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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南方週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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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由"村民DV計劃 "提供
"我叫農科，農民的農，科學的科。"60歲的農科是"村民DV計劃"年紀最大的參與者。
10個村民，懷著忐忑的心情來到北京，他們中不少有過進城被騙的經歷。
這次他們沒有被騙，他們每人得到一台DV，條件是－－－他們要回到生活的村莊，用DV來記錄自己身邊的村民自治進程。
"以前我沒事就幹這個。"55歲的賈之坦伸出雙臂，在面前推動並不存在的麻將牌，"現在我哪兒還有時間？"
去年9月，"中國村民自治影像傳播項目"透過本報徵集作者。賈之坦報名參加，並且真就獲選成為10名村民DV作者之一。11月他到北京接受了3天"紀錄片速成"培訓，得到一台家用DV攝像機、一副三腳架和10盒磁帶。
在湖南省石門縣白雲鄉園藝場村，老賈本來就是一個人物。七八年前他把自家糧食地改種柑橘樹，等其他村民逐漸開始效倣，他的果園已經獲利頗豐；待別人的果樹也到了收穫年景，老賈已動手收購當地柑橘販運到北京、東北。很多事，他都比別人先一步。
眼下脖子上掛了一台DV攝像機，走在村子裏，老賈胸更挺、脖子更直，企鵝般驕傲。出了家門，街面上支著的盡是牌桌。"二叔，不來幾圈？"村裏人熱情地邀他加入。老賈右手背在後腰，左臂平伸出去，很不屑地衝他們擺手。
"中國村民自治影像傳播"，由獨立紀錄片作者吳文光策劃，隸屬於"中國－歐盟村務管理培訓項目"，該項目旨在促進中國村民自治的全面發展，由中國民政部和歐盟駐華代表團共同執行，已歷時5年，今年5月將結束。
這個項目包括"青年導演計劃"、"村民DV計劃"和"村民圖片計劃"。共有45名中國村民向項目組提交了申請，他們只需提供很簡單的材料：一是證明自己的農民身份，一是寫下自己為什麼希望參與這個計劃。
"包路費吃住，還給這給那？"10位被選中的村民作者，大多是將信將疑地來到北京，他們身邊幾乎沒人相信有這等好事。"有人出來了兩三次，都是被騙，一次是報紙上廣告說收購農副產品，他去了，被騙了錢；另一次也是類似情況，他有了防範，沒交錢，但路費白花了。家裏人都反對他這次出來。"吳文光說。
10人之中有4人對DV並不陌生，來自浙江金華的伊初建甚至非常熟悉－－－他的職業就是拍攝婚禮錄像。
帶著項目發給的設備，10位村民回到自己家鄉進行拍攝，20天後，他們將素材帶回北京，在工作人員的幫助下，各剪輯出時長10分鐘的短片。這些短片的集合，成為"村民DV計劃"的最終成果，"五一"期間在草場地工作站公開放映。
"當DV在手，他們可以開口說話"
賈之坦拍攝了鄰村一個採石場的所有權糾紛。經營著採石場的是雷公嘴村村委會原主任，村民要求他把採石場歸還村集體，主任不答應。村民們於是選掉了這位主任，由新任村領導繼續與他交涉。雙方的糾紛升級，村領導找到公安部門，把拒不交權的波士拘了起來。採石場停工了。老賈把鏡頭對準糾紛中方方面面的人物，逐一進行采訪。
吳文光把項目組人員分成3組，分別前往村民作者的拍攝地觀察並做必要的指導。他看到了老賈最初的拍攝素材，"跟我們常見的《焦點訪談》方式一樣。"
"當DV在手，他們覺得有一種可能，他們可以開口說話。"吳文光說，"焦點訪談"
幾乎是他們直覺想拍的。他不得不與村民作者做大量討論，到底是拍那種曝光式的東西，還是拍一個所謂的紀錄片。
"這種交流是非常困難的。什麼叫紀錄片？怎麼才不是新聞曝光？"儘量尋找通俗的方式，吳文光給老賈講了電視台新聞操作的現實和"行規"，比如正面、負面報道的比例平衡，比如被監督方怎樣在不同階段使用"圍、追、堵"的"補救措施"。
