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在二十週年，德國政府向外界描繪出美麗願景，但統一後的二十年來，社會貧富差距越益嚴重，而柏林東邊更成為重災區，這令到來自東邊的知識分子感到迷惘，當年他們搖旗吶喊，要推翻專制統治，可是卻未完全準備要擁抱西邊的資本主義，現在他們自嘲是邊緣一族、迷失一代。在政治上，德國統一了，但在人心上怎樣進行融合，卻是一個複雜的工程，而最大的障礙就是信任問題…

文◎張翠容

我在二十年後重訪柏林，推倒柏林圍牆改寫了德國和歐洲的歷史，為原東德人民帶來大量機會，但來自東邊的知識分子當年搖旗吶喊，現在卻自嘲為迷失一代。融合仍是漫長的過程，二十年並不算長。

火車從波蘭首都華沙徐徐開往德國柏林，火車上有不少乘客是來柏林見證柏林圍牆倒下二十週年的慶典，這是歐洲一個重要的紀念活動。二十年前的十一月九日，不僅德國歷史被改寫，歐洲也進入一個新紀元，邁向整合之路。

大家一窩蜂擁到柏林，好像一切變天從柏林開始。有波蘭人感到不是味兒，他們不時提醒我，首先帶來東歐（正確說應是中歐）變天的國家是波蘭，波蘭團結工會功不可沒。

一出柏林火車站，火車站大堂掛了一幅巨型醒目海報，海報上寫著Solidarnosc （團結工會），一位波蘭工人捲起衣袖往前走。聽聞德國政府為了安撫波蘭人的情緒，或是真的想熱情的公眾不要忘記波蘭，這乃是波蘭為東歐變天踏出第一步，為柏林圍牆瓦解帶來契機。

我的心情有點緊張，畢竟是二十年了。一九九零年春天我曾來這裏採訪，因此結識了一些前東德的朋友，二十年後尋訪他們，同時也尋訪歷史，以及二十年來的變遷，五分之一世紀的人生與國家、甚至一個地區的軌跡。

卡斯塔（Carsta Wustlich）為前東德異見人士，我在九零年認識她，乃由於我要採訪她前任丈夫烏斯尼茲，他是東德反對派「新論壇」的代表人物，緊接著波蘭在八九年六月四日舉行第一次民主自由的大選後，「新論壇」開始發難，他們發動簽名運動，要求改革，各界人士紛紛響應，波瀾壯闊。

當柏林圍牆倒下之際，烏斯尼茲充滿信心，準備在新時代大展拳腳。無奈二十年後重訪，他已隨著「新論壇」一起銷聲匿跡，並早與卡斯塔離婚，他們離婚的日子竟然就在德國統一之時。

原來，柏林圍牆的倒下同時也推倒了不少東邊的婚姻。據統計，九零年後前東德地區的離婚率大增，與大量往西邊遷移的人口比率立時成為突出的現象。柏林自由大學社會學教授芭芭拉（Barbara Ritdmuller）指出，由於他們認為一個時代的變遷會帶來新機會，他們對前景抱有太多不切實際的憧憬。

在變遷過程中，總會有失敗者，卡斯塔二十七歲的小兒子馬田因無法適應而患上憂鬱症，近年越來越深居簡出，害怕與人交往，整天與電腦這一新玩意兒為伍，變成「隱蔽青年」。

在柏林的東邊，有多少「隱蔽青年」？卡斯塔站在家中的大廳往窗外望，嘆了一口氣，不欲再談兒子之事。當被問到二十年的轉變，她聳聳肩，然後點頭表示﹕「畢竟柏林圍牆的倒下為他們帶來自由，總體來說是好事啊！」

二十年來，她搬了一次家，其實她是從原來一個大單位搬到同一層樓的另一個較小的單位，一樣的坐向，面對柏林圍牆的遺址。她笑說，拆下圍牆，才知道有一條美麗的運河，一直在她房子對面流淌著。她向下一指，告訴我，以前樓下的街道，由於是圍牆邊界，經常有軍警巡邏，有又黑又瘦的軍犬在叫吠，陰森極了。如今政府在該地區大興土木。諷刺的是，國家安全部大樓將坐落於卡斯塔房子旁邊，她取笑說，以前給前東德情報機關Stasi監視，現在一樣逃避不了國家老大哥的眼睛。

十一月九日二十週年慶典舉行過後當晚，德國電視台播放知名電影《竊聽風暴》，講及前東德Stasi情報人員如何監控異見人士。前東德陰暗一面在這二十年間不停透過媒體呈現在新德國人民眼前。

