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朱紅軍

他們「嫁」入女家，能否得到幸福？

浙江省杭州市蕭山區，在「全國百強縣」中名列前茅。當萬向集團1990年代中期成為中國第一家上市民營企業的時候，也是此地上門女婿風潮漸起之時。

歷史的演變是緩慢的，經濟的進步可以呈指數增長，但是思想的改變卻要跨越漫長的時間。

張揚的利益考量，堅固的傳統內核，獨特的家族經濟。我們希望觀察一個正在快速城市化的繁榮農村，正在經歷的世態人情的變與不變。

「談感情，我還用得著入贅嗎？」

他的解釋堂皇而篤定，「衣食足方知廉恥」，也就是說，衣食且不足，何懼廉恥。

在興惠紗廠的宿舍樓裏，一個滿地積水的房間，盥洗間裏有濃厚的腥臊味，空調呼呼地冒著熱風，有點悶。

陳安東一直在暗處觀察著記者進出，徘徊，在確認安全無虞後，才帶著尷尬的笑，現身了。

法院的離婚判決書上，記錄著他一度離家出走，與女方產生糾紛並「有過肢體衝突」的經歷。

那個家，在離興惠紗廠十分鐘車程的地方，一個通體被馬賽克鑲飾的鄉間別墅，在那裏他還有過一輛價值2萬元的進口摩托車，那是婚前女方送的彩禮，在那場婚姻中他最好的回憶是，載著妻子下班，在夜色裏聽美妙的發動機的聲音。

●「金點子婚介所」，特色是介紹上門女婿。不乏大學老師、碩士博士、甚至外國留學生找到這裏　本報記者　朱紅軍／攝

後來，摩托車被偷了，再後來他離婚了，他被「掃地出門」。

對於曾經的入贅婚姻，陳安東現在的形容是「一場夢魘」，並且承認，這段冤孽般的存在，起於焦灼的欲望，無畏的勇氣，當然還包括一些幼稚和天真。

7年前，大專畢業的陳安東第一次來到蕭山，即便作為最普通的打工仔，1000元的月薪都頂得上他在老家山西的雙倍。當時的蕭山正以火箭般的速度在全國百強縣的排行榜上飆升，他目睹著紗廠掛上了集團的牌子，首碼從「蕭山」一直擴展到「中國」，義大利的流水線取代了國產的機器，老闆的車換成了寶馬，直至工人的宿舍裏都裝上了空調。

「就是一個充滿機會和財富的新大陸，是誰都想留在這裏。」

也是在那時，1980年代初期第一撥受計劃生育政策限制而膝下獨女的蕭山人，開始或為家族產業的繼承，或為傳宗接代而憂慮。

陳安東的面前有兩條路，一是務實地娶個外地媳婦，靠自己的雙手打拼，但那想起來太殘酷，「30年後買房，40年後買車，一輩子就完了。」

另一條便是入贅，他被介紹人告知，一夜之間便可獲得一份當地的合法戶口，一棟有抽水馬桶和冷暖空調齊備的別墅的家，一輛價值2萬元的摩托車彩禮，「當然還有一位談不上感情的妻子」。

「談感情，我還用得著入贅嗎？」陳安東離婚後有了徹骨的總結，「女方被父母包辦，我們則被現實包辦。我高估了自己，也低估了對方和這個環境。」

當時的蕭山還沒有以招贅為專業的婚介機構，男方的人品和女方的條件全靠工友們口耳相傳。這省去了漫長的考察期。最常見的情形是，一旦雙方接觸，便直奔主題，「你沒有時間深思熟慮，需要的只是勇氣。」

陳安冬有過短暫的猶豫，在蕭山，入贅的代價可能包括孩子隨妻姓，喪失家庭經濟主導權，聽從女方父母的安排，以及周遭有可能出現的異樣的目光。

他承認，即便是明知自尊受損，他仍是希望入贅成功。他的解釋堂皇而篤定，「衣食足方知廉恥」，也就是說，衣食且不足，何懼廉恥。何況，這畢竟是個新時代，也許這並不是什麼問題，也許他根本是在引領風氣之先。

現在，當陳安冬婚姻完結流落集體宿舍之時，29歲的李俊林正打著同樣的算盤，他的理直氣壯，急切，充滿幻想，甚至不惜一切籌碼，與陳安冬相比有過之而不及。

2007年1月15日，記者在蕭山一家婚介所巧遇李俊林時，他已經呆了一個星期，每天租住在10元的街頭旅館。他認同「良禽擇木而棲」的道理，入贅被視為惟一的救命稻草，「只是尋找幸福的方式不一樣而已，不可以嗎？」

只是在自己也要改姓方面，他出現了猶豫，「姓是父母給的，不能不尊重父母。」但這種猶豫只逗留了片刻，就在介紹人員對其身高才1米60的缺憾的提示下，變得「無所謂了。」

「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如果你硬要說這是利益交換，它是自願的，沒什麼壞處，至少」。

他大度地讓記者拍照，對是否要化名一無所謂，甚至認為登報等於是做了一次免費的廣告，「何樂而不為？」

一個星期後，記者發稿前，他又追來一條短信，重複請求，「你能幫忙把我的事情在報紙上報導一下嗎？」

「孫悟空還逃不出如來佛的手心呢」

對於「還政」的日子，這位父親留有餘地，視女婿的表現而言，「好的話，三五年，不好的話，只能我這老頭先管著」。

繁榮的城鎮，富裕的農村。城鄉二元結構在蕭山早已模糊。1420平方公里的22個鎮子，幾乎是城市開發區模樣，幾十米寬的公路輻射而出，串起大大小小的工廠，沒有小橋流水青青麥苗，所有的住屋都是三四層的小洋樓，獨門獨院玻璃幕牆，修飾得整整齊齊大概一個模樣。

網路上隨便搜到的資訊，無一不在提醒此地強大的經濟地位。「2001年以來，蕭山綜合實力已連續五年穩居全國縣(市、區)第7位，浙江省第1位」。這是藉民營企業而騰飛的地方，1萬多家企業，民營企業占的比例是98％。1994年魯冠球的萬向集團成為中國第一家上市的民營企業的時候，也正是上門女婿之風悄然興起之時。

不管初衷如何，在外來的入贅者表現出開放、通達的情緒時，女方卻始終恪守著某些一成不變的原則。10年來，女方家庭對入贅者的要求似乎沒有什麼根本改變，他們要忠實可靠，能撐起門楣的男子。「新時代新思想」是那些入贅男子秉持的話語，在女方而言，入贅婚姻的要求現實而傳統。

52歲的張建國開了一個機械配件工廠，家裏有四套房子一個女兒。他是蕭山改革開放後的第一撥私營老闆，恰恰也是第一撥實行計劃生育國策的父母。這撥人必須未雨綢繆家族產業的繼承問題，可能還包括傳宗接代。

張建國真正擔心的是，女兒一旦出嫁，自己和老伴晚景的孤單。已經一年了，他委託婚介公司尋找合適的上門女婿，開出的物質條件可謂優厚，「要房子，我有，要車子，我可以買，要事業，我有家產」。

第一個小夥子忠厚踏實，退役後在一家公司做業務經理，父母離異，入贅不存在家庭壓力，張建國甚是滿意。但是一個細節令他心生狐疑。有一次，夜裏12點，女兒致電對方，被告知，正在舞廳跳舞，父親在電話裏聽到嘈雜的女人聲音，猶豫了，「這都幾點了，那女的是誰？」

後來婚介所又介紹了一位長得像謝霆鋒的小夥子，大學畢業後仍在江西工作，只能通過網路先接洽，為了不至於前功盡棄，他第一天就叮囑女兒在網路聊天室裏開誠佈公，包括婚後到蕭山工作，隨岳父母居住，孩子隨女姓。小夥子第二天就明確答復，沒問題。張建國又不踏實了，尋思著，「怎麼這麼輕巧？他父母就沒意見？」