老賈起初情緒不小：為什麼不讓我這麼拍？他的立場相當明確－－－村集體所有的採石場，當然應該歸還集體。
但就在拍攝過程中，出現了老賈也絕沒料到的變化。採石場波士是被抓起來了，可村集體並不具備即刻接手經營的能力，原先在這裡有一份工作的村民反倒沒飯吃了，時間一長，他們也吃不消。應了吳文光的話："這樣一個亂局，誰對誰錯，你能判斷出來嗎？"
完成的短片《採石場》最終棄用所有的採訪素材。片頭字幕交代："經營了12年的采石場，因所有權問題，到2005年11月止，已停工3個月。"一組空鏡頭展現了寂靜的采石場。村裏仍是意見紛紛，但也有人開始埋怨："動不動找派出所來抓，鄉政府做得，基層政府做不得。鄉長幹幾年反正就走了……"片尾，村民們聯名把波士又保了回來，幾桌熱氣騰騰的酒飯之後，採石場重新開工。
廣西隆安縣都節鄉都結村的農科，今年已經60歲，在介紹自己姓名時總是說："農業的農，科學的科。"農科拍攝的短片叫《扶貧款評審會》：一個村子得到1萬元扶貧款，要求扶助10戶農戶發展養豬業，每戶1000元。
人人都想得到這筆意外的財富，路邊竹林下的村民會議七嘴八舌。有人提議幹脆按全村人口平均分配，有人甚至提出按戶抽籤，中者獲取。後者被徹底否定了：平分至少人人有份，而如果抽籤不中，本應扶助的反倒什麼都沒得到。
最終的解決，是村民按照統一的貧困戶標準向村委會提出申請，然後張榜公佈，由村民投票決定扶貧款的獲得者。
農科的拍攝非常簡潔，三腳架穩穩支在人群中，像一個看戲的人，沒有中景近景特寫，只有大全景。攝像機只不過換了幾次位置，一個故事已經講完。"要做影視分析的話，就是他的身份和條件決定了這種方式，他根本沒有想到別的方式。"
村民投票的方式，是向每個名字下邊的大碗裏，投進一顆蠶豆。吳文光看素材時，本能地提出問題：我們看不到他們往碗裏投的是什麼。你給我們看看是蠶豆也好，不然別人以為是石子或花生。"他就很害羞很後悔。後來到北京，他說自己又補拍了一些鏡頭，幾個特寫，手在往碗裏丟蠶豆。這時我已經覺得完全沒有必要了。"吳文光意識到，拍"焦點訪談"固然不妥，而任何所謂的"紀錄片"標準也很無謂，"原本就是他自己的拍法，應該尊重他的方式。"
"誰知道你是不是有啥壞心眼兒？"
"在部隊時，就是因為知道村委會組織法的實施，以為可以為村裏做點事，實踐一下小範圍的民主自治，才決定不留部隊做士官。回村以後，現實遠比想法複雜。獨斷專行貪贓枉法的村官，竟然把村裏的田作為商品，出賣給村民耕種，所得收益用於揮霍……"山東省萊州市郭家店鎮觀音寺王家村的王偉，在申請表格裏寫道。
王偉是個"維權分子"。自1999年退伍，為村裏土地分配問題，王偉幾乎成了村裏的職業活動家。"幾年下來，上訪、告狀，通通試過。最終是借媒體的力量，登過報、上過電視，才達到換人的目的。"王偉笑稱自己是村委會徹底換班子的"幕後黑手"。
村官是換了，但兩年多過去，村裏土地面貌仍沒有大的改觀。
"我想，我經歷的是村民自治中的典型案例，能用影像記錄所發生的，是我所願。我將記錄村委會議、代表會議、村民會議，其中爭吵辯論，甚至謾罵鬥毆……過程中應該不乏精彩。只是這精彩在我看來是有些悲哀。"
王偉沒能拍攝到預期的內容。原因很簡單，那些會議被擱置，在他拍攝的20天當中，什麼也沒發生。
北京市順義區楊鎮地區沙子營村的邵玉珍，與王偉的拍攝動機類似："我們村子裏，幾乎沒有進展，有很多事情並不像你們想像的那樣。我要透過這次活動，告訴一個真實的情況。"
邵玉珍原打算拍的題目也是"包地"，同樣因為沒有足夠的事件發生，沒拍成。她幾乎羞於參加後期制作，在項目組的勸說下，用她"練手"拍下的素材剪成了《我拍我的村子》。
不過平淡無奇的農村生活片段，卻也別有生趣。比如村裏有人家蓋房子，她來拍攝，主人不高興了，上來質問："這是啥意思？""沒啥意思，拍著玩兒唄！"
"蓋房子有啥好拍的？誰知道你是不是有啥壞心眼兒？"攝像機始終沒停，邵玉珍毫不退縮地應答著，又聰明地扯開話題："你說說，為啥參加蓋房？""給姪子蓋的。他那房子要倒啊！"房主對著鏡頭哈哈地樂起來。
在最終的評選中，《我拍我的村子》獲得了村民DV計劃的一等獎。
