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灣，不論藍綠統獨，其實都有著共同的歷史文化基因，而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先後成為文明衝突下的失敗者；所謂台灣人的悲情意識，以及龍女士父輩從大江走向大海的複雜情緒，都可以在這框架下得到解釋。但是這樣幽微漫長的歷史過程與內在心理線條，卻在百多年來國際霸權競逐的淘洗以及島嶼內部權力爭奪的遮蔽之下，扭曲成了看似敵我不兩立的二元對抗，甚且進而自築長城、畏懼內外的對話溝通…

文◎張釗維

龍應台女士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書當中，以身為「失敗者」的下一代為榮。站在1949-2009這龐雜洶湧、離亂糾結的六十甲子歷史記憶之前，要能夠旗幟鮮明地站好「失敗者」的位置，的確是需要非凡勇氣的。

龍女士此處的「失敗」，指的是國共內戰的失敗。這種說法最大的危險，就是很容易把台灣百分之七十以上所謂「本省」的潛在讀者搞成圍觀群眾或是不相干人士-對於他們以及他們的父輩來說，是沒有這種特定的「失敗」經驗的。然而，如果我們能夠換個歷史的角度與詮釋的視野，就會發現，「失敗者」及其經驗，其實並不僅僅是1949年跟著蔣介石倉皇來台的那兩百萬軍民及其後代。

且讓我們回到四百年前。

1691年，鎮守長城古北口的總兵蔡元上奏，他所管轄的那一帶長城「傾塌甚多，請行修築。」康熙對此明確表示反對：「守國之道，惟在修得民心，民心悅則邦本固，而邊境自固…今欲修之，興工勞役，豈能無害百姓？且長城延袤數千里，養兵幾何方能分守？」長城自古象徵著農耕王朝與遊牧民族之間拉鋸衝突的斑斑血跡；從秦始皇大修長城開始，經過一千九百年，滿清遊牧民族入主中原並且逐漸漢化之後，農耕與遊牧之間涇渭分明的那條分界線，終於瓦解。從此，靠近長城邊境的山西人才有可能絡繹不絕地進出邊關，「走西口」做生意，進而成就出讓郭台銘也讚嘆不已的晉商「白銀帝國」。

而與此同時，農耕王朝與海洋力量之間的拉鋸衝突，卻要進入另一個階段。康熙決定不修長城的這個時候，清王朝剛剛拿下台灣，水師提督施琅以媽祖鎮台，使西太平洋第一島鏈的戰略要地不落入洋人之手，確保海疆無波。但是，這並不意味著農耕王朝已然征服或吸納了海洋力量，後者已經徹底失敗；相反地，反撲正在秘密蓄積。不久之後，朱一貴、林爽文在台灣的相繼起義叛亂及其弭平，終於在官方文書上揭露了一個組織性反撲力量的存在，這就是天地會。

今天論者通常以「秘密會黨」的觀點來看待天地會，乃至其後的洪門，視之為某個朝代的特殊社會現象。但是如果我們能夠細究天地會的緣起，或可發現它跟明朝中葉以來，因為農耕王朝的海禁政策以及對所謂「倭寇」的打壓，而造成的江浙閩粵一帶民眾乃至東西兩洋華商華工的自力救濟與自我組織，兩者之間，存在著深層的因果關係。

這一頁歷史可遠溯自唐宋元三朝，東南沿海所累積的海外貿易經驗與航海技術。這造成了廣州、泉州、杭州與寧波的興旺，以及宋元兩代的強大海軍。到了明代，這個中國歷史上最專制的朝代，在鄭和下西洋之後緊縮了海外關係；累積了幾個世紀的沿海活力得不到官方支持反受打壓，所謂倭寇與海盜就此興起。明王朝的態度是把海洋視為域外亂源，作法是遷界禁海，基本上就等同於築起長城、佈置重兵，堅壁清野以禦來犯。然而，跟歷朝歷代農民起義的叛亂不同的是，這群「海盜倭寇」事實上根本無心奪取政權；後來被浙江巡按胡宗憲擒獲並砍頭的「海盜頭子」王直，他的心願僅僅是「開放海禁、允許貿易」。

比較起來，這跟同時期西方海外殖民者可以拿著王室頒發的特許狀橫行七海，完全是天差地別。我們可以想像，此刻中國的海洋力量存活在西方殖民者與農耕王朝之間，必須自求多福、自我組織，他們將無可避免地走向秘密化與地下化；但現存史料因為受到明朝以來官方與士大夫意識型態的篩選與遮蔽，已經無法向後人展示這個可能相當豐富而多彩的海洋圖景；一直要到明清政權交替之際，因為鄭氏武裝集團擺脫了僅僅作為海商的格局，冒險走向政治舞台成為主角之一，因而可以留下較多線索，才讓我們可以管窺中國近代海洋力量的具體樣貌。