據統計，東德時代有大量民眾受政府指派為Stasi提供情報，東德遂成為整個東歐陣營中情報人員最多的國家。

在政治上，德國統一了，但在人心上怎樣進行融合，卻是一個複雜的工程，而最大的障礙就是信任問題。來自柏林西邊的歷史學家諾拉（Nora Duhme）博士對我說，統一初期，東與西兩邊的確存在一種不信任的鴻溝，即使政府也不大願意委任東邊的人加入政府機構。當然，現在的總理默克爾夫人也是來自前東德了。

不過，這並非一定表示西邊的人已完全接受東邊的人，特別對東邊的政治人物而言，他們的過去經常成為焦點。

舉個例子，在東德時代經常為異見分子打官司的人權律師沃爾夫岡（Wolfgang Schnur），柏林圍牆倒下後，他即成立一個名為「民主覺醒」（Democratic Awakening）的政治組織，並高調表示渴望為新德國的自由民主而獻身，怎知在他意志高昂之際，卻給人調查發現，原來他竟然曾為Stasi任秘密情報提供者，結果他黯然隱退。

當有人提出寬恕與和解，但亦有人認為必須正視和清理過去，二十年來的柏林便是這樣處於拔河的狀態。就好像納粹的歷史，十一月九日自由慶典當天，大批反納粹人士發動大遊行，毋忘恐怖統治、以及當中的劊子手和同謀者。

在柏林，有一個叫「左派黨」（Die Linke）的政黨，人們相信這主要由前東德共黨成員所組成，零七年建黨之初便受到德國國家安全機關嚴密監視，該黨領導人之一蓋勒格（Gregger Gysi），其父曾為前東德文化部部長。

我走訪這個政黨，其國際政策部門主管奧利弗（Oliver Schroder）接見，他才三十歲出頭，他向我強調他來自西邊，指外界對「左派黨」有錯誤印象，而他們最不高興的，就是傳媒經常大肆描繪該黨來自東邊的成員只懂一味緬懷前東德時代，大有要求走回頭路之勢。「我們的成員沒有這種態度，而我們所主張的乃是社會民主主義，並否定前東德的獨裁、專政。但我們應要追求怎樣的民主？如果沒有社會公義，又如何談民主自由？」

他確實點出了問題的所在。儘管在二十週年，德國政府向外界描繪出美麗願景，但統一後的二十年來，社會貧富差距越益嚴重，而柏林東邊更成為重災區，這令到來自東邊的知識分子感到迷惘，當年他們搖旗吶喊，要推翻專制統治，可是卻未完全準備要擁抱西邊的資本主義，現在他們自嘲是邊緣一族、迷失一代。

當年的「新論壇」成員以及其後改組為「聯盟九零」（Alliance 90），都因未能百分百認同西邊放任的市場經濟，結果與「綠黨」合併，要求民主自由，也要求社會公義。這是前東德反對派的寫照，他們在統一的德國繼續擔任反對角色。

事實上，不僅東邊的人，西邊的人也開始關注公平的問題。我在柏林坐電車往東邊去，從繁華的市中心亞歷山大廣場（Alexanderplatz）一直到東邊的盡頭，越東越破落，越荒涼。有不少空置的工地，儼如廢物場。自柏林圍牆塌毀後，東邊的工業亦隨著萎縮，缺乏競爭力，前國營企業逐一關門，即使給私有化的，也搬到西邊去，又或給西邊企業吞併。統一後東邊更有接近二百萬人口遷走，出生率亦大大下降。今年德國捲入金融海嘯，東邊人口急速萎縮，到處是荒涼之景。東柏林的雙位數失業率是全德國之冠，而工資也低於西邊百分之二十五。

東西德融合仍需時間

我在九零年認識安格·勞爾（Anke Rohl）一家，她當時才七歲，現在二十七歲，她為了一份兼職工作，搬到較近市中心的地區去，而她父母則提早告老歸田，回家鄉過著較柏林便宜的生活。

她入不敷支，靠支取政府的補助金過日子。十一月九日前兩天，她坐友人便車跑到波蘭邊境去遊玩。她對二十週年慶典感情複雜，她成長在東邊Honow地區，如今成長之地面目全非，鄰居也經常不同，她對該地區已失去歸屬感，並迷失於時間與記憶裏。

想不到年輕的安格，竟與年長的一代同樣有失落的感覺，雖然她不否認統一為東邊的人帶來大量機會，但融合仍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二十年的時間並不算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