王偉的短片《分地》，其實也很有模樣，但他自己說起來，"扔廁所裏衝走算了"。因為"現實當中對身邊的生活有很多的感覺，但是拍攝時卻說不出來，不知道怎樣表現"。
村民影片評審時，王偉實在憋不住心裏的問題："紀錄片對社會，對我自己，究竟有什麼作用和意義？"
問倒了一位評委："這個問題太大了，得讓我回去想想。"
王偉一直在拍攝他村裏十分貧困的一個"王老五"。分地不公的問題對這類人的傷害是最嚴重的，其他的家庭，至少還有青年在外地打工的收入。他跟"王老五"閒聊著，看他做一頓午飯，黑不溜秋一籮饅頭。抬腕看表，下午1點多，該走了。
"起初我對他是同情和可憐，現在回頭看，很扯淡。"王偉說，"其實我和他是一樣的人，那時候對他卻是沒有尊重的。我連看他吃完一頓飯的耐心都沒有，這種所謂的關懷，就是放屁。"王偉現在的打算，是"踏踏實實地記錄村裏的現實"。除了繼續拍攝"王老五"，他還對村裏老人講述記憶產生了很大興趣。"聽他們說起1960年代的情況，很震撼。我應該把它們留下來。"
邵玉珍的想法也不一樣了："我無力改變村子的面貌。我的動力在村民，他們喜歡我拍的東西。我用DV錄像幫他們排練春節演出，我拍自己種西瓜的全過程，也拍鄰居的家長裏短，說不定將來什麼時候有用。我就把它當一個工具，記錄自己生存的過程。"
"人家以為你是記者，很多事都來找你"
"五一"期間在草場地重聚的5位村民中，湖南岳陽的周層佳最"沒精打采"。被問及完成拍攝後的感受，他說："我非常茫然。像是黑暗中的小孩，不知道該往東還是往西。"
周層佳拍攝了鄰村的村書記吳愛國。這位書記十多年前就開始上訪反映農民負擔過重的問題，甚至因此被拘留過兩次。周層佳欣賞這樣的人物，"在農村這樣的人太少了。真正解決農村、農民問題，還是要靠農民有自己的思想和見解，要靠教育。靠外面的力量，不現實。"
他對自己的片子很失望。一是因為對DV太不熟悉，一是拍攝時間太有限，與對象交流不充分。40多歲還沒有摸過照相機的周層佳，看來對DV這個新工具和"紀錄片"沒什麼信心。
"我以前也像王偉，熱情，過分激動，但隨著年歲增長，越來越圓滑世故了。"老周說的真是心裏話："社會非常複雜，尤其中國農村。為農村、農民說話，說真話的人，結果都不是那麼理想。我自己不站在農村沒有思想、沒有見解那群人裏，但像吳愛國那樣上訪告狀，聯合群眾抵制一些不正當現象，我也沒有那樣的勇氣。"
賈之坦則是另一個極端。這位55歲的湖南村民第一次接觸DV之後，新點子層出不窮，確實是不可能再有時間打麻將了。上次離開北京，他從吳文光那兒借了賈樟柯的紀錄片《公共場所》看，很快就大受小賈啟發。這次來北京的火車上，老賈看見車廂連接處總是聚著抱孩子的農村婦女，頓生靈感："我可以拍一個關於她們的片子，就叫《車廂連接處》，或者《無座乘客》。"
在家鄉，因為有了DV攝像機，老賈確實感到"身份改變了。人家以為你是記者，很多事都來找你"。一些村民希望他牽頭，組織農村合作社，老賈躍躍欲試。這次他還主動聯系河北定州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打聽中國人民大學農村問題專家，希望諮詢相關知識。
老賈最受大家贊許的點子，是在農村建立"DV生活娛樂室"。"農村的娛樂除了麻將，就是那些武打的、黃色的東西。年輕人其實都出去打工，村裏的人並不愛看這些。他們看了我拍的東西，都覺得好看。"
就是迷茫中的周層佳，也非常支援賈之坦的想法。"我們的鎮常住人口2萬，連個電影院都沒有，沒有一個文化陣地。DV娛樂室如果結合好的內容，可以用漸進的方式引導農民，教育農民。"
"要拿就全拿，要麼一個也別要"
去年底村民的DV影片完成，眼下已經在美國紐約大學、耶魯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和芝加哥聖母大學放映過，也已光顧了香港電影節、新加坡電影節和瑞士尼翁紀錄片電影節。
周層佳不太滿意："這都是在高層做，還是沒有回到鄉村。"
今年2月，項目組對村民影片進行評選時，來了兩檔電視欄目的記者，中央電視台12頻道的《法治視界》和中國教育電視台的《國視DV》。他們表達了強烈願望，要在節目中播出這些作品。