作為父親，他急切卻又彷徨，否定時毫不含糊，接納時卻顧慮重重。十年經商沉穩得道的他，現在坦言，面臨著有生以來最大的一筆風險投資，「看不准，不就是引狼入室了嗎？」

為了控制不可預知的風險，他的理想安排是，以自己的經驗和權威，替代女兒行使穩定家庭的作用，執掌大權，「孫悟空還逃不出如來佛的手掌心呢」。

一系列的安排還包括：戶口必須要遷入女方的駐地，這就像是風箏手中的一根線；必須到自己朋友的單位先工作，好察言觀行。

賭博是不允許的，喝酒是不應該的，抽煙勉強可以，但也要儘量戒。

「他只要看著學著安穩著就好。」

但好吃懶做又是萬萬不許的，「這個家遲早要交給他。」對於「還政」的日子，這位父親留有餘地，視女婿的表現而言，「好的話，三五年，不好的話，只能我這老頭先管著」。

蕭山第一撥的入贅女婿大多為外來打工者。在瓜瀝鎮一個千人規模的行政村，婦女主任說，入贅的例子不少於20戶。而外來打工者更為聚集的廠區，入贅比例則更高。

李繼延，7年前辦起了一間以介紹入贅婚姻為特色的「金點子婚介所」，在他看來，入贅婚姻中女孩子的意見並不重要。因為「她們」大多隱身在父母身後，由父母做主，溫順、戀家，習慣接納。

●2006年6月23日，浙江杭州蕭山臨浦鎮的農民樓房群　Phototex／圖

葛清是惟一肯接受採訪的女子。因為招贅考慮，她錯過了一段大學裏的純真愛情，對象是學校的學生會副主席，才華橫溢，這令她大半個大學時代為女伴們所羡慕。畢業的前一年，還有另外一個公子哥追她，據說家境過億，老是開著一輛血紅的跑車到樓下喊她的名字。

隔著電話，葛清帶著一種近乎炫耀的語氣回顧青春，但她拒絕與記者見面，「如果婚姻幸福，我或許會說，但現在糟糕的狀況，我能說什麼呢？」

畢業後，葛清主動回到了蕭山的一所鄉鎮中學當英語老師，對於這個以犧牲兩樁幸福機會換來的景遇，她並不後悔。葛清知道父母不捨得她遠嫁的心願，而且，她對自己隻身遠嫁的生活也缺乏足夠的信心，聽多了始亂終棄的故事，她依賴父母身邊的安全感。

她的父母原本都是蕭山農民，家境並不好，為了供她讀書一度舉債。這幾年，蕭山農村越來越多的土地被徵用，年邁的父母雖然因之住上了體面樓房，有了每月兩三百元的最低生活保障，但後續的生活來源卻是個問題。

這個家需要一個頂樑柱，父母堅持認為，只有男人才堪此任。

現在的丈夫雖是個獨生子，但仍拍著胸脯答應入贅，「愛情才重要」，絕口不問她的家境，並且放棄即將到手的國外居留權於不顧，這讓葛清相信，他忠實可靠。

丈夫是網上相識的，當時他在新加坡務工，回來探親的時候，在杭州見了一面。她覺得說得過去，而且「在國外呆過的人，見多識廣，沒有傳統觀念束縛，撐起這個家還會有問題？」

「其實都是夾生飯」

結婚10年，他的結論有些封建但又似乎擊中要害，「其實我們還是更習慣男權強勢的家庭。

生活的齟齬往往從最基本的物質生活開始，儘管，這曾是入贅婚姻最終達成共識的關鍵因素。

2002年，陳安冬順利地成為了一位蕭山入贅女婿，「人生第一次的轉折完成了」。

當時的蕭山一如既往地流金淌銀，陳安東婚後第一年，這座城市已經攀升到百強縣的前三甲了，這一年，曾經作為奢侈品的寶馬轎車竟成了當地政府獎勵經濟功臣的禮物，而且一出手就是8輛，成了街頭巷議的焦點。陳安東婚後換了一個車間，工資卻沒漲多少，公司裏每年分來的大學生、研究生越來越多，有的都進了車間流水線，擠壓著他的生存空間。現實擺在眼前，如果沒有足夠可以憑藉的人脈資源，在以家族管理為特徵的浙江企業裏，異鄉人的前途是灰暗的。

陳安東有了當地的一份戶口，但依然擺脫不了外地女婿的標籤，他已經進到了一個與當地女婿互相參照的座標體系中了，丈人最初還欣慰於他的加盟，婚後常對他說，「好好幹，這個家遲早要靠你來支撐的。」

但財富的差距像是一滴面巾上的水，無聲卻迅捷地蔓延著。

他的鄰居在婚後第二年重新裝修了屋子，換了硬得連鋼釘都留不下痕跡的硬木地板，妻子回來抱怨，你辛苦一年連鋪個客廳都不夠。

他開始被限制零花錢，被勒令戒煙，丈母娘嘮叨起來，「那點工資，糊個口還勉強，還抽什麼煙，應什麼酬？」

在工廠，他絕少參加工友們的聚餐，「付吧，兜裏沒錢，別人不要你付吧，那更難受。」

這裏有發達的經濟，同樣有發達的欲望。貧賤夫妻百事哀，入贅家庭尤是雪上加霜。

葛清現在承認，新加坡來的丈夫求婚時急吼吼的，太草率了。「我對他沒準備，他對入贅沒準備」，結婚的時候他們甚至說不出對方父母的名字，她事後反思，「我們這一代說什麼觀念更新了，其實都是夾生飯。」

婚後她一直試圖體諒丈夫內心的自卑情緒，希望他事業有成。

2004年，丈夫嫌棄打工工資太低，覺得炒股見效快，葛清說服父母拿出了大半輩子的積蓄計20萬，結果熊市蔓延，錢打了水飄，沒了聲響。

母親那會正好看到報紙上一則不良入贅女婿騙了女方錢後一走了之的新聞，心裏不踏實，有一次問女婿，結果爆發了一場口水衝突。

女兒出生後，經濟狀況更是每況愈下，孩子吃的奶粉、用的護膚品，都能成為鄰里攀比的對象。

葛清自己不以為意，但這阻止不了父母晾給丈夫陰沉的臉色，包括鄰里中有好事者背後「沒有出息」的指摘。

丈夫終於鐵了心，想出去闖闖，他看中了一個寵物用品的專案，為了維持獨立的尊嚴，他決定回自己的家鄉，借助自己家族的力量。

葛清和父母不得不擔心，「回去了，還回來嗎？」

儘管小夫妻加小孩子的核心家庭已經成為大城市家庭的普遍模式，但是在蕭山，入贅家庭鮮有離開父母單過的，因為最初的約定使然，也因為傳統家庭模式的強大。

瓜瀝法庭一個法官說，正是因為家族的介入，才使得原本夫妻分歧攙雜進代際價值觀的差異，男方的弱勢才明顯，最終矛盾不可調和。

儘管本地的男孩子結了婚分家單過是尋常事，但是女孩子卻始終在父母的遮蔽之下。何況，這原本就是家族意識濃厚的地域，也正是家族之力而使得諸多民營企業得以壯大。

當然也有一些入贅男和女方家庭保持著良好的關係。這些特例往往擁有一份穩定甚至受人尊重的工作，有的還具有較高的學歷。

安明就是其中之一，他從安徽一所大學畢業，學機械，從浙江萬向集團的辦事員一路做到中層領導。他承認，自己是特例，這個特殊性在於女方家長為人不錯，而且自己的事業發展順利，從弱勢漸成強勢，實力決定發言權。

安明是被大學時代浙江同學一句「娶不起，不如嫁出去」的戲言所提醒，1997年最終接受入贅時，基於以下利益考量，包括，一、住房問題；二、孩子撫養問題；三是女方在當地的人脈資源—這第三條顯示了他的眼光，他入贅的女家當時並沒有漂亮的樓房，卻有長遠的扎實的人脈關係。

