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偽滿皇宮》的《送葬進行曲》

分類: 創作隨筆, 文史雜談 | 作者: 施善繼 | No Commen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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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chichi20080225_1.jpg

懸掛在玻璃櫥窗裡牆上一角。展室燈光明亮,唱片上銀灰字體細小,睜大眼睛依然可以看得清楚。那張12吋33轉黑膠唱片,是漢堡寶麗多德國唱片公司一九六五年的產品,編號40516-B,唱片圓心墨藍,乍看之時,整塊唱片猶如一圈黑色薄餅。怎麼把唱片都掛起來展覽?

它是德國鋼琴家威廉‧肯普夫擔綱演奏,自一九六四年一月起用了整整一年到一九六五年一月,在漢諾威貝多芬廳完成錄音、製作上市,貝多芬鋼琴奏鳴曲全集32首其中第12首,作品26號降A大調。

這首鋼琴奏鳴曲第三樂章標示〈英雄送葬進行曲〉,是貝多芬一八零零年從古典時期開始跨入圓熟時期於一八零一年創作。維也納一八二七年三月二十九日下午舉行的貝多芬葬禮,葬儀樂隊吹奏的恰恰是這個鋼琴樂章的改編曲。貝多芬音樂創作裡的「英雄」意何所指,聽眾無人明確,唯一篤定的是,在音樂家身後的告別式上,全體參與葬禮的人都把貝多芬當成「英雄」告別了。 »»»閱讀全文

誰令史成灰?

分類: 文史雜談 | 作者: 范蘭欽 | 2 Commen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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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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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應台基金會舉辦了「不容青史盡成灰,解讀蔣介石日記」的演講會,由郭岱君講胡佛研究所所保存的蔣介石日記及其重點,此事我很重視,但雷震女兒雷美琳當晚一定要請我吃飯,我想晚個幾分鐘入場無妨,哪知後近慢了一小時,郭岱君講到「西安事變」那段還開玩笑問我來了沒有。我溜進場接待人員就說:「你到了,大家都在問你。」我想我哪那麼重要,後來才知是如此,待坐定,郭又說:「你終於來了,我都快講完了。」

郭講得很好,內容我也早知,報上陸續登了點,會後開放發問,有人問「西安事變」當晚談了什麼?孫中山為何重蔣介石?其實第一事是常識,只是很多人不想去瞭解,我乃簡述之;第二事,報紙也登了,就是蔣替孫殺人嘛。我說蔣有如江南案中的吳敦,陳英士是陳啟禮,孫中山就是汪希苓、蔣經國,此一突兀之言弄得全場有點怏怏。 »»»閱讀全文

《盧安達飯店》後續報導

分類: 國際櫥窗, 文史雜談 | 作者: 彭蕙仙 | 2 Commen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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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近日看到一則新聞(http://www.assistnews.net/Stories/2008/s08010126.htm),在此分享。看過《盧安達飯店》(Hotel Rwanda)的人,或許會對這一則有關盧安達在種族大屠殺之後的發展有興趣一知。

這則新聞的大意是說,在胡圖族與圖西族間的種族屠殺(即《盧安達飯店》背景內容)十三年後,在尼瑪塔一個被稱為是「和解村」的地方,有四十個胡圖族與圖西族家庭住在一起,為的是做一個實驗,看看被害人與加害人,以及其遺族能否和平共處。 »»»閱讀全文

我的思想就是一些意見

分類: 國際櫥窗, 文史雜談 | 作者: 南方週末 | No Commen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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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趙振江/譯

帕斯與墨西哥資深記者的對話。在專制制度失敗之後誕生一種新的政治思想,則必須吸收現代文學和詩歌的全部鮮活的遺產。我捍衛”為少數人的藝術”不是出於對貴族或精英的迷信,而是……

記者:在國家和社會中間,詩歌有什麼作用?在《弓與琴》中有一篇涉及這個話題的文章。

帕斯:我 依然在思考。在《弓與琴》的那一章(一篇專門論述此事的短文,如同它的題目所說:《詩歌、社會與國家》),我試圖將一種表現共同信仰、意識和價值觀的藝 術,與國家藝術區別開來。前者的例證是雅典民主時期的藝術與中世紀的宗教藝術。我給你讀一段我在這個文本中說的話:”希臘藝術–我指的是古典悲劇和阿裏 斯托芬的戲劇–參與了城市的爭論,因為民主城邦的性質本身就要求公民對公共事物自由發表意見……哥特藝術(羅馬藝術也一樣)不是教皇或皇帝所為,而屬於 社會、城市和宗教範疇……”結論是:國家與藝術創造之間的關係總是取決於它們所屬社會的性質。 »»»閱讀全文

史迪威問題與中國現代史的修正

分類: 兩岸三地, 文史雜談 | 作者: 南方週末 | No Commen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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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胡文輝

史迪威與蔣介石的交惡,看似抗戰中的局部問題,實際上卻牽涉此後中美關係的全局,如何評價史迪威的問題,必然導向如何評判國民黨政府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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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夫婦與史迪威

《中國的民族主義和戰爭(1925-1945)》[英]方德萬著,胡允桓譯三聯書店2007年7月,39.50元

屁股決定頭腦,位置決定立場。對於中國現代的史事與人物,不僅兩岸學界出於互為敵對的政治歸屬,形成了對峙的歷史取向;就連遠在大洋彼岸的美國人,也同樣在中國問題上黨同伐異。

長期以來,美國政壇固然存在反共親蔣的右翼傳統,存在所謂“院外援華集團”,對“丟失中國”的美國行政體系保持著政治壓力;但另一方面,美國的中國學界卻 長期被自由派甚至左傾的知識份子主導,對蔣介石及國民政府持強烈的批判立場,這與美國行政系統將國民黨政府失敗的責任歸咎於其自身的態度—最集中體現在 1940年代末發表的《白皮書》(即《美國與中國的關係》)—可謂一表一裏,遙相呼應。 »»»閱讀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