賴聲川有兩位朋友的父親都是臺灣空軍飛行員，某次執行任務後再也沒有飛回臺灣，被臺灣軍方認定為「投共」，家人一直被人指指點點。其中一位朋友在已 經四十歲的時候，父親忽然出現了，父子倆在國外碰到了。另外一位朋友的父親是「黑貓中隊」的，在駕駛偵察機搜集情報時，飛機墜落，沒有人知道摔在哪裡…

文◎石岩

「比起臺灣的眷村，這邊的部隊大院有一種東西是沒有的，那就是再也回不了家的感覺。」–賴聲川

1月15日，賴聲川的《寶島一村》從深圳移師至東莞保利玉蘭劇院上演，演出結束後，這位篤信「舞臺劇變商品等於自殺」的戲劇導演，將帶著這出被譽為「2008年臺灣兩座文化紀念碑」之一（另一座指電影《海角七號》）的作品到杭州、上海、北京等地繼續完成它的內地巡演。

東莞並不以音樂和戲劇聞名，這裏是否能接納一出聽上去主題有些嚴肅的舞臺劇？

在東莞最大的劇場裏，《寶島一村》開場前，四周幾乎只能聽到「臺灣腔」–在這裏的台商，給這出戲帶來了高達九成的上座率。

「他們不就像新一代的眷村人嗎？」賴聲川看著這些身處異鄉的「同胞」說道。

《寶島一村》以臺灣嘉義的眷村為原型，講述了1949年從內地逃到臺灣的三個家庭近60年的變遷。在眷村的98號老趙家和99號周寧家之間，本來有一塊很小的空地，杵著一根電線杆，老朱愣是用簡易的木架搭成房梁，與鄰居共用一個窗戶，一住就是幾十年。村口大榕樹下、村外防空洞裏，二十多位演員，近百個角色，上演了跨越近60年的時代悲喜劇。

一玩就是四十年

《寶島一村》在臺灣演了六十多場，其中「錢奶奶」教「朱太太」包包子那場戲，賴聲川還是會為自己創造的這個情節感動。

手提一根擀麵杖的錢奶奶是天津籍，1949年跟女兒、女婿從北平落腳到臺灣嘉義的眷村。女兒錢燕子對眼前的一切都不滿意：熱汗四流，沒法洗澡，沒有 北平的冰鎮酸梅湯，自己堂堂一個北大預科生下嫁一個連名字都很可疑的大兵：他說他姓楊，可是又自稱「趙漢彬」領到眷村的一間房。

住在他們隔壁的是朱太太是「本省人」，一句「國語」聽不懂。錢奶奶用天津話向朱太傳授天津包子的訣竅：肥肉跟瘦肉的比例還根據季節變化來調整，夏天 肥瘦比例三比七，冬天肥瘦四比六。錢奶奶念叨著：天津，我家，我老家……她連比帶劃，高聲大喊，最後黯然垂淚，朱太太對包子的做法仍然似懂非懂，不過這並 不妨礙日後她做的包子聞名嘉義。

劇中有一句關於天津包子的臺詞，「什麼味都有，但你就是吃不出是什麼味」，這也正是《寶島一村》的真實寫照。

事實上，導演賴聲川並沒在眷村生活過，他在美國出生，父親是一位外交官，1960年代回到臺灣。

2006年起，有一位眷村子弟開始給賴聲川講眷村的故事，先後講了一百個，兩年間從未間歇。這個人就是從小在眷村長大的臺灣電視製作人王偉忠，他希望賴聲川能製作一出以眷村為主題的舞臺劇。

王偉忠是臺灣綜藝節目「教父」級人物，擔任是《我猜我猜我猜猜》、《全民大悶鍋》、《康熙來了》等金牌節目的製作人，身為「嘉義建國二村」子弟，王偉忠既是講故事的高手，又是這些故事的親歷者、見證者。

《寶島一村》裏，「冒名頂替」逃到臺灣的老趙就是以王偉忠的父親為原型的。

王偉忠的父親生在北京胡同，長在北京胡同，一口流利的京片子，一身隨機應變的胡同智慧，本是國民黨空軍的地勤人員，卻自稱是開飛機的飛行官，把王偉忠的母親紹琴追到手。1949年的離亂中，一句「我帶你們家紹琴玩玩」把她「騙」出家門，一路「騙」到臺灣。那一年，王偉忠的父親19歲，他的母親16歲。

