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國際政治的專家，他一腳跨越進入「國際環保」的領域；我訪問他時，他兩手一攤，「人命都不能活了，還有什麼議題，比這個更重要？」「我不是科學家，但只要暖化危機有 1％可能性，我就買下保險。」「錢尼宣布伊拉克有大規模毀滅武器時，他連1％的把握都沒有，就發動了伊拉克戰爭。」美國人曾普遍認為佛里曼是個好記者，但不見得是一個愛國的好公民。…

文◎陳文茜

我訪問佛里曼之前，遠見出版社負責人已在他面前，幫我胡吹了一頓。初始，他誤以為這是非常尖銳且正式的訪問，我建議他放鬆一點，不到一秒鐘，他竟把兩條腿放在桌上，人躺座椅，仰頭頑皮大笑。

其實這是我第二次見他。佛里曼再來台，青年們把他當「環保先知」，總統與他會談時也不敢再談手帕節能等小事，戒慎景仰。但佛里曼之所以為佛里曼，不只是他得了三座普立茲獎，或他的新近兩部著作《世界是平的》，《世界又熱、又平、又擠》舉世討論；而是他有別於常人的思考模式。他總能跳脫自己身分限制的成見，凝聚一般人做不到幾近先知般的遠見觀察。

預知中東政策失敗

他共寫了五本書；第一本已震驚全美國，尤其猶太圈子的美國人。這本書《從貝魯特到耶路撒冷》，幾乎是美國第一本猶太裔的知名作家，寫出回教世界對西方的仇恨。早在1993年，911事件發生前七、八年，佛里曼專欄已預知美國中東政策根本的失敗，每一場美國介入或發動的戰爭，都加深了回教聖戰的報復欲望。《貝魯特》一書出版後；以色列激進份子揚言要宰了佛里曼。他是不折不扣的猶太人之子，怎麼可以忘卻猶太千年的悲苦，二次大戰的屠殺呢？
佛里曼《貝魯特》之文刊登期間，我人仍在紐約。那個時間點美國老布希總統剛漂亮地打贏「波斯灣戰爭」，佛里曼書寫貝魯特巴勒斯坦難民營，其報導與警語，在紐約人眼中不過是一個充滿好心但沒什麼國際架構見識的自由派言論。而在猶太非自由派圈子裡那更嚴重了，佛里曼是個叛徒！難道他忘了，父母之輩如何在納粹迫害下孑貧一身逃至北美？為什麼他竟回頭撰寫以色列的仇人觀點呢？

沒有人知道，即使佛里曼也未意識，《貝魯特》一書引發辯論同時，賓拉登已決心發展「基地組織」。那一條不幸的歷史殘殺之線，從貝魯特到耶路撒冷到科威特，最終拉回美國紐約。《貝魯特》一書出版後六年，雙子星大廈倒了；21世紀第一個起頭的年份 2001年，美國人在眼淚中矇矓地逐漸認識美國中東政策半世紀一連串的失誤。

1999年起，佛里曼在WTO西雅圖大會後，開始投入全球化的議題。他的觀點從樂觀轉為客觀，1999年出版《了解全球化》，2005年他加入更多對新興國家如中印的採訪，出版了最著名的全球化書籍《世界是平的》。為了全球化的觀察，他把人生的腳步，從美、歐、中東的西半球架構，延伸至東半球。繞著地球轉，聰明地他卻發現一個與工業化、全球化同步的狀態，「世界人口爆炸、氣候暖化、能源耗竭」。這場全球化的經濟革命，將在危機中終止，而且終止的不是哪一個地區、哪一個小國；是全體人類的生命。

於是從國際政治的專家，他一腳跨越進入「國際環保」的領域；我訪問他時，他兩手一攤，「人命都不能活了，還有什麼議題，比這個更重要？」「我不是科學家，但只要暖化危機有 1％可能性，我就買下保險。」「錢尼宣布伊拉克有大規模毀滅武器時，他連1％的把握都沒有，就發動了伊拉克戰爭。」

美國人曾普遍認為佛里曼是個好記者，但不見得是一個愛國的好公民。我訪問他美國暖化政策走向時，他充滿了焦慮；他的書高度膜拜中國的綠色革命，對華盛頓的遲鈍忿忿不平；甚至曾脫口說出希望美國政府當「一天的中國」；但貫穿所有言論的邏輯，我看到一個對自己國家逐漸落後、不斷犯錯的良心知識份子「恨鐵不成鋼」的沮喪與失落。

這一點，我自己非常熟悉。

於是道別時，我問他，下一部書的計劃……？他回答，「美國」。「我很擔心我的國家未來的處境，結束不了的恐怖主義戰爭，金融海嘯後的天文赤字，遲疑不決的美國治理……我想回來談美國，強盛百年後的帝國，我深愛的國家。」
他的答案，我一點也不意外。愈愛的人，往往想的愈深，也往往比別人痛的愈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