"這是我原來萬萬沒想到的。"吳文光說。最初在村民作者的概念裏，不播出拍它幹嘛呢？拍了電視就要上電視，這才叫拍。"我當時千方百計打消掉他們這個念頭，別讓他們到頭來失望。我們要保留他們那種粗糙的拍攝和剪接，這是很不符合電視台的標準的；內容上也很難保證能播。"
兩個節目組都很熱切，希望挑選四五個短片。吳文光一口否決："要拿就全部拿，要麼一個也別要，是打包的。"對方同意了。每個短片稿酬1000元。按照電視台的工作流程，是要播出、入庫、登記才付給稿費，吳文光向教育電視台爭取到了提前付酬。邵玉珍連一等獎獎金帶稿酬，拿到3300元，第二天高高興興把錢拿回了家。
不日，又有電話打來，另一個電視欄目也希望來看看，有沒有可以播出的東西。賈之坦來了勁頭：我拍的素材可以做出8個片子，可是還沒有時間剪出來，是否請工作室的人幫忙趕出來，看看有沒有出手機會。
老賈立刻遭到另外4位作者的批評－－太急功近利了，怎麼能這樣？
陝西藍田的村民作者張煥才問："如果沒有獎金，也沒有電視台播出，老賈你還拍不拍？"老賈也很有理："現在還沒到共產主義啊，我們也還是得有點收入吧？"
張煥才又問另外3人，大家都說，沒有獎金和播出，也肯定要做。
"我絕對不會只談精神的東西，如果有實際的利益，我比你們還高興。"老吳給他們做總結，"但是利益考慮得太多，你們是不是就朝著做一個電視台編外記者的方向去了？這樣事情就有點不好玩了。"
"五一"假期，5位作者在北京的另一件大事，是學習自己操作非線編輯系統。短短幾天，他們的進步相當大。作為"中國村民自治影像傳播項目"，他們的任務可以說是結束了，但吳文光和大多數作者一樣，都希望在村裏的拍攝長久地繼續下去。
"我不把事情想得過大，顯得誇張，什麼建設民主啊，給村民發表意見的平台啊……從人數上看這也畢竟是極少極少。"吳文光說，"但這種方式，比如我從農科、老賈身上看到，有種生命被照亮的感覺，他們想拍下去。"
【南方週刊授權轉載】
一、我的臥底日記
“非法移民”﹐”非法入境者”﹐”非法勞工”。我們每日接受這些大眾傳播媒體語言的強迫灌注。正如廣告術語一般﹐受它培育者﹐多視之為真理﹕”非法勞工搶走了英國人的工作﹐降低了英國人的薪資標準﹐濫用英國的公共服務設施﹐而且不繳稅。””我們”被形塑為”他們”的對立面﹐”我們的利益””﹐必與”他們的利益”相衝突。
而”我們”卻從未試問﹐”他們”這些”非法勞工”﹐究竟是誰呢﹖
“非法勞工”清潔英國的大街小巷﹐打掃英國的超級商場﹐並在每條街上忙碌的餐館裡端送英人的菜飯。”非法勞工”在成衣廠裡縫補英人穿着的衣服﹐製造英人使用的微波爐﹐並加工配製英人每晚食用的沙拉。 “非法勞工”提供英人每天生活之所需﹐卻無人意識到他們的存在。”非法勞工”便是英國無證﹐無身份的外籍移民勞工。他們或由於本國經濟衰微﹐或由於戰亂和政治迫害﹐透過非正式的方式﹐離鄉背景來到第一世界國家。
為了深入了解他們在英國的勞動生活﹐我展開了匿名調查。我想要親身經歷體驗他們的生活。這樣﹐我走進了英國葛蘭平肉類加工廠(Grampian Country Pork)。那裡﹐一行閃爍不斷的巨型廣告字體 — ‘創造更有味的生活’– 高高懸在廠房的正上方﹐要求你的全神貫注。 同時﹐許多面容疲憊的外籍勞工﹐正一個個從小型巴士上走下來﹐等待輪班。我不禁聯想﹐他們的生活是何種滋味﹖
我尋著無證華裔勞工的足跡﹐走他們踏過的在英尋職路途。我從倫敦一名建築工人那裡取得了一份IS96文件﹐也就是移民局過去發給特定政治庇護申請者的臨時工作許可證。這份文件屬於一位2001年入境﹐名為陳敏的中國人。他/她(性別無記載)的文件﹐已被許多華裔仲介人複印無數次﹐以每張五十鎊的價錢售予無數名的華裔工人。這名建築工人告訴我﹐這張紙(俗稱難民紙)在許多高度依賴外籍勞工的行業裡都能使用。
接下來﹐透過倫敦一名華人﹐我取得了諾富克郡(Norfolk)塞特福德城(Thetford)的一名工頭林先生的電話。這名華人告訴我﹐同郡的金斯林鎮(Kings Lynn)有一位同姓的工頭﹐我只要說是他推薦的﹐塞特福德城的林先生便不會有所懷疑。