1987年，臺灣開放老兵回鄉探親，王偉忠的母親紹琴回到娘家，當年的小胡同已經變成左家莊附近的居民樓，王偉忠的姥姥見到女兒的第一句話是：「你可真會玩啊，這一玩就是四十年。」

陳水扁執政期間，眷村開始被一個個拆掉，王偉忠跟推土機賽跑，試圖保存眷村記憶，他把母親住了一輩子的「嘉義建國二村」畫了下來–眷村的巷口、低矮的房子、如蓋的大樹……

除此之外，他還拍了與眷村有關的紀錄片，出版了眷村書籍，製作了一部長達54集的眷村題材電視劇《光陰的故事》，但他始終覺得只有把眷村的故事凝固在舞臺上，眷村才能真正進入臺灣人的文化記憶。「電視是速食文化。」王偉忠說。

1954年出生的賴聲川很能理解1956年出生的王偉忠的眷村情結，賴聲川說：「那也是我成長的時代。」

「1949年，你們看著他們（自大陸遷台者）從後窗走掉，臺灣人則是看著他們湧進前門。」賴聲川用後窗與前門暗喻1949年的大遷徙。由於父親在 「外交部」工作，儘管沒有住進眷村，但他卻在日本殖民時代留下的房子裏度過了青少年時光，周圍有許多同學和朋友是眷村子弟。由此，賴聲川對那個動盪不堪的大時代有著細緻入微的觀察。

在賴聲川看來，當年在臺灣的外省人是一個特別的組合，一些特別的東西把他們串在了一起，那就是思鄉。他曾看到父母的朋友或同事中有一些穿上海旗袍的太太；和朋友坐公共汽車，路過臺北某站，有人會問：「你知道嗎？這底下有一條隧道，直通松山機場（臺灣軍用機場）。」若干年過後，證明果然確有其事；當年去臺灣的人什麼人都有，有不識字的阿丁哥，也有故宮博物院的學者、藝術家。傳說軍隊裏面也有一些高人，有人說蔣介石身邊的人都不是普通人……「在臺灣長大，你會感染到這樣的神秘氣氛。」賴聲川說。

王偉忠給賴聲川講的一百個眷村故事，也印證著這種神秘。

現任台中市市長的胡志強自小在台中水湳機場附近的眷村「模範村」長大。胡志強家住全村最小的房子，村裏的大房子住著還沒被軟禁的孫立人、政壇名人杭立武、東北接收大員熊式輝。

電腦工程師楊雨亭在中年之後考入大學的歷史研究所，只為解答童年的疑問：為什麼要來到臺灣。第一次被小小的兒子問到這個問題，楊雨亭的父親回答不了，以後，父子倆再也沒談過這個話題。

「民國四十七年的夏天，我五六歲，住在竹籬笆裏的眷村，我們家第二排第二家，十二號。記憶的場景中，有精力充沛的男人，快樂而容易生氣的女人，跑來 跑去的小孩，各式各樣的麵食和猜想，以及永遠需要清洗的公廁……家中藏著撤退時爸爸帶來的一把舊式左輪手槍和六發子彈，用十年前南京時期的《中央日報》舊報紙包起來，就藏在爸媽的床底下。」這是楊雨亭筆下的眷村生活描述。

而王偉忠長大的「建國二村」裏有一位河南口音的老太太，幹鞋淨襪，裹小腳，過年會給小孩壓歲錢，大年初一、初二有穿中山裝的人來接，傳說是部隊青幫的「釵頭鳳」，經常消失幾天，傳說是到海峽對面「出任務」。沒人知道她怎樣離開，最後死在了哪里。

我是被你騙到臺灣來的

但賴聲川一直沒能下決心把它做成一出戲。「故事很多，但故事不等於戲。」賴聲川說，「你看到一個暗戀的故事、一個桃花源的故事，但是看不到‘暗戀+ 桃花源’的結構，戲做出來就沒什麼味道。」那些龐雜的眷村故事，就像一道需要解開的數學題，他先是把一百個故事濃縮為二十五家人，此後，直到2008年初的一天，賴聲川想到了一個辦法，把這二十五家人精簡成眷村三家人。

賴聲川的設想是：眷村三家人的三間房子一字排開，中間的朱家屋頂上杵著電線杆。這同樣來自真實的生活，和賴聲川合作多年的演員李立群從小就住在這樣一間眷村的房子裏。小時候，一到下雨天，李立群家裏的電線杆跟屋頂的接榫處就會漏雨。