那時安明說，像入贅這樣一舉三得的好事哪里去找？

結婚10年，他的結論有些封建但又似乎擊中要害，「其實我們還是更習慣男權強勢的家庭。」

「你家小孩叫什麼名字啊？」

平心靜氣下來，他開始自我反省，「當初以為能做到，其實只是自我欺騙。」

入贅女婿們會經歷「兩怕」。最怕的就是別人說，「哦，你是外地人啊。」等到孩子出生，最怕的話又變成了別人問，「你家小孩叫什麼名字啊？」

衙前鎮一所中學的蘇老師有一段時間和妻子全家鬧得夠僵，都快到離婚的地步了，就是因為孩子的姓氏問題，最終雙方妥協，以父母的姓合為複姓，在村裏婦女主任看來，「取了個日本名字」。

即便是婚姻一帆風順的安明，在孩子起名的問題上還是動了腦筋，他將中間的一個字換成了自己的姓，「給自己一個心理安慰」。

儘管當初決定入贅時曾以「新潮流新觀念」標榜自己，但總要事到臨頭，女婿們才會發現，所謂新觀念其實何其脆弱，深藏自己內心的男性傳統尊嚴，依然強壯無法泯滅，而且，會帶來巨大的折磨。最終這很容易演變成這基於女方利益的父權思想和基於男方的父權思想的一場衝突。

還沒生育前，陳安東也曾試著和妻子商量孩子的姓氏，妻子劈頭蓋臉一句，「隨你姓，我們還要你上門幹什麼？」

最後衝突以妻子一方的勝利而告終。平心靜氣下來，陳安東開始自我反省，「當初以為能做到，其實只是自我欺騙。」

陳安東最終感覺，在這個家庭的生活覺得像是在遛狗似的，讓他尊嚴掃地。

每次在親戚面前露臉，酒席上，才舉杯，丈人會旁若無人地呵斥，「小孩子，學什麼喝酒？」別人知趣地讓步，討厭的是有時會跟上一句，「你家教好嚴啊」。

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是2004年6月陳安東的舅舅去世，他要去奔喪，被女方父母拒絕。當時夫妻關係已經很緊張，而他每個月除了幾十塊零花錢之外，身無長物。

這徹底激怒了他，「我還是個男人嗎？」

和陳安東終於蘇醒發作的男人意識相比。徐愛民是乖巧的。他改隨女方姓了羅，當初入贅時說好的，自己的姓也要改，雖然「事到臨頭，摸摸胸口，我原來有點在乎」。

當著妻子父母的面時，記者都能感覺到他言辭笨拙，欲言又止，待到送記者出門，他才說，很孤獨，怎麼也融不到當地人的圈子裏。在陪記者穿越村莊的差不多二十分鐘的路程內，他竟沒與一個同村人招呼，低著頭，步伐很快。

他應該是那類被掃地出門的入贅男子的典型，在當地的一篇報導中，這個人群被形容為「他們往往來自外地農村，本身學歷比較低，沒有固定工作也沒有一技之長，好吃懶做，甚至還沾染上了賭博等惡習」。

徐愛民承認自己沒什麼本事，結婚後一直沒有找到合適的工作，靠手藝打零工掙錢，有時閑在家裏修理修理摩托就一天，最初聽到有人背後議論他「好吃懶做「，還會心生不快，現在也無所謂了。

能忍的都忍了，習慣了之後，除了心裏憋得慌之外，他坦言，他其實願意過這種至少不為生活奔波的省心日子，按時上下班，衣食至少不愁，「大事父母拿主意也蠻好」。

徐愛民已經三年沒回四川老家了，因為女方父母覺得路太遠，花費太大，真實的原因可能還包括妻子並沒有打算在一個廁所還只是糞坑的地方住上哪怕短暫的幾天。

「其實誰都無法改變」

婚介所牆上關於相識－戀愛－婚姻三步曲的指南已經泛黃，他仍試圖勸慰心急如焚的應徵者們，愛情多麼重要。

2005年初的一則以「富家女」和「招贅」為關鍵字的新聞，讓浙江杭州青年時報的熱線幾乎被打爆了，那條新聞說：蕭山富家女苦等上門女婿。

在蕭山本地人眼裏，入贅早成平常事，大部分人還是願意將之看成婚俗觀念變革的好徵兆。

●在蕭山本地人眼裏，入贅早成平常事　本報記者　朱紅軍／攝

楊麗卻一度陷入煩惱，「那麼多趨之若鶩地直奔財富、住房的應徵者，究竟是嫁給愛情，還是嫁給麵包？」

她曾在數百名應徵者中，促成了8對至少看似般配的男女結成派對，這種般配用世俗的解釋是：男方為外地人，學歷高而能力強，苦於經濟困窘且無事業基礎，而女方則擁有殷實家底，眼光高卻學歷淺，期待財富與學識的強強聯姻。

兩年過後，這八對沒有一對結婚。待到2006年中，另一則關於招贅婚姻的新聞再度出現時，她幾乎帶著一絲預言成功般的喜悅，「果然如此，果然如此」。

這篇新聞說的是，蕭山瓜瀝鄉鎮法院竟在一年之內受理了不少於20起的招贅婚姻離婚案，這個比例令主審法官驚歎，並覺得有義務公告天下。

在瓜瀝法院，記者嘗試著撥打更多的離婚男方的電話，無一不是停機就是空號。法官說，他們大多選擇了離開蕭山，一場與本地家族的爭鬥後，哪還有容身之地？

瓜瀝法院的法官們有時異常同情這些異鄉的女婿們，徐愛民正被女方起訴離婚，法院還在調解，法官們多少要考慮這個因素：如果他離了婚可怎麼活？有一個上門女婿死活不同意離婚，當著法庭發誓，哪天離婚，哪天就殺了女方全家。這樣的情形令法官們異常為難。

「這個時候，才會知道，感情基礎對於婚姻的重要。」一位法官說，「殘忍點，說白了雙方都是咎由自取啊。」

陳安冬在經歷了長達一年的利益爭奪後，最終以索回6000元補償金的結局接受婚姻破裂，他依舊忐忑地留在蕭山，因為不願意失去工作，如今他既處處小心著被人報復，又像敵人一樣攻擊著前妻家裏人，「哪是女婿，就是一個童養媳，什麼不虧待、一視同人，全是說說而已。我真的就是一個炫耀門面、傳宗接待的工具而已。」他說。「誰都以為可以改變什麼，其實誰都無法改變。」

這樣的話，無疑有著洩憤的味道，他也承認，幸福的入贅婚姻並不少，在他宿舍樓附近的一個小餐館，記者請他吃飯，他小聲地指著老闆夫婦，「你看人家也是入贅婚姻，過得多好。」

葛清和丈夫迄今維持著兩地分居的狀態，最近的一次電話裏，她以離婚要脅丈夫，明年一定要把廠子搬回來。她想著的是，男人經濟地位高了，也許一切都不成問題了。

蕭山寧圍鎮的前任婦女主任說，所謂入贅女婿離婚潮，多半是那撥最早的入贅婚姻者。現在，本地人招贅越來越慎重。

2007年1月，本文開頭提到的一心入贅的李俊林，背著婚介所偷偷給一戶招贅人家寫了一封信，總計8頁，他說，「自己的人品是經得起檢驗的」，並附上了身份證影本，希望對方到他老家派出所去核實其人品狀況。尷尬的是，對方父母拿著信質問婚介所，「他拿什麼養活老婆孩子？」

李繼延的「金點子婚介所」依然生意興隆。現在他的桌面上，像李俊林這樣的資料已經有一米多長，其中不乏大學老師、碩士、博士，甚至外國留學生，都會在蕭山縣城轉上半天，找到需要轉過好幾道逼仄昏暗樓梯的這裏。李繼延能敏銳地察覺到，這世道人情的變與不變。

婚介所牆上關於相識－戀愛－婚姻三步曲的指南已經泛黃，他仍試圖勸慰心急如焚的應徵者們，愛情多麼重要。(文中部分人物為化名)