拿起了話筒﹐我開始了與林先生的首次交談。”我是金斯林鎮的林先生介紹的﹐”我自我介紹說﹐”我來自中國河北省﹐學生簽証已過期﹐現在急著找工作。””我們這裡有工﹐供住宿﹐”他十分自信地說。
以下是來自我在這段匿名生活期間的日記。
週一
林先生約我在倫敦維多利亞巴士車站與他會面﹐一同前往塞特福德。我感覺他是因謹慎﹐要當面談清了狀況﹐才帶我去塞特福德。一見著我﹐他便多疑地打量我﹐同時轉動著他的黃色鴨舌帽。他不苟言笑的神情令我格外緊張。他詳細地盤問我的來歷﹕老家何處﹐來英國多久了﹐做過甚麼樣的工作﹐等等。我給予早已準備好的答案﹐說我是河北廊坊來的﹐在倫敦餐館裡打雜一個多月﹐也做過保姆的工作。對我的每句話﹐他總緩緩地答應著﹐‘是這樣子嗎﹖’好似在質疑我的真誠。
為緩和氣氛﹐我買了兩杯咖啡﹐遞給他一杯。‘你渴吧﹖’我說。他以不敢信任卻又好奇的眼神看着我。他接過了我給他的那杯咖啡。
半個小時後﹐他逐漸放鬆心情﹐並開始與我閑聊。
到塞特福德城的這一路上﹐他從南到北地向我這個陌生人傾訴他的過去。這麼短時間內贏得的信任﹐讓我原先緊繃著的情緒也緩和下來。在接下來的三個小時之中﹐我才得知﹐他是在”黑色經濟”中”打滾”的典型人物 — 仲介工頭﹐靠著四處鑽營﹐掙取暴利﹐但從來做不了太大的決定。
我試着從他的角度來聽他的故事。林先生來自貧窮的中國福建鄉村﹐生活艱苦。小時常被父親體罰﹐有一回憤而離家﹐自此在外闖天下。他的聲音裡充滿了被遺棄的孩子讓外面的世界磨練出來的一輩子的倔強。
“我過去在中國曾因發印假鈔﹐險些被警察開槍打中﹐”林先生頗為得意地告訴我。他曾透過蛇頭安排﹐偷渡到台灣﹐在那裡從事建築工作六個月﹐直至被遣返回國。
在英國的五年之中﹐林先生一直在經營‘身份製造’業 — ‘做身份’– 他自己這麼說。所謂‘身份製造’﹐也就是製作護照並販賣之﹐從無路可走的華裔勞工那裡賺取利潤。他經常和金斯林鎮的工頭合作﹐往返于金斯林鎮和塞特福德之間。
他對我說﹐2004年二月五日在莫克姆灣遇難的二十三位中國籍拾貝勞工之中﹐有數位是他所召集﹐是他手下的僱員。”拾貝生意我才做了九個月呢﹐2003年五月後才開始的﹐”他惋惜地說。
望著前方的玻璃車窗﹐他淡淡地說﹐”我的女友也遇難了﹐”此時﹐他顯得非常平靜﹐”很可惜﹐”他說。她四十來歲﹐來自中國東北瀋陽。在林先生的勸說下﹐她才決定去拾貝﹐踏上了不歸路。
“還好﹐事發之時我不在莫克姆灣﹐”他說。
我問林先生﹐華裔拾貝工人是否因為經常遭受當地拾貝工人種族歧視騷擾﹐才導致他們選擇夜裡拾貝。他沒有回答我。
那晚﹐有些華工手上連求救的電話號碼都沒有。知道如何求救的人﹐卻無法以英語告知救生服務處他們已有生命危險。
其中一名工人在被海水淹至胸口時﹐以手機打電話給他遠在中國福建的妻子。‘我想我過不了這一關了﹐’他對妻子說﹐並與她告別。
在黑淒的夜裡﹐一個個工人手牽著手﹐望著自己被四面湧來的潮水淹沒的那一幕﹐讓我頓時沉默下來。
11:30pm左右﹐巴士到達了塞特福德﹐一個完全陌生的英格蘭城鎮﹐迎接我們的只有夜裡的冷風。我們沿著公路﹐走向郊區。步行二十分鐘後﹐在我眼前出現的是一列列的地方政府住房。林先生指著前方一棟兩層的﹐不怎起眼的灰舊樓房﹐說那就是我們的住處。
一進門﹐就是一條狹窄的走道。這原是三房兩廳的房子﹐而今樓下的客廳已改修為臥房。林先生帶我進到這個臥房﹐裡面大約有四平方米。地上睡著三個男人﹐每人都睡在分隔開的單人睡舖上。我一眼看去﹐才發現房間裡根本沒有空餘的睡處﹐原先林先生在電話上答應的睡處根本不存在。
“我睡那裡呢﹖”我問他。他聳聳肩﹐指著旁邊的一張雙人床。我立即明白﹐那是他的床。
睡在地上的一個男人被我們的聲音吵醒了。他睡眼惺忪地問﹐”甚麼事啊﹖”我指著他腳底下那塊窄小的空間﹐堅持地說﹐”我就睡這裡。”這小塊空間的租金是每週三十鎊﹐付給一位當地房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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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威全，〈俄羅斯美女在倫敦〉
施威全，〈跨國婚姻在英國〉
