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作調查研究，調查時抓一個點，取得經驗後再從點擴大到面。翻譯短篇小說，就是抓一個點，或者說解剖一隻麻雀。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從短篇小說裡足夠看出對方的翻譯水準。而且短篇小說請人校對、審查也容易。對他的短篇翻譯滿意了，今後可以從點過渡到長篇小說的面…

文◎吳澧

中西文化溝通不暢的最不主要責任，或許在於某些同志有硬面孔處理任何問題，卻沒有軟實力處理文化問題

年初的《環球時報》刊登了一組”專家展望中國未來十年”的文章。其中關於文化的一篇寫道，”2009年法蘭克福書展，中國軟實力出擊遭遇障礙和嘲諷”。

其實，法蘭克福書展作為一次龐大的文化活動，既然邀請中國作主賓國，主流–至少本意–肯定不是嘲諷中國；而中國既然派出了龐大的作家代表團，至 少從理論上講，應該足夠”釋放民間能量”，展現”貨真價實的軟實力”。不過，某些作家展現的交際能力，似乎離專家的良好願望還有相當距離。

有位畢作家，從法蘭克福回來後，在北京某報寫了篇文章，《中西文化為啥溝通不暢？》，回憶她在德國與西方人的幾次接觸。這裡不談政治，只講與畢作家本行有關的一次交往。據畢作家說：一位德國出版經紀人想把她的小說《女心理師》譯成德文，但書太厚了，問她能否改得短一些。畢作家”認真地想了一下，對他說，謝謝他的好意。我的作品是一個整體，我不知道如何改得短一些。抱歉啦”。

沒有作家願意刪節自己的作品。這種問題問上來，就是作家發飆的時候。發得好，就是文學史佳話。如果有托爾斯泰的高情，你可以說：這本書的稿費是捐給拒絕當兵參戰的和平主義者移居國外的，一個字不能削。如果有王爾德的急智，你可以說：這本書的版權計入了供給分居妻子的撫養費，如果可以刪節，我自己早刪了。沒有這點本事呢？那就還是讓經紀人來談吧。

不管托爾斯泰或王爾德會如何發飆，一個善於與人交往的經紀人大概會說：”啊，太長？很多人都說，他們讀到最後一頁，還想讀下去呢。”先間接地表明談判立場：這小說不長。然後，客氣地問：”如果你覺得500頁的中文譯成德文會有1300頁，太長了，那麼你認為什麼地方可以修改？”試試對方的文學感覺，看看是否值得進一步交往。

如果對方談得頗有道理，文學感覺很好，那就提個建議：”畢作家有個很得好評的短篇，能不能翻譯了在你們的雜誌發表？”同時說明，”這短篇裡有些說法很中國，很難翻譯，如果有困難，可以讓畢作家改寫得詳細些。”接受他的修改要求，但讓畢作家往長裡改，兩邊都有面子，並為譯者與作者的合作開創磨合過程。

這就是毛澤東同志提倡的工作方法：先作調查研究，調查時抓一個點，取得經驗後再從點擴大到面。翻譯短篇小說，就是抓一個點，或者說解剖一隻麻雀。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從短篇小說裡足夠看出對方的翻譯水準。而且短篇小說請人校對、審查也容易。對他的短篇翻譯滿意了，今後可以從點過渡到長篇小說的面。如要向”中國圖書對外推廣計畫”申請翻譯資助，也有了短篇可作水準依據。《南方週末》登過”中國圖書對外推廣計畫”負責人吳偉的專訪（2009年10月22日）。他說國內暢銷的本土小說在國外賣得不好。不管將來賣得如何，有機會總該試探賣書的可能性吧？按畢作家自己的說法，德國人的意向，她的硬面孔一拉就拒絕了。

其實畢作家應該處理得更有智慧的。寫了本五百頁的長篇《女心理師》，心理師不就是吃開口飯的嗎，而且這職業的第一要求是耐心聽人訴說。如果作者本身不具備相應的語言技巧，怎麼能把心理師寫活寫生動？當然，能寫不等於能說，如果性格羞怯，則臨場發揮未必行。但從畢作家那篇見報文章看，她很能應付政治問 題，怎麼都不像一個羞怯的人啊。

畢作家說：”中西文化溝通不暢通最主要的責任，在他們不在我們。”不過，在畢作家舉的例子裡，至少有一個，是”他們”已經主動了，有翻譯意向並徵詢 意見了；倒是畢作家一無所動。或許，中西文化溝通不暢通的最不主要的責任，在於我們某些同志有硬面孔處理任何問題，卻沒有軟實力處理文化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