王效(四川)　攝影報導

她19歲了，可身高只有62釐米，還不能像正常人那樣行走。四川省內江姑娘邵玲由於患有先天成骨不全的疾病，看上去僅相當於一兩歲的嬰兒，外出時要坐在父母的背簍內，因而有「背簍女孩」之稱。

●外出時，邵玲要由家人放入背簍中背著走

母親蔣孝英回憶此事，十分傷心，因為懷著邵玲時，自己患上流感並引發了併發症，卻堅持將小邵玲生下。「都是我害了她。」母親說。

剛出生的邵玲雖然身高不足40釐米，體重只有5.5斤，看上去也還正常。可父母不久發現，她每週竟骨折一兩次，雙腳無力，到醫院檢查，診斷結論讓夫妻倆大吃一驚：骨質疏鬆，先天性成骨不全，軟骨病。

為了治好女兒的病，蔣孝英和丈夫邵敏走遍了各大城市的醫院，結果卻總是讓他們失望。醫生告訴他們，邵玲的病目前除美國外，國內還沒有較好的治療辦法。

由於不能走路，邵玲從4歲始，就由父母輪流用背簍背到幼稚園。6歲時的邵玲讀小學了，因同齡人的課桌不合用，母親就找木匠為她做了一套特殊的課桌和板凳。

讓家人十分寬慰的是，他們的小邵玲很懂事，學習也非常刻苦，從小學一年級到三年級，數學總是考100分，語文也在班上名列前茅。不過，小學四年級後，因骨折易發，經常要在家中療傷，成績慢慢下滑，邵敏就當起了邵玲的家庭教師。為了將女兒培養成才，父母傾盡全力，在她小畢業時，家裏的經濟條件已到了入不敷出的境地。

幸運的是，當地中學一名姓夏的老師得知了邵玲的情況，讓她到該校讀初中。3年後，她以優異的成績畢業。

由於難以克服的困難，邵玲在父母的勸說下，放棄了讀高中的念頭，但是，她參加了殘疾人電腦免費培訓班。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就學會了五筆字型輸入法和簡單的程式操作，每分鐘能打50個字。

邵玲從此愛上了電腦。她的第一台電腦，是3年多前內江市中區網吧協會資助的。

儘管前面還有漫漫長路要走，可邵玲還是堅信自己的病能治好，並且表示：「只要條件許可，我要考到北京去上清華大學。」在剛過去的2006年中，不少人都推薦她為「感動中國年度人物」。

●邵玲在鎮上理髮。儘管身有殘疾，但還是保持著愛美的天性

●初中畢業後，仍在家中堅持自學。邵玲表示，一旦病好了，要去北京考清華大學

●行走在四川省內江市石子鎮的街頭

●從X光片可看出，邵玲的手臂骨頭已經變形，這種病據說只有美國等少數國家才能治療

在臺灣"說相聲"的賴聲川終於把《暗戀桃花源》帶進了內地。故事卻要從29年前的美國講起……

你就是賴聲川？

我們真正回臺灣開始工作23年了。因為我們學佛，所以只能證明一切無常，一般人都覺得是從有到沒有，其實從沒有到有也是無常。

年輕時候我喜歡畫畫，大學四年基本上都在玩音樂，然後對文學有興趣，念英文系。那時跟同學去租一些可能只上檔三天的電影拷貝，再租放映室去放，收朋友一點點錢，大家就可以看到這些經典作品。

後來準備出國念書，申請了戲劇，戲劇可以綜合所有的興趣：音樂、美術、文學、電影。有論文就可以了，或者是劇本，或者是小說。我給的是小說，跟戲劇無關，對戲劇我真的一竅不通。

我們那個時代，戲劇這個行業是不存在的，臺灣連劇場都沒有。根本沒有任何一位年輕人，尤其男孩，要去念戲劇的學位。那個時代最優秀的人都是念理工。

30年前出國很貴，40塊錢台幣才可以換1塊美金，要賺多少錢才可以送孩子去念書？媽媽不反對我。我跟乃竺申請學校，結果只要我們兩個都中的，一定是戲劇，老天就自動把其他的路給涮掉了。

我跟乃竺1978年7月結婚，9月到美國，10月存的錢被人家盜了。本來可以在美國活兩年的，突然都沒有了，就瘋了。我們把錢放在一個我們認為可靠的朋友那裏，他應該是惡性倒閉了，這個人幾十年了再也沒有出現過。

第二年我拿全額獎學金，我們一面打工一面讀書，過得很開心。讀了五年，在學校得了很多獎，導戲得了一個學校最高獎。我寫了一篇論文，是我博士論文裏面的一章，關於奧尼爾，上了美國最好的一個學術刊物—那個刊物是教授發表論文的地方，那時候我還沒拿到學位。

大概到第三年，我已經在教課了。一個老師要我跟他合開一個課，關於劇場跟儀式的，我說我不夠資格，他說沒關係，我們就真的開了。

1983年，我拿到學位。這裏面還有一個事情一定要講。那時我成績很好，留在美國不是問題。第四年的夏天，我們生了老大，她很小，家裏很吵，我就跑出來念書。我學舞臺設計的，在舞臺設計教室，一堆書幾天之內要看完。窗戶外面是一個草叢，然後就是一條路。夏天窗戶開著，有一天聽到有兩個人在講中文，一男一女—這個沒什麼了不起，加州講中文的人很多。到了我窗外，就是幾米的距離，"賴聲川"，講到了這三個字，我頭就伸出去，他們兩個人看著我，不認得。都愣在那裏，很尷尬，然後我說，剛剛是不是有人說我名字。"你就是賴聲川？對不起。"那個男生就講，這個女生在中西部學戲劇，夏天來柏克萊參觀，帶她過來看戲劇系，剛剛逛到這裏，說這一棟好像是戲劇系的辦公室，聽說有個臺灣來的研究生在這裏，只知道名字叫賴聲川。講到這裏剛好就在我窗外。我們很開心，就去吃了一個飯。

這事我就忘記了，過了大概一個多月，收到一封信，是我們臺灣最重要的戲劇前輩叫姚一葦，他說在臺灣成立一個新的學校"國立藝術學院"，"我們非常地誠懇地在全世界迎納人才，從我女兒處得知你在柏克萊……"那個女生是他女兒。沒有那次，姚老師根本不知道有我這個人，我們也不認識他。後來我們一直在想要不要回臺灣，那時候臺灣根本沒有這個行業，可是如果他們真的要開動一個戲劇學院，應該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回去發現真的什麼都沒有，一切從零開始，連校舍都是跟人家借的。可現在回想起來，從零開始有從零開始的樂趣，就是因為什麼都沒有，所以就變成了可能性很大。

大門從來不上鎖

那時候我們住在臺北近郊陽明山的一個大房子，我們租的，很舊很破，還有一個院子。我們的大門從來不鎖，像我們在這邊講話突然就會有人進來，他不會按門鈴，按門鈴的就是外人，不認識的人。

《暗戀桃花源》之後，我們在臺北弄了一個辦公室，佈置得很漂亮，在地下室，結果不到一年，颱風來了，整個臺北市都淹了，淹了一層樓多高，地下室更不用講了。所有的器材，所有早期的照片、錄音帶……什麼都沒有了，那次打擊蠻大的。

以後又搬回到陽明山，把車庫變成辦公室，從那裏出來就是廚房，廚房出來是客廳，然後是臥房，整個生活就是跟工作在一起的。新加坡的劇作家郭寶昆那段時間來我們家做客，寫了篇文章，大意是我們家"日夜不分，生活跟工作不分，朋友跟家人也不分，整個人生是一個流暢的事情，同時進行、同時發生"。我覺得形容我們的生活還蠻准的。