【戴志揚／調查採訪】
編按：毒海沉浮毒蟲走險
由台灣「福生三號」黑吃黑劫殺事件，可發現販毒逐漸全球化的縮影，其中包含集團化、國際化、武裝化及犯罪手段更加隱蔽化等的特點。
近年來，亞洲毒品生產版圖也悄悄地改變，阿富汗已取代滇緬泰金三角及南美哥倫比亞，成為全球種植毒品最多的國家。
毒品交易全球化趨勢愈發明顯，台灣自無法置身事外，更應積極加入國際合作緝毒網，但這也是目前最欠缺的一環。
二○○二年五月三日清晨，太陽才剛從海面升起，基隆籍漁船「福生三號」船長阿郎和朋友阿聰在安檢站，鎮定的填上假名與身分證字號、出海地點與作業細節後，口中刁著菸，緩緩駛出八斗子漁港，航向北韓，夢想中的「富貴之旅」，但實際上卻一步步邁向一齣毒梟們早設好的死亡遊戲。
冒險走私 赴死亡之約
常年往返大陸、台灣間進行毒品交易牽線的阿賢，曾委託阿郎走私過毒品和槍枝。當他意外得知二名台商「林董」、「番薯董」，斥資六千餘萬元前往北韓購三百餘塊海洛因磚，並預付了四百餘萬元打通運毒關節，這次的「交通」又選中阿郎的船「福生三號」時，阿賢便積極與夥伴「老二」策畫劫毒計畫。
阿賢趕著阿郎出海前，吩咐「老二」前往大陸連絡了兩名殺手，再向阿郎謊稱五月六日必須載運兩名友人偷渡至日本，希望阿郎能順道幫個忙，在重金禮聘下，阿郎點頭。
歷經兩天平靜順利的航程，來到北緯三十九度北韓外海，停泊了約兩個小時，一艘北韓炮艇與另一艘大陸漁船分別緩緩駛進。北韓軍人有效率的將三百多塊海洛因磚搬上「福生三號」，阿郎則趁著空檔，拿著幾條香菸丟給對方帶頭的軍官，雙方相視而笑握手點頭，慶祝交易成功。不到一小時，炮艇和大陸漁船加速油門疾馳而去。五月五日晚上，「福生三號」到達澎佳嶼北方。
五月六日「老二」接到兩名大陸殺手後，到達約定地點。在彭佳嶼東北方卅海里處，阿郎看到老二開著船接近，還熱絡得大聲招呼，未料船一靠近，兩名大陸殺手立即從船艙跳出，雙手各持貝瑞塔手槍，一登船就猛朝阿郎、阿聰以槍決式的手法，朝兩人頭部開槍。
阿郎雙手、腹部和頭部共中了七槍，其中光是頭部就中三槍，謝進聰臀部、腹部和頭部中了四槍。隨後，「老二」等立即以交滿全船汽油放火燒毀「福生三號」，還以船錨綑綁謝金郎與謝進聰屍體，丟入海中毀屍滅跡，一齣為毒品黑吃黑的劫殺事件就此落幕。
或許是含冤未雪，五月七日，就在所有人以為「福生三號」是因機件故障起火的當下，阿郎與阿聰跳海遇難失蹤當下，大陸漁船「閩盛漁五七九八號」進行拖網作業時，竟然只用一張十餘公尺長的拖網，在深達一百公尺的海底，拉起用著鐵錨與鐵鍊綁著的阿郎和阿聰屍體，這起殘忍的劫殺事件才終於引爆，阿賢等八名共犯也在兩年內雙雙落網。
從福生三號事件來看可發現幾乎已成了一個販毒逐漸全球化的縮影，其中還包含著以下特點：
一、集團化─由於毒品利潤非常高，不少暴力集團和黑社會也都參與販毒活動，並將毒品交易作為聚斂錢財的主要手段。
二、國際化─從毒品種植、加工、販運到消費，毒品犯罪者已在全世界形成一個整體的國際化體系，並有嚴密骯髒的「合作機制」，將毒手伸向各個角落。
三、武裝化─毒品犯罪也日益武裝化，不少大的毒品犯罪組織都有自己的軍隊。哥倫比亞麥德林集團控制了二百四十名販毒頭目，並有軍隊，用高薪從以色列、南非、法國、英國和美國招聘了大批傭軍對抗政府掃毒。亞洲「金三角」的坤沙集團也於一九七六年成立了武裝分子組成的隊伍。
四、犯罪手段更加隱蔽化─儘管世界各國加大緝毒力度，但鉅額利潤使販毒集團和販毒分子變換各種手法，來逃避警方和海關的查緝。
北韓崛起 泰國師煉毒
不過警方卻赫然發現「福生三號」事件的主角北韓，竟然已經悄悄崛起成為毒品輸出國。刑事局官員說，北韓為了增加外匯收入，從民國八十六年起，在緯度較低的境域開始種植罌粟，並利用國有製藥廠的設備進行提煉，甚至從泰國請來技師轉移中國大陸「雙獅地球牌」海洛因磚生產技術。由於北韓生產的海洛因顏色較白，近兩年來，已逐漸取代雲南出產的「大陸白」海洛因磚，又因是泰國師父技術指導，而統稱為「泰國白」。
台灣執法單位從緝獲的毒販口中，及國際交換多層管道獲得證實，北韓製藥廠將製造完成的海洛因磚，交給具軍方背景的貿易公司後，由北韓海軍炮艇負責將毒品運送至北緯三十八至四十度的北韓海域交給來自台灣的漁船，再由台灣漁船轉交給來自台灣、中國大陸、香港、澳門或日本、南韓等地的接駁漁船，運往當地銷售。