《寶島一村》的舞美設計王孟超卻認為賴聲川的想法很瘋狂：三戶人家都在一條線上演員怎麼走位？一點舞臺縱深感都沒有了，這樣的設想與舞臺劇的基本舞台理念完全相悖，最起碼也該把三戶人家按照梯形排列。但賴聲川堅持這個想法，因為眷村就是這樣一排排的–在王偉忠拿來的「建國二村」地形圖上，不是三戶人家排成一排，而是100戶人家，密密麻麻的，前排人家的後門緊挨著後排人家的前門。

事實上，賴聲川在《寶島一村》中的瘋狂想法還遠不止於此。他曾想在臺北小巨蛋體育館裏搭建一個舞臺，演到誰家的故事，就用舞臺裝置掀開這家人的屋頂，來看他們的生活。「這種點子屬於三分鐘熱度。」最終，賴聲川還是決定用更本色的方式把眷村展現在觀眾面前。

舞臺上的一排三間房子，只有框架。中間住的是朱家，一口膠東口音的老朱跟被他弄大肚子的臺灣新娘陳秀娥生下兒子大牛和大車。說一口閩南話的朱太太忠厚勤勞，在鄰居的傳授下，成了天津包子在嘉義的傳人，老朱愛占小便宜，守著那根電線杆，靠給別人接電賺錢。夫妻吵架的時候，用彼此聽不懂的閩南話和山東話對罵。

住在左邊的是趙家。老趙說自己是飛行官把趙媽騙到臺灣，這個家庭也正是取自王偉忠父母的真實經歷，但老趙其實姓楊，這也有源自生活的出處：

賴聲川在臺灣服兵役的時候做過一個月的伙食委員，負責買菜，給他開車的司機叫袁天才，是個單身漢，開車的時候始終叼著一根煙。賴聲川對袁天才說：「你的名字太特別了。」袁天才說，這根本不是我的名字，這是一個死人的名字。當年，國民黨兵逃到臺灣時，很多人採取了冒名頂替、偷樑換柱的辦法，以戰死的士兵的名義留了下來。賴聲川說：「我聽說這事的時候才二十幾歲，我覺得太神奇了。他就那樣頂著別人的名字來到臺灣，開著車去菜市場買菜。」

趙太太是很多臺灣女人的寫照，她們一輩子都在念叨「我是被你騙到臺灣來的」。大女兒大毛跟隔壁朱家的大牛青梅竹馬，卻遭到母親的激烈反對，理由是「嫁給自己村子裏的人是沒有出路的」，大毛一賭氣去台中做起了陪伴美國大兵的酒吧女。後來，老趙被誣陷為「匪諜」，小女兒二毛由此成為激進的黨外人士，兒子小毛則有王偉忠的影子。

住在右邊的是周家。周太太是「共匪」的女人，她的前夫李子康剛到臺灣不久，在吃過1950年的年夜飯後執行飛往大陸的偵察任務，卻再也沒有回來，被 國民黨認為是叛逃的「匪諜」。老周按照空軍官校生之間不成文的規矩收留了她，周太太每天穿著漂亮的旗袍去同村的吳將軍家做傭人，跟吳將軍關係曖昧。兒子周胖很早就知道自己有一個「匪諜」父親，而同學們傳說他現在的父親老周是個「玻璃」（指同性戀者）。

在《寶島一村》的最後一幕，只在戲的開場出現過的李子康從香港輾轉回到了臺灣。

對於劇中李子康這個角色在結尾處的再次出場，賴聲川顯得頗為執著。「他確實也可以不在結尾再次出現，但我一定要讓他出現，」賴聲川說，「因為這樣的故事太多了。」

賴聲川有兩位朋友的父親都是臺灣空軍飛行員，某次執行任務後再也沒有飛回臺灣，被臺灣軍方認定為「投共」，家人一直被人指指點點。其中一位朋友在已 經四十歲的時候，父親忽然出現了，父子倆在國外碰到了。另外一位朋友的父親是「黑貓中隊」的，在駕駛偵察機搜集情報時，飛機墜落，沒有人知道摔在哪里。「這位朋友在臺灣開放內地探親後，在福建組了一個搜尋團，歷經曲折，終於找到了幾十年前父親駕駛的飛機的殘骸。當地農民都知道那裏當年摔了一架飛機。這些人都是小人物，可是，他們的故事發生在那樣的大時代裏，呈現在舞臺上，感覺是不一樣的。」賴聲川對南方週末記者解釋說。