我們是學佛法的，到了美國認識了幾位元很好的老師，就把他們請回臺灣。從1983年底，大概20世紀最偉大的許多老師都來過我們家。我們從尼泊爾、印度、不丹請過來一些真的偉大的老師。有時候老師一來就十幾個人，我的房子就讓給他們。陽明山的破房子，優點就是很大，大概是240平米，客廳可以做法會。有時候我在學校排戲，開車回家，看到門是開著的，門口大概100雙鞋子，知道法會還在進行，就小心地進去。《那一夜，我們說相聲》裏，有一段講一個單身漢買了一台電視，突然家裏人變得很多，多到他回家也沒人理他，沒有人知道他是誰了，他的家被別人佔領了，這種細節跟我自己的經歷很相似。有一段時間打電話找我老婆，接電話的人問你是誰，我說我是誰你不認得？對方就說自己老婆在忙，沒時間講話。

沒有法會的時候，家裏還是一大堆人，都是來看老師的，有點像掛號區、等候區。我每次到自己的家裏面，進去看一下，我都是從後門看一下，三四十個，我就不要進去了。有一次一位很著名的老師來，年紀非常大，從錫金來，他說只有一個條件，就是你絕對不能說我來。後來他來了，自然有人知道，我有一天起床，下樓，100個人擠在我家客廳，我一點都不誇張，完全不知道發生什麼事了。後來那天來了700個人，遊覽車一輛一輛來，我們家變成一個景點。

剛好我岳父、岳母住在對面，隔著院子我們就連小孩一起搬過去。

那幾年我們什麼狀況都看到，什麼人會來找老師，一定是都有嚴重的問題，在家裏面病的人，快要過世的人，精神崩潰的人，憂鬱的人……這就是我們生活的另外一個基調。

這麼多年我們有好多重生活在進行，我在教書，在做創作，在養育孩子，在學佛，後來就像郭寶昆講的，其實就變成了一件事情，會互相串來串去。

和平奮鬥救中國

我回來教書第一年被派的任務是教表演，教西洋劇場史，同時還要排一個戲出來，期末時對外公演。23年前，我們的第一個作品，1984年1月上演，叫《我們都是這樣長大的》。在一個禮堂裏面，在舞臺地面上搭起一個觀眾席跟一個簡單的舞臺。有點像《亂民全講》那種格式，瑣碎的，一格一格的，一場一場的，有一個串聯。雖然只有200多人來看，可都是當時很關心文化的人，侯孝賢、楊德昌、朱天文、吳念真……他們都嚇了一跳，他們看到一種國語也不標準，但還是可以讓你感動的戲，說怎麼演員可以演得這麼自然。我說這是他們自己的故事。好像被解放了，戲劇已經不是端著演的一個東西。

●1985年版的《那一夜，我們說相聲》是表演工作坊的第一部戲　圖片由表演工作坊提供。

後來有人說："集體即興創作是一個新的現象，很有意思，可惜它只能做這種瑣碎片斷的組合。"我就做了一個戲叫《過客》。裏面有一個兇殺案，講六個學生在一起住，都是學藝術的，來了一個訪客，是他們其中一個的小學同學，沒有念大學，舉止很怪。在這個過程中，社會正在發生一個分屍案，所以到最後是蠻緊張的一個戲，把所有人的內心都挖出來。那個戲演出讓人看到另外一面，是個完整的故事。

這三個戲是在半年之中做的，第四個就等了很久，等到1985年3月，《那一夜，我們說相聲》。這個是衝擊最大的。

《那一夜》，我們是仿老相聲段子做的新段子，真的以為是一個實驗性作品。兩個人講相聲講一晚上誰要聽？那個時候臺灣相聲已經死掉了，你腦子裏已經沒有相聲這件事情，集體被洗掉了。結果那個演出的轟動，完全超過我們的想像。

那個戲當年碰觸了很多禁忌，舞臺設計聶光炎先生年紀比我們大很多，希望我們能考慮到自己的安危，有一段絕對不能講，那一段叫《記性與忘性》，其實很好笑。李國修和李立群演的。他說我在英國得了一個博士學位。敢問您學的是什麼？我學的是人類記憶學。還有這門學問？他說對，我的理論就是人類的記憶大致分為三大類。哪三大類？第一大類就是記性好的。什麼叫記性好，記性好的活得一定痛苦，占全國人口百分之多少；第二大類就是記性壞的，記性壞的當然活得很快樂，然後他用一種歪理來證明；第三大類就是記性一般的。李立群演記性好的，李國修就說你記性好，你一定活得很痛苦。不，我記性好，我活得很快樂。我不信，我要試試看，你還記得什麼嗎？他就開始問他，哪一年的事記得？記得，那年剛好是八國聯軍打進北京那天，他就開始描寫戰爭的狀況，最後是很慘很慘。然後說您記性好，您活得真是痛苦，因為都記得，包括中國要賠償多少錢。最後他們問李國修，你是哪一類？我記性不好，我什麼都不記得，剛剛講的話都忘了，但我記得我前輩子，我甚至記得我怎麼死的。你倒說說看你怎麼死的？我記得我當時躺在一張白色的床單上。廢話，哪個人不是躺白色的床單？嘿，還有人躺馬路邊呢。到最後他說，我記得最後我說的話，我最後說了七個字。哪七個字？"爆竹一聲除舊歲"。那是上聯，下聯呢？旁邊圍著很多人，下聯被人家擋住了，我沒看到。你到底說了什麼，我說了七個字，哪七個字，"和平奮鬥救中國"。

它裏面有開徐志摩的玩笑，說徐志摩什麼玩意，我學弟，他寫那東西叫詩嗎？那都是我說的話。他走的時候，我說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雲彩，他居然把它寫下來，回到中國就發表了，還當詩。那時絕對不能開國父的玩笑、領導人的玩笑，還有很多都不能拿來開玩笑的。我擔心的還不是審查的人怎麼說，而是觀眾會不會憤而離場。

首演那天，真的很緊張，"和平奮鬥救中國"一說，觀眾笑得好大，從來沒有聽過那麼大的笑聲，接著基本上就是起立鼓掌。這個戲就轟動了。

那是表演工作坊第一個作品，是很多方面的開頭，一方面在臺灣做了相聲，一方面劇場也沒有看過這樣的戲，後來我們就每四年推一個相聲戲。

把巴哈變奏了

1984到1987年4年裏，我做了9個原創戲。1987年我的第一屆學生已經畢業了，他們立刻上場就做表演工作坊的戲，一個品特的—我翻譯成《今之昔》，李立群、胡茵夢來演，很冷的一個戲，那是我們第一個翻譯劇本，效果不錯。停了一下，1988年沒有做新的戲，開始做不同的實驗。

在臺北我租了一個給人家拍戲用的，像蘇州庭園那種四合院。做了六個短的貝克特的戲，它是一種環境式的。60個人一組，你的票可能會寫幾點幾分到，這一組進場看完一段戲，會被帶到另外一個廂房看另外一個戲。看完全了，會有一個鐘聲……很神秘的演出。要非常非常精准，一個晚上360個觀眾，分六個不同梯次進行。那晚氛圍太好了，因為是戶外，大概要點1000個蠟燭把它照起來，觀眾的心，整個可以靜下來，想一些深的問題。這個戲在學校演了大概8場。

我那時候是藝術學院的系主任，中間又做了兩個戲，一個叫《變奏巴哈》，一個叫《田園生活》。這兩個戲各自只演過三場。

《變奏巴哈》可以看出我在教育方面的角色，我是一個老師，任務是做學習製作，現在60個學生，怎麼分配呢？有多少人要去做演員，有多少做佈景工廠，有多少人去做服裝，多少人做燈光，要全部分配好。最後剩下多少演員我就用，我是很被動的，完全是倒過來的創作方式。最後我得到一個數字，25個演員。