阿富汗 種植毒品居冠
近幾年來，亞洲地區的毒品生產版圖其實也在慢慢的改變，根據聯合國緝毒組織調查顯示，現今僅阿富汗一國在種植毒品和加工超過全球二六％以上的毒品。早已取代了由緬甸、雲南和泰國邊境組成的毒品金三角地帶，也凌駕南美洲哥倫比亞，成為世界上種植毒品最多的國家。而金三角地區過去一直是世界上種植毒品最多的地區。
除了阿富汗這個新興的金三角外，以毒品輸出區域劃分，還出現所謂的「白三角」、「銀三角」地帶，白三角也就是由北韓製毒輸往中國大陸、台灣三地所圍成之東北亞三角地帶；銀三角則是中國大陸為輸出地，以香港，台灣、菲律賓為區域的東亞地帶。
近年來台灣在國際緝毒合作與情報交流上已經獲致極大的突破，包括調查局、刑事局與海巡署，都與美國緝毒署及亞洲各國緝毒組織，有著密切的情報交換，甚至與隸屬美國國務院東亞事務局設置在泰國曼谷的亞太地區緝毒總部，香港分部保持密切互動，每年還由美方派緝毒官員來台對我方執法人員進行教育訓練與情資交換。
美方為了建立國際緝毒網，確實掌握毒品來源及製造技術，特別成立一個「毒品鑑識計畫」，將各國透過走私所查獲的毒品，採樣送交美國化驗，分析成分，並建檔列管，而台灣每次破獲重大跨國毒品走私案件，也都立即採樣，透過美國在台協會（ＡＩＴ）官員，轉交美方化驗。
我方緝毒官員還私下透露，去年他們前往泰國曼谷與美方緝毒官員進行交流時，美、泰方人員還帶著我方緝毒人員，前往距泰國北部大城清邁三十公里遠，位在泰緬邊境的緬甸城市「猛揚」外圍觀察，因為面積廣達數十平方公里以上的「猛揚」市，已經成為全球最著名的「製毒城」，美國利用衛星偵照發現，「猛揚」的毒品生產工廠設施不但年年大幅增加，而且還擁有自給自足的水壩、電廠、賭場、酒店等設施，成為亞洲毒害的根源。
條條毒路 通往昆明城
緝毒官員憂心地說，「除了猛楊外，昆明也早就成為亞洲地區的毒城啦，現在國際毒販進入大陸的七條主要通道中，有三條直達昆明，原本毒販只是單純的過境通過短暫停留，現在不同囉，簡直形成中間站、集散地及地下消費並存的毒品交易市場。尤其隨著瀾滄江與湄公河國際航道的開通，和昆曼公路、泛亞鐵路的通車後，雲、緬、泰金三角境外毒品走私更方便、也會對國際社會產生更大的危害。」
毒品交易全球化的趨勢愈來愈明顯，既然台灣不能自阻於亞洲或全球販毒網絡之外，就更應積極加強與全球各國合作杜絕毒品交易，而這也是目前最欠缺的一環。毒品走私活動，對一個國家的正常經濟運轉造成的沈重打擊難以收拾，刑事局警官就表示，「近年來，台灣毒品氾濫的程度已經超乎想像，幾乎有一半以上的犯罪行為，都是因為吸毒所引起。」顯見毒害效益已經慢慢在台灣發酵。
(本文已刊載於2006年6月5日中國時報)
【戴志揚／調查採訪】
二○○一年以前，台灣名列美國全球緝毒調查報告中的全球「毒品主要轉運國」之一，台灣四面環海，地處東亞樞紐，地理環境位置相當特殊，販毒主要方式多以利用漁船、貨櫃走私為主，空運與旅客夾藏為輔。走私路線多以經泰國、中國大陸或港澳地區轉運來台為大宗，惟近年來北韓、緬甸、柬埔寨、越南、新加坡、寮國、印尼等國家，也漸漸淪為毒梟走私的路線。
但是自政府開放小三通以來，販毒集團利用外島地區通關便捷，且在查緝人力及設備不足下，讓毒梟有可乘之機。從近年查獲多起重大毒品走私來自金門、馬祖等離島地區中轉的案例顯示，小三通已成為台灣販毒走後門的最佳方式之一。
「要評估掃毒工作是否獲得成效，最好的方式就是看毒品市價漲跌，這就是經濟學中的供需理論，我們多次從逮捕的毒販口中得知，從今年二月起，台灣的海洛因毒品價格至少飆漲了四、五倍以上，目前海洛因一公克要賣到二萬兩千元以上，比起去年只有三千五至四千元的價格，顯示台灣目前貨源短缺，而這也是緝毒發揮成效的最好證明」，海巡署緝毒官員說。