國民黨逃往臺灣後，蔣介石一直心存「反攻大陸」的幻想，曾多次派各種戰鬥機或偵察機深入內地搜集軍事情報或執行破壞任務，其中的「黑貓中隊」曾經把 蔣介石老家溪口的照片連同內地導彈基地、原子彈發射基地的照片一起傳回臺北士林官邸 （蔣在臺灣居所之一），資料顯示，這其中不乏《寶島一村》中李子康的遭遇。

葉常棣，1960年在江西上饒執行任務時，被地對空導彈擊中，跳傘被俘，在醫院搶救中，醫生從他身上取出59塊導彈碎片。1982年被釋放到香港，臺灣當局不准他回鄉，由美國中情局安排赴美居留。1990年才被准許回臺灣，妻子改嫁，物是人非。

張立義，1965年在內蒙被俘，與葉常棣同時被釋放到香港，同樣不被臺灣接受，由中情局收留，接往美國。

戴笠到底死沒死

《寶島一村》是2008年12月5日在臺北首演的，而它的排練時間卻只有三個月。

賴聲川把故事大綱交給王偉忠提意見時，王偉忠只說了兩個字：「很好。」賴聲川起初以為他是在客氣，但王偉忠一臉誠懇：「真的很好，該有的都有了。」

「我也很佩服他，就這樣把自己的生命故事交給我了。」賴聲川告訴南方週末記者，王偉忠從不干涉他怎樣排戲，排練的時候過來看看，只在細節處提醒：當年的太妹、太保不是這樣說話的；處在青春叛逆期，卻被一身制服罩住的二毛或許可以有這樣的小動作：在襯衫下擺打結、不斷往上提裙子。而她媽媽勢必會在旁邊大喝：別提了，再提就被人家看到褲頭了……

賴聲川說，《寶島一村》在結構上受到《茶館》的啟發，所謂「啟發」，是除了把所有的故事集中在同一地點、在時間上跨越好幾個時代這兩點相同之外，《寶島一村》跟《茶館》有很多不同–《茶館》中三個時代的戲差不多一樣多，而《寶島一村》則把大部分筆墨集中在第二幕–1969年到1975年，相形之下，第一幕1949年到1950年代、第三幕1982年到2006年都是一帶而過。

賴聲川說，之所以如此，是因為1969年到1975年才是眷村的黃金時代。「各種有趣的事情都在那個時候，後來就沒有了。」

「那時候，所有的撞球店都在眷村的外面，經常會有這樣的事發生：撞到一半就打起來了，起因往往是很無聊的事情，比如看哪個女孩子一眼，就被突然圍住了。」在賴聲川的記憶裏，除了撞球店裏發生的少年暴力事件，眷村內外並沒有明顯的隔閡、衝突。雖然世俗生活悄然抬頭，但全島仍然籠罩在戒嚴時代的氣氛之下。

大喇叭裏經常播放蔣介石並不標準的「國語」：今年在臺北升旗，明年在南京升旗。但「反攻大陸」的熱切願望，終於變成牆上越寫越大的標語，但就連小姑 娘二毛都知道「字寫得越大，就越是謊言」；無處不在的「匪諜傳說」被防空洞裏過家家的小孩演繹成離奇的故事，但白色恐怖仍然猝不及防：在中秋節的時候，用1949年從北平帶出來的唱機聽程硯秋的戲，會被扣上「通匪」加「走私」兩個罪名；打麻將不被允許，半大小子抽煙被憲兵發現，會被當街罰站；蔣介石去世時，有民眾哭天搶地，「蔣公，你說過帶我們回去的啊」……

每逢政治上稍有風吹草動，村裏的男人就坐在樹下討論當年戴笠到底有沒有死。有人說他的墳在南京，有人說他根本沒有上那架失事的飛機。南腔北調，每個人都篤信只有自己才最瞭解內情。

有關戴笠的議論紛紛在《寶島一村》出現了多次。「戴笠是個好話題，因為他失蹤了，沒有人知道他究竟如何」，賴聲川很喜歡男人們在樹下，鬼裏鬼氣、荒誕不經地扯這些政治八卦，「這些人都很聰明，都會編一些傳奇出來，但編到最後還是會有一種悲哀」，所以最後一幕會有這樣的臺詞：