●1986年版的《暗戀桃花源》。雲之凡由賴聲川夫人丁乃竺飾演。圖片由表演工作坊提供

我們做一個戲，我很喜歡巴哈的音樂，我想做一個長得像巴哈賦格的戲。開始讓學生即興，即興的方式有很多，我記得在地上畫了24個格子，讓他們24個人一個人躺在一個格子裏面，然後放音樂，我叫他們做一些事情，比如醒來，醒來之後，我要他們每個人發展一個動作，可以抓癢、可以轉，但如果剛好你也轉那裏，就要避開。我的遊戲規則是：如果你空了，我就可以占過去，站在你那格，別人可以佔領我這個。24個人發展不同的動作，變成了這個戲的開場白，我把巴哈的音樂一放，燈光慢慢起，24個格子，你看到就像胚胎裏面的人慢慢醒來。我記得出過題目，"寫一封信給一個不在的人"，這完全是《變奏巴哈》來的一個格式。第一個同學寫信給他祖母，她已經不在了；第二是寫給高中就割腕自殺的同學；第三個是寫給過世的父親；第四個很有創意，寫給他未出生的弟弟，他知道他母親拿掉了一個孩子："我知道你在這個時候應該是一個非常有成就的人，可你並沒有得到這個機會，我相信你現在一定是……"觀眾看到是四個人，一個人寫一段，停，開始念。全部寫完了，裝信封，郵筒會從空中降下來，把信投進去，郵筒又飛走。

《田園生活》就是臺上蓋了一個田字，四個公寓房子，四家人同時在生活。

四個戲下來，其實對學校的資源來講是蠻傷的。《變奏巴哈》我剛才說一個郵筒下來都是小事。比如我要蓋一個田字，兩層樓結構，工程挺大的；我要一個球，跟這個房間一樣大，它要從地底上慢慢上來，然後到空中，然後走掉，大概時間是一個小時；還有一個金字塔降下來，降到地裏面然後不見，金字塔也是跟這房間一樣大……那時候學生拼命地想辦法完成，那些佈景真是太有意思，你想從地底下上來，一個鐘頭消失，它的速度就像月亮一樣慢，拉吊杆的人花了一個鐘頭來拉。

故事說到這，是在藝術學院發生了一個大的爭執。老師們覺得即興創作太困難，尤其是設計老師，他們覺得創意沒辦法發揮，說我規定好了。對我來講不是這樣子，我覺得一切是互動的過程。那時候我要做系主任了，我說是不是不要做即興創作，他們說好，那我一點問題也沒有，所以才會做貝克特這件事情。

這個事情我們快轉到2000年，做《如夢之夢》的時候。那時我們要在學校做戲，我14年沒在學校做即興創作。大家說要做新的，我說可是學校會議曾經決定過，我們不要再做即興創作。他們說有嗎？沒有一個人記得。我看他們臉孔，都是十幾年前不在的人，我說那就做即興創作，所以才做《如夢之夢》。

做"如夢"的時候，剛好從美國來了一個交流學者，他是三藩市的設計師，《美國天使》的首演就是他設計的。他每天來跟戲，聽不懂中文就抓著英文好的學生一直問。他提供了太多創意，對"如夢"的貢獻非常大。

他每天都會跟我討論空間、服裝的問題，有一場法國伯爵在火車車禍裏消失掉了。我們想火車車禍怎麼做，他想到了，劇場上面是一個特別的裝置，人可以上去。觀眾看了6個多鐘頭的戲後，伯爵上了火車，燈光暗下，你聽到火車開的聲音。火車聲音一直環繞，越來越大聲，燈光開始出來閃，就像火車頭會閃，巨大的撞擊聲，當場黑暗。開始聽到慘叫聲，救命聲，救護車的聲音，燈亮在上面，你看到一些煙霧，一些屍體，一些救難人員在你頭上。那是第一版"如夢"，所有人都嚇了一跳，戲已經那麼長了，想不到還有這麼一個空間，等於是整個上方都可以用，我用劇場本身的機械，做成那種廢鐵的感覺。

他有幾句話講得蠻豪氣的，一個8個小時的戲，每天劇本在改變，是難事，只有一個秘訣，就是你每天都要去，每天在旁邊看發生什麼事情，你不能等在辦公室，等有一天說要什麼就開始緊張。你只要參與這個過程，事情就會走向你的創作。《美國天使》首演是他做的，他說這戲每天排，作者每天搖頭說不對，改；第二天新的劇本來了又不對；第三天新的劇本來，每天都是這樣。旁邊的人也不會生他氣。這就是創作，所以王家衛可以花10個月做《花樣年華》。為什麼這些人要陪他？這些人自願，真正的藝術創作就是這樣子。

我們一家都是人

1990年代，我有點接近憂鬱症，走到人生的瓶頸，1993年又做了《那一夜，我們說相聲》，我覺得我大概只花了六成力量，觀眾就說太棒了，從來沒看過這麼好看的戲。原來你們要看的就是這些搞笑的事，我有一種不想玩了的想法，不想拍電影，不想做劇場。

乃竺做了一個新的有線電視的副總裁，她的總裁一直希望找我來做，我說我對電視沒興趣。他很堅持，每天晚上8點到9點的黃金檔給我，說愛怎麼樣做就怎麼樣做。1995年，我拍完第二部電影，《飛俠阿達》，票房不理想，對我來講是一個打擊—我一直是蠻順的。

居然跟我說來做電視，我條件故意開得很苛刻：給我一組人，演員全部到齊，技術人員全部到齊，兩個月，全部支薪水，我要試試看，能不能做出一個生產線，如果不能，我隨時有權力宣佈停，拿了兩個月的薪水就散。我想這樣沒有人會答應，但他答應了。結果兩個禮拜我就知道，可以做這個事，就是用我們即興創作的方式，早上編劇，晚上播出，叫《我們一家都是人》。

它對臺灣是最適合的，臺灣每天發生的事情是太多了，就拿吳淑珍在法院昏倒這件事來說吧，你可以想想看我們在做的這節目有多好玩。早上我們一起看這個新聞，我可能10點鐘大綱已經寫好了，我可能就寫其中一個角色到法院去旁聽，節目組打電話給他，他說我這裏不能接電話，是法院裏面，有人昏倒了。

跟《全民大悶鍋》不一樣，我們是用角色的，生活中的故事，有點像《我愛我家》。《大悶鍋》是它的後代，它的難度在模仿，我們的難度在於編劇，怎麼把這一家人每天的生活進行著，誰要談戀愛，誰要考大學，同時結合上每天發生著的社會現實。有一集是小妹在很高級的餐廳打工，她是一個隻關心時裝、高跟鞋的女孩，對政治時事完全不理會，是政治白癡。那時候"總統"是李登輝，跟內閣在裏面吃飯，討論一些很重要的事情。她回家，所有人都圍著她，今天晚上打工怎麼樣，她說沒有什麼啊，就是一些老頭吃飯，講沒什麼意思的話。那幾個人好像在寫劇本，長什麼樣她一形容，就知道誰是誰了，然後她說他們都不會寫劇本，很緊張，好像寫不出來，怎麼辦，好像時間快到了，他們要交18集。那時候是傳聞大陸這邊的飛彈對著我們，李登輝就說"已經研製好18套劇本"。這是個典故，觀眾就笑死了。

有一次我們錄到8點，已經開始播了，我們還在錄第三集，總共有四集，真的心臟病都快出來了。我跟助理說，第四集劇本你現在給我拿到樓上去影印，字這麼大一個，就貼在吧台。第三集錄完，已經8點半，馬上要播了。5、4、3、2、1，兩個人的戲，一個酒保，一個客人，一直低頭說這個怎麼樣，我在旁邊提示，長一點、慢一點，只有這幾行字了，要演10分鐘啊。

為這個戲，我要儲備一百條劇情線，如果說今天吳淑珍不昏倒，沒有任何事情發生，我可以隨便抓一條線出來編。250多集裏面，大概有那麼幾十集很不錯。兩年下來，我功力大增，你說會不會很浮躁，還好，在那種時候會—其實浮躁就做不出來了。

