故鄉踏上屬於他的那片「應許之地」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