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握論述霸權的人，妖魔化的能力就越強，他們居然可以提出像民主和平論之類的堂皇之辭，把自己侵略別國領土，害得百姓流離板蕩的作為，怪罪成是別國不民主所導致。這樣的文明國家若還需要文字獄，豈不是自我矛盾？中國至今維持文字獄，當然是政治專制的表現，但號稱在法律上沒有文字獄的台灣，是不是在政治上與文化上仍好對不同思想者抱持仇恨，進行羞辱…

文◎石之瑜

死囚不是中國特色，文字獄更不是，但是現在是二十一世紀，許多自詡文明的國家已不再用處死的方法對付犯人，更不用文字獄的方式控制思想，因為現在犯罪的人往往是文明自身因素所內生的異化。但倘若面對的是被認為在文明之外的敵人，便另有更狠的處決方式，或加以妖魔化的手段。然而，他們一看到中國還有死刑，處決的竟是歐洲人，還文字獄不輟，便對於野蠻的赤裸裸表示不可思議，而沒想到他們之間只是野蠻之道不同罷了。

英國對於自己國人販毒在中國遭到逮捕並處決大為不滿，台灣各界則對於民運人士劉曉波以提倡民主憲章罹罪大肆批評。他們的文明姿態無疑都是高尚的，但不代表他們宣稱的所謂高尚文明，實際上也真的是高尚的。反而可能恰恰相反，正由於實際的文明進程與美好的自我想像大異其趣，若能靠著妖魔化中國，來轉移或粉飾自己不堪，為何退卻？

說自己站在歷史終點的法蘭西斯福山，正是根據歐美的文明說的；說自己的文明被別的文明威脅而不得不戰的薩繆爾杭廷頓，更是把文明差異形容成是無可救藥。在英國或台灣的文明社會裡的種族仇恨與歧視，能否與中國比一比誰比較嚴重，大可是知識上的重大挑戰。不過還沒有想好怎麼比才公平以前，他們就認為自己既然擺脫了以前也有過死刑，也有過專制的年代，所以一定比似乎是當代以製造死刑與文字獄見長的中國，要文明先進許多。

掌握論述霸權的人，妖魔化的能力就越強，他們居然可以提出像民主和平論之類的堂皇之辭，把自己侵略別國領土，害得百姓流離板蕩的作為，怪罪成是別國不民主所導致。這樣的文明國家若還需要文字獄，豈不是自我矛盾？中國至今維持文字獄，當然是政治專制的表現，但號稱在法律上沒有文字獄的台灣，是不是在政治上與文化上仍好對不同思想者抱持仇恨，進行羞辱？文字獄不但在心中，更還不斷在公共領域展現，以民意為託辭，其威力與殘害異於文字獄者幾希？

可見對這些高尚文明而言，我群的作奸犯科之徒縱使罪大惡極，也不宜處死，儼然他們比那些被妖魔化成為流氓國家的無辜失所的百姓，要高尚得多。而我們把別人妖魔化成不堪的異己，儼然與他們把異議者禁錮的習性相比，要文明得多。但是，這些自詡文明的手段充其量是宰制技術的精進，論實際的野蠻，可能就是五十步與一百步之差而已。而其中，當今流行用來掩飾罪惡，甚至享受罪惡而不自知的，就是批判中國的死刑與文字獄所帶來的快感。至於劉曉波的命運，只是口炮而已，愈慘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