如夢之夢

2000年跟我學生做了《如夢之夢》，當時很轟動，演了8場，這台戲算是"表演工作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從白天演到晚上，中間會有三次休息，包括一個晚餐。如果平常日子是禮拜一看3個小時，禮拜二看3個小時；禮拜六、禮拜天是全程連續演。它只能夠在一個地方演，因為沒辦法巡演，演員是26個，上去演幾百個角色。觀眾在中間，戲繞著四周，觀眾席要自己搭。觀眾座位是360度，可旋轉的，觀眾就坐在像辦公室裏的那種轉椅上。全部人流跟著戲一起轉過來、轉過去，一直轉，轉了7個半小時。

●2000年的《如夢之夢》是表演工作坊的又一個里程碑，26個演員，在台上演幾百個角色。觀眾坐在中間看，戲繞著四周演，一演7個半小時　圖片由表演工作坊提供

這個戲像《一千零一夜》一樣，從一個病人的故事開始，一個醫生講他碰到了這個病人，後來病人開始跟他講他的故事，一個病人在找他生病的女兒，可找不到女兒。所以會變成這幾個主要演員都是一個人由兩個人演，有時候我講，他在演，其他人跟我演同一個角色，講著講著就會講到你，你就會開始講你的故事，然後另外一個人來演你。到了下半場已經不是他的故事了。看起來完全不相干的人，最後他們的命運牽在一塊，從現在的臺北講到了現在的法國，從現在的法國講到今天的上海，從今天的上海講到1930年代的上海，1930年代的上海講到1930年代的法國，再回到現在。最後你會發現這一切全部都是相關的。

《如夢之夢》在臺北演的時候，所有人都覺得非常可惜，因為它容納的人數不能很多。但那時候我們真的沒有把握，我們不敢宣傳。評語出來，有講"如果今年沒有《如夢之夢》，臺灣的劇場將是一片暗淡"。

我們那時就想說要不要把《如夢之夢》拿到大劇場去演，可是先決條件是劇場要改造，劇場第一個要同意犧牲這麼多票房。

香港話劇團的毛俊輝到臺北看到了校園版本，他太喜歡了，說這個戲有魔力，就跟我說香港話劇團要做這個戲，最有實力做的就是香港話劇團，因為他們真的有經費。2002年跟香港話劇團合作，我們想香港不會有人要看這種戲，結果一個月前票就賣完了，變成也是一種傳奇。

毛老師花了一個月時間說服董事會，道理是香港話劇團要轉型，不再完全依賴政府，認為用《如夢之夢》來轉型是最好的。他認為這個戲本身沒有幾個劇團敢演，而且未來絕對在中國話劇史上太重要了。後來也沒有費很大功夫，董事會就通過了，那些人也還是懂劇場的，大家在商量，因為票房的收入實在很少，觀眾坐在中間，所以只有兩三百個觀眾，這麼多的演員在演。後來拿了很多獎，香港話劇團還把它認為是香港話劇團這麼多年來最重要的一個演出。

臺灣的兩廳院跑去香港看，回來講，讓香港先做真的有點丟臉。表演坊20周年的時候，我們就讓兩廳院做，但他們面臨很大的挑戰，香港話劇團可以找到一個地方，完全是空的，重新起個舞臺，可兩廳院是一個很大的方形劇場。後來想到辦法，兩廳院舞臺上整個樓板是可以往下走的，我們就下降，把觀眾放在裏面，觀眾席就不要了。結果變成臺上250個位子，觀眾坐在臺上，陷下去的那種，然後我們又搭了一塊觀眾席，在原有的觀眾席上面，大概也是250個位子，500個位子；再在很遠的地方就放學生進來，很多學生都說在四樓看沒有問題。觀眾坐在中間，四面在演，這邊的觀眾有一面看不見，我們弄了兩個很大的螢幕給他看，所以樓上樓下，連著學生席，有700多人。但對兩廳院來講，還是很大的犧牲，因為它的位子是1550個。

《如夢之夢》真的有很奇怪的魔力。我是相信戲劇的力量的，它運作好的時候，很少東西力量比它大。因為是真的人，你跟你周圍的觀眾也算是一個群體，那種感覺真的很好。跟看電影又不一樣，看電影是一個人在黑暗中看，跟旁邊的人沒什麼關係，你並沒有感覺這一晚在這個地方發生的事是獨一無二的，因為電影可以隨時放。(丁乃竺、袁鴻、水晶對本文亦有貢獻)

大陸中央電視台英文主播芮成鋼在個人部落格呼籲星巴故離開故宮持續引發討論，最新發展是，故宮管理單位迫於各方壓力發出聲明，將在6月前決定故宮星巴克分店的去留。

但這波論戰並未平熄，支成芮成鋼的網友和反對者雙方在網路上論戰，短短不到兩星期，已經有50多萬網友流覽芮成鋼的部落格，並有2500筆留言，同時大陸媒體對故宮星巴克的去留作民調，有九成以上的民眾支持星巴克撤出故宮。 （相關文章）

要求星巴克撤出故官的人，多半認為故宮是中華文化的象徵不容玷污，更有網友建議相關單位在全國展開清理整頓活動，「把這些糟蹋祖國文化的洋玩意搬出『故宮』去。再次，並「嚴禁有辱祖國文化和文物的東西進入裡面，要制定出具體規定，並嚴格執行。」（相關文章）

也有來自學界聲音響應芮成鋼，上海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孫曉忠博士認為，「故宮對內是傳統文化的象征，對外則是當代最為中國化的符號之一。而星巴克咖啡館不管高雅低俗，都是一種外來的消費文化。它的進駐，代表著消費文化對本土文化的侵犯。」（相關文章）

在幾乎一面倒要求星巴克遷出故宮的聲音中，有位四川的公務員在《北京青年報》發表《不妨包容『故宮裡的星巴克』！》。這位公務員認為，在任何一個旅遊景點，旅遊服務設施和文物古跡本身都不能混為一談。如果出於「原汁原味」的需要，真要把與西方文化有關的旅遊服務設施都搬出故宮，那麼，被「驅逐」的就不僅僅是星巴克咖啡了！ （相關文章）

也有網友聲援星巴克，這位網友認為「故宮裡的星巴克」，只是家擺兩張小圓桌、6把椅子，還有一個小櫃台。「這樣一個小得不能再小的洋咖啡店，和故宮裡此起彼伏的中國商鋪比起來，太不足微道了」，況且比起追著遊客兜售紀念品、食品飲料的商販，「故宮裡的星巴克"算很克制了，不煩人，也不滋事」。

不少網友響應應用同樣的標準對待故宮內所有的店鋪，一名網友指出，「如果是一家中國品牌的商店出現在這裡，如果他們在店門口掛起了巨幅的廣告，然後放著響亮的音樂招攬顧客，我們會不會同樣產生一個問題，那就是這和故宮是不是協調？」

有位網友回應芮成鋼質疑其他國家文化建築沒有星巴克，如法國的羅浮宮、英國的白金漢宮，但這是因為，那裡根本沒有鋪位出租。這位網友認為，「畢竟星巴克沒有強行侵佔這個地方，他們也是按照規定，付了租金，簽署了合約的。」 （相關文章）

也有人用全球化來解釋避免流於民族情緒，有網友認為「面對商業主義與傳統文化相處的巨大命題，簡單地拒絕或者對立並非萬全之策，將星巴克歸結為外國企業侵略中國文化更有放大討論外延的隱患。「若因為4塊錢就可以買一大杯星巴克，所以把這個企業當做難登大雅之堂的飲食文化企業來處理，這是不是意味著40塊錢才能買一大杯的大雅餐飲，就擁有登陸故宮的權利。」

在相對少數批評芮成鋼立場的網友中，魏英傑的文章極為犀利，他指出「芮成鋼先生一邊以捍衛傳統文化的姿態呼籲打倒星巴克，另一邊卻大力借助西方人—『他者』的話語資源，為自己的論調加碼。他在博客裏籲請星巴克退場的一大理由是，『大量西方人』，尤其是知識界人士，覺得這種做法太噁心，是對中國的不尊重。」