–這個李登輝是怎麼回事？當年小蔣氏怎麼會讓這個小王八羔子當總統？
–想想看，小蔣現在在地底下，要是九泉有知該多難過？
–哎呀，長官，我還當你是有程度的！
–我哪一點說錯了？
–你還真以為慈湖裏躺的是蔣公啊？

「黃金時代」一過，圍牆裏的眷村立刻顯出尷尬。賴聲川只用一個細節就道盡其中滋味。

幾十年沒有離開過嘉義的老朱和朱太太第一次到臺北時，竟然信以為真地認為過地下通道要交錢。

原來有群外省人那麼苦

「我常常在想，1949年，你們看著我們離開，對你們來說，下一個畫面就是1987年，臺灣開放返鄉探親了，我們西裝筆挺，提著體面的禮品盒子回來了。你們都覺得臺灣真棒，其實根本不是那麼回事，我們苦得很。」賴聲川說。

《寶島一村》排練時，排到返鄉探親一場戲時，賴聲川腦子裏曾經一片空白。

「可是那天我們非做不可。我記得那天是做到傍晚就休息，然後吃飯一個小時，演員都在排練室吃飯。我沒有吃。《寶島一村》太像電影了，這場戲一會兒青島，一會兒上海，一會兒北京，我怎麼弄啊？」賴聲川一直盯著空空的排練場看，直到腦子出現一個畫面。

賴聲川讓演員放下飯碗，迅速拉三把椅子放到排練場。「要快，慢一點，它就回去了。」

三把椅子在舞臺上一字排開，一把椅子就是一家人的位置。

老趙的兒子小毛回鄉探親時，父親老趙已經不在人世，他給祖母看他們全家人在臺灣的合影，卻猝不及防地挨了祖母一巴掌，祖母說：「這一巴掌是你替你父親挨的，他說他出去玩玩，這一玩就是四十年，到現在回不了家。」

朱太太隨老朱回鄉才猛然發現，老朱在山東原本竟然有一房老婆。

老周回到故里，佝僂著身子，在父母和同性愛人的墳前喃喃自語。

《寶島一村》在臺灣第一輪公演時，觀眾群體中有不少是眷村一代和二代。令賴聲川感到欣慰的是，接下來，這出戲在臺灣贏得了越來越多年輕人的關注，他們想走進劇場瞭解1949年後，臺灣到底發生了什麼。

賴聲川說他很喜歡朱太太這個角色，不會講國語，嫁到了眷村，最後天津包子居然傳承到她身上。「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安排，我希望臺灣民眾可以看到，臺灣人傳承了非常鮮明的大陸的東西。」

讓賴聲川沒有想到的是，《寶島一村》對於臺灣近年來的族群對立起到了一定的緩和作用。不少人以前認為是外省人來到臺灣搶佔資源為己有，臺灣人很可憐。沒想到原來有這麼一群外省人，也是很苦的，從來沒有想過。

賴聲川認為，陳水扁執政八年的「去中國化」讓很多年輕人認為臺灣跟內地一點關係都沒有，「這很荒謬，怎麼可能一點關係都沒有？」賴聲川反問道。

《寶島一村》劇組裏有演員偏「綠」，賴聲川也很好奇，偏「綠」的演員演這出戲會怎麼想。「所以在排練過程中，我就問他，你演這出戲會不會覺得彆扭。他說，沒有。他很喜歡，因為可以學很多東西。」

在《寶島一村》裏出演朱太太的是臺灣歌手萬芳，她也生長在眷村，參演《寶島一村》讓祖籍福建的萬芳終於明白，為什麼父親總喜歡在料理里加些糖，才會覺得好吃，「原來那是家鄉的味道。」萬芳回憶道：「民國38年來到臺灣的父親，當時才是個21歲的大男孩，然後他就再也沒有見過他的母親」，萬芳想起父親逆光的影子，在聽到祖母過世消息的那個下午，她第一次看到父親哭。

而扮演大毛的劉美鈺則想起同為眷村子弟的父親于1962年抄在日記本裏的華茲華斯的詩：儘管光芒閃亮卻短暫/從我視線中永遠消逝/儘管一切無法重來/草原中芳草猶綠/繁花似錦的時刻/我們無需悲傷感懷/就在殘留中找尋力量。

「生命有一種荒謬。這種荒謬你可以說好可憐，你也可以覺得還可以。完全可以一邊笑，一邊難過。」賴聲川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