從鄭芝龍到鄭成功，東南沿海乃至東南亞一帶的華人海洋資源被兩代鄭氏有效地統整起來，形成可以跟東來洋人以及南下清兵相抗衡的政經與軍事組織；高峰時期船舶千艘、兵員二十萬，以「仁義禮智信」為號的商貿與通訊體系遍佈海外與內陸。這事實上是繼宋元海軍、鄭和下西洋之後，中國海洋文明發展的又一高峰；但這也埋下了從明末開始，海洋力量與中央政權相抗衡的伏筆。但是，在往後的數個世紀，海洋力量的反抗多半以失敗告終。

首先是鄭成功企圖北伐，奪取南京以跟清朝劃江而治。但是兵敗之後，他不得不另謀出路，才有了東渡台灣、驅走荷蘭人的軍事行動。根據學者研究，部分鄭氏部將面對南明政權不保以及鄭成功在台灣割據自立的困境，遂秘密在閩南一帶參與推動了天地會。這個秘密組織依循著鄭氏集團既有的網絡與海神信仰之一的玄天上帝體系，成員遍及東南沿海、台灣以及東南亞；在這片唐宋以來中國海員與海商所熟悉的廣袤領域，他們沒有無線電密碼與網路加密，只能操著閩南與潮州口音，以複雜的暗語切口來做認證與聯繫，以圖「反清復明」。

「反清復明」看似是一個政治口號，一如四百年後的「反共復國」。然而，這何嘗不意味著備受壓抑的海洋力量對農耕王朝所展開的新一輪鬥爭？

這種鬥爭，表面上是對政治權力與文化正統的爭奪，但是在潛意識的底層，其實是自明朝中葉以來，海洋力量在飽受污名化而不斷被農耕王朝彈壓之後，所累積的深度不滿。這種不滿有著民族主義的因子，因此天地會在東南亞一帶發動多次針對西方殖民者的抗爭；另外如中法戰爭中成為民族英雄的黑旗軍，領導者劉永福就是天地會堂主，七星黑旗更代表著玄天上帝。

另一方面，當時機來臨時，這種不滿立刻就指向農耕王朝本體：太平天國席捲南中國的叛亂當中，就有天地會的策應身影；而到了廣東人孫中山從海外號召革命，各地天地會及其相關組織如洪門，正是最重要的支柱；昔日的「反清復明」，如今化為「驅逐韃虜、恢復中華」。

於是，鎮日奔走海上的孫中山，其實不折不扣是海洋之子，他將明末以來散落東亞乃至太平洋海域的既存海洋力量重新串連起來，賦予現代化的政治使命。之後辛亥革命的成功與中華民國的建立，可說是一吐江浙閩粵台一帶沿海民眾與海外華人憋了四五百年的怨氣。

然而，這個表面上的解脫，並沒有維持多久。

先是農耕王朝薰陶下的袁世凱背叛共和，中國四分五裂；接著，同受海洋文明洗禮卻蛻變成軍國主義的日本跨海過來分一杯農耕文明的羹，企圖整碗端走；之後，尊奉孫中山、身為洪門弟兄的浙江留日學生蔣介石，糾集了西方資本主義的海洋文明想要改造中國，卻遭受了毛澤東領導下、經過共產黨之現代性轉換的農耕文明，一次接近全殲式的反擊；此即所謂「鄉村包圍城市」的大戰略。於是，在這海洋文明與農耕文明最新一波的激烈交鋒過後，才誕生了龍女士「應台」的這個名字，以及一甲子之後「失敗者」的自我定位。

從這樣的視角來看，在台灣，不論藍綠統獨，其實都有著共同的歷史文化基因，而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先後成為文明衝突下的失敗者；所謂台灣人的悲情意識，以及龍女士父輩從大江走向大海的複雜情緒，都可以在這框架下得到解釋。但是這樣幽微漫長的歷史過程與內在心理線條，卻在百多年來國際霸權競逐的淘洗以及島嶼內部權力爭奪的遮蔽之下，扭曲成了看似敵我不兩立的二元對抗，甚且進而自築長城、畏懼內外的對話溝通；這難道不是飽受挫敗的華人海洋力量內部自我的嚴重反挫？

歷史上，海洋力量的強項本在交流、協商與貿易，因此，這樣封閉式的自我反挫極不健康。

說穿了，不管本省外省、不管藍的綠的，都是海洋之子。而今天的中國大陸經過改革開放以及沿海經濟的帶動，逐漸納入全球化的軌道，已經不是過去單純的農耕文明樣貌；更何況，在全球暖化日趨嚴重的今天，保存較多自然生態基因的農耕生產與價值體系或將以新的面貌與內涵走向未來。那麼，相應地，擺在海洋之子及其下一代眼前的命題，恐怕不會是一再舔舐四百年來或是六十年來失敗的傷口，而該是思索如何再次發揮海洋力量的強項、深入了解農耕文明的過去與未來，以拆解對立、建構更多層次的對話與交流管道。

四百年前，遊牧民族出身的康熙帝，可以義無反顧地下令停修長城。今天，作為世界文化遺產的長城上游人如織，包括歐巴馬；那麼，在華人的農耕文明與海洋文明之間，那道自明朝以來就積壓著的有形與無形長城，是否也該瓦解之以供後人憑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