在故宮星巴克事件引起討論後，美國《華爾街日報》一篇「大陸博客熱令企業膽戰心驚」報導提醒外商「巴克事件只是個人訴求上升爲全國性問題的最新一個例子，「星巴克事件彰顯出企業面臨的中國式的博客挑戰。網絡社區和讀者評論能够迅速放大一位博客作者的聲音」，企業面對這樣的問題，「最好的策略是密切關注這些危機，在危機擴大前儘早發現。然後你就能迅速做出反應」

台灣的網友在網上討論星巴克事件，網友雪雨非非認為「星巴克在北京目前約有51間，唯獨故宮店出新聞是商業地點與文化景點的協調問題」，但網友纖毛蟲則認為，芮成鋼除要求星巴克退出紫禁城，也認為不該古蹟解說牌上印有美國運通的小字，反對的是「任何」西方企業的符號或形象，出現在紫禁城．這就不是景觀協不協調的技術性問題而已。 （相關討論）

星巴克該不該撤出北京故宮，你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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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宮星巴克與全球化

前天跟朋友聊天時說到，你看多少政治人物、企業大老闆的孩子在國外念書，不是念研究所，是念大學，很多還根本是從高中就送出去了，「大人物是不是愛台灣，我不知道，不過，他們肯定愛自己的小孩」，這位中產朋友聽了之後回說：「沒關係，他們走了也好，這樣我們的孩子才有出頭天」。

⊙ 一邊監督，一邊捧場

高鐵通車烏龍事件頻傳，在拒當白老鼠的呼籲中，一堆好友約了去搭，「全世界有高鐵的國家沒幾個，台灣是其中之一，很光榮」；一邊監督，一邊還是捧場，捧自己的場，開玩笑！高鐵可是民脂民膏做出來的，幹嘛拒搭？

台灣總統鬧出全球笑話，讓人難堪，大家都知道台灣有「醜聞第 5 名」的總統；但朋友說，最起碼，台灣人民就是可以在總統府前開罵，阿扁再不爽，也拿邱毅、施明德、最重要的，陳瑞仁沒輒，「或者說，台灣民主即使出了個陳水扁這樣的白爛總統，但也同時有了可以對白爛總統嗆聲的土壤」。

有個在企業界工作的朋友，每周固定撥出一個晚上去幫忙弱勢家庭小孩陪讀，博士高材生教這些英文字母都念不全的小孩，「投資效益太低了吧？」生活，不是資產負債表上的數字，他說；後來連老闆也支持，陪讀時間計入工時。

這些人，或藍或綠，不藍不綠，他們用他們最簡單的邏輯面對滔滔濁世：坐而罵不如起而行；他們在乎自己的人生、在乎台灣，就用自己的信念去抵禦消沉的社會氛圍。

⊙ 想想辦法做點事

噩夢般的6年，或者說 8年，我們天天在忍受，像等待春天重返，期待生活可以在陳水扁離開後還魂，把台灣欠台灣人的幸福還給我們，但在這之前，我們不能什麼事都不做的只是靜靜等待，更不能只是生氣，「要想想辦法」，政治人物做不到「政經分離」，小老百姓學會自力救濟，自己找回生活的品質，找回生命的核心價值。

2007年一開始，好幾個朋友說，新年新計畫，第一，不再看政論節目，藍綠都一樣情緒泛濫，「犯不著拿自己有限的生命去跟三寶化的政客耗下去」，耗了6 年多，綠沒倒台、藍沒長進，發現藍綠不過是阿珠與阿花；第二，努力掙錢，好好打拼，台灣經濟雖短時間沉淪，但長期來看，中國崛起還是會帶給台灣很多機會，特別是服務旅遊以及與生活品質、創意相關的行業，台灣仍有機會出頭──雖然，很可惜地，我們錯過了讓一整個世代富起來的時機，但成功的機會仍會零星地散布在各領域中，給願意拼、肯用心、肯用腦子的人；第三，花點時間服務別人，「台灣孤島太多，需要連結孤島的橋樑」，一位朋友如此體認，孤島連起來，仍是生生大地。

或許從個別的故事開始，台灣再慢慢地尋找、累積集體成功的榮耀，這需要時間，也需要耐心，但不要再「和」下去了，趕快捲起袖子幹活了。

前些時候差不多同一時間，有兩則新聞，都與欠債有關。一對夫妻欠下數百萬債務，兩人開餃子館，日包 2000 個水餃，把債務還清後，夫妻兩人感到「大自由」，無債之後，每一粒水餃都是純粹的進帳，心裡很安慰；另一個欠了差不多數額債務的家族，父母帶著三十、二十多歲的孩子，一家五口分兩次跳河自殺。自殺的原因複雜，這裡不是要評斷是非對錯，只是想說，也許我們應該學習、練習（甚至於「勉強」）自己多將眼目注視那些勇敢迎向挑戰的例子，而非沉溺在失敗與退縮中。

對自己不滿意的生活，不要只有情緒，更要採取行動。

⊙ 自己為自己負責吧

30 年的經濟奇蹟，阿扁幾年玩完，我們的生活被這個無能的政府摧毀了，但我們能向誰討公道？總統是我們自己選出來的、無能的政府是我們慣出來的，我們責無旁貸得自己拾掇人生，「向上提昇大師」能為你負責嗎？他說句抱歉，能改變阿扁上台後，台灣近 3千個日子的白搭浪費嗎？不能。

我們不像那些居高位、有錢有勢的人，有很多「跳船」的本錢，我們的條件就是守著台灣守著家人，不想走也走不開，只有努力讓台灣更好一些，一點一點變好；台灣已經過了「隨便買、隨時買、不要賣」的簡單賺錢階段，台灣錢已不再淹腳目，我們回不去那樣的時光，所以我們要換一個腦袋、換一個眼光過生活；不要奢想一步登天，也不要埋怨無路可走；政府讓你過苦日子，你有責任和權利讓自己有機會過好日子。

你羨慕他們嗎？還在當兵的王子開 200萬 Jaguar 、3歲金孫穿 4萬元的Burberry 披風、26公斤的第一夫人戴132萬元的 Tiffany鑽戒，你生氣嗎？是的，在 2006年、 2005年…，我們都被這一家人惱火，但是你仔細想想，「擁有」真的是快樂的保證嗎、權力真的是力量的泉源嗎？有多少時候，阿扁與阿珍會懷念他們曾經一家四口能夠無懼無愧相聚相守的那些時光？

沒有人能夠真正理解那些高高在上的人，為了站在權力頂峰所付出的人生煎熬。他們所永遠失去的，或許就是你我握在手上的平凡人生、簡單幸福。

⊙ 謝謝阿扁照妖鏡

某一個程度來說，台灣人應該感謝陳水扁一家人，因為他們具體而微地呈現出台灣這些年來的集體面貌與心態：奢華、貪婪、不快樂、不健康，這個荒唐的權力暴走族是我們共同的提醒，讓我們知道，人生單單有錢、單單有權，其實一貧如洗──我們的雙手與其拿來戴 Tiffany，不如拿來擁抱所愛的人；我們與其踏在百萬名車上，不如有家人朋友一起用雙腳凸台灣；扁家虛華是台灣的照妖鏡，但願我們能從他們身上看到教訓。

因為阿扁和他的一家人、和那些巴著他們卻連續出事的紅頂商人，我們知道，不義而富且貴不但如浮雲，更如毒藥；上癮難戒，賠上人生。

突然想起年輕時很喜歡的歌，鄭怡唱的〈微風往事〉：

早晨的微風∕我們向遠處出發中∕往事如煙∕不要回首

晨霧迷漫中∕音樂在我心裡響起∕幕已開啟∕別再憂愁

誰知我行蹤∕何去何從∕誰令我感動∕遠離傷痛

早晨的微風∕在心中

晨霧迷漫中∕多感動∕不回首∕別再憂愁

把這首歌送給在乎自己、在乎台灣的你，和 2007年、每一個想要重新出發的日子。

文章引用出處：http://editorland.chinatimes.com/peng/archive/2007/01/15/301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