台灣私梟間流傳著「南走私，北偷渡」定律，海巡署官員說，「過去幾年，我們發現大宗毒品多由漁船及貨輪，從高屏溪口、北港溪口、利用西海岸出海口複雜的地形及高雄、台中港夾帶走私進口；人蛇集團登陸的地點，多遍佈在北起淡水河口，南到大甲溪口一帶，然後南毒北運，北客南運，這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海巡署緝毒官員說，「台灣利用空運貨櫃夾帶走私的情況愈來愈嚴重，其中的盲點就在於海關驗關的程序」，官員表示，台灣貨物驗關分為三個等級，分別為Ｃ１（免驗關）─知名的世界級優良廠商，以及來自高度開發國家貨物；Ｃ２─也是沒紀錄的優良廠商，只交付貨物清單書面審查；Ｃ３（抽驗二十％）─成立的公司，或是有不良紀錄的廠商。
運毒手法高 海陸通吃
「所以現在毒梟經常都是利用一些優良公司作為掩護，合法掩護非法，從貨物中夾帶毒磚闖關，我們如果沒有精準的線報，說實在，這些毒品甚至會藏在一些昂貴的高科技器材內，我們拆也不是，不拆也不是，若是拆壞了可賠不起，毒梟就是利用這種心理弱點」，海關人員無奈的說。
實際上，台灣以漁船走私毒品還是佔了大宗，「這些私梟已經太明目張膽，掃街（勘查監視）掃到我們的海巡檢查哨所或大隊門口，我們經常發現一些無所事事的人，成天沒事就坐在據點附近觀察，實際上這些人就是私梟派來監視我們查緝人員的一舉一動的眼線，不過我們能怎樣呢？他們坐在那又沒法辦他。」海巡查緝隊員氣憤的說。
查緝隊員形容，「而且現在私梟手法愈來愈高明，有時我們已經不是靠情報，而是靠經驗，例如有些漁船我們明明確定有夾帶毒品，但是翻遍全船就是不知藏在哪，不過他們就是有辦法藏」，「現在最新的方法就是，毒梟利用北部棉花嶼、西部澎湖群島以及外傘頂洲一帶等無人島嶼，私梟與毒販約訂好地點時間後，私梟就將毒品埋藏在無人島上，毒販再透過紀錄優良的漁民前來取件，雙方互不碰頭，由於安檢人員通常對紀錄良好的漁船只做目視檢查，而漁民就裝在魚肚夾帶入港。」
除了海運外，台灣內陸的運毒網一樣四通八達，但是為了講求精準、迅速，高速公路經常是最主要路線，但是這條路近一年來已經遭鎖死。一位目前接受戒治中的毒蟲私下表示，由於西部的主要路線都已經遭國內憲警調人員堵死，毒梟便集思廣益「窮則變，變則通」，開拓出數條新的毒品走私路線，由南部各漁港走私進來的毒品，避開西部主要交通幹道，沿著中央山脈路線統一集散中到台灣的中心點「埔里」一帶，再由各地前來的中盤毒販取貨運網全省各地，儼然成為台灣新興集散地區。
這位毒蟲比手畫腳生動地描述，「這些毒品大盤商，為了避開西部嚴密的警網，又知道我們這些成癮的只要毒不要命，乾脆一次給我們五天份的毒品量，要我們帶著貨，走陸路翻越中央山脈到東部，再坐火車北上台北」，對此說法，資深的刑警笑說，「這是絕不可能的啦，他可能用毒用到頭殼壞掉在幻想吧。」
但是刑事局緝毒幹員認為，由於南投地區吸毒人口日漸增多，目前台灣毒品在埔里一帶集散交易的強況不無可能，甚至毒販會刻意避開省道或高速公路，多迂迴一圈，走埔里到大禹嶺，然後分頭走中橫公路往花蓮、或是經梨山走支線前往宜蘭，再坐火車北上，這條路線警力最單薄，反而是最有可能的。
績效掛帥 緝毒留一手
台灣多年來的緝毒有成，既然台灣販毒已邁入全球化的一環，自不能置身於事外，目前國內相關的緝毒單位都有一個共通看法，台灣在緝毒硬體設備及人力資源上是充足的，但是在情報交流與緝毒資源整合上還有很大的改進空間。
尤其在績效掛帥下，各單位不免出現本位主義或莫不留一手，或是相互踩線破壞默契，對於緝毒工作是一個很大的阻礙，如台灣能將這些資源整合，成立如美國、泰國、菲律賓等專業緝毒署，將可大幅增進緝毒能力，絕對具有正面的意義。
(本文已刊載於2006年6月5日中國時報)
【沈揮勝／調查採訪】
毒梟觸角深探郊村，摧殘中青人口體質、朽蝕聚落結構基柱、掏空農村經濟命脈，更要命的是，最基礎的社區安定也脫序；毒癮者從內賊變外賊，再從搶奪進而為搶劫，甚至擄人幹綁匪，全民承擔受累。
雲林縣去年遭竊的電線總長度，足以繞本島兩圈，宵小猖獗，幾乎全數緣起毒癮者缺錢行竊。「台灣地區發生的竊案，八成出自藥仔組傑作，餘為職業竊賊和臨時貪念者所為。」林水木累積長期辦案經驗，作了上述概算。
台西林姓養殖戶氣憤表示，毒癮者截電線，變賣頂多換得千把塊錢，不過養殖者的損失卻是無以計數，塭池無端遭斷電，白蝦、鱸魚瞬間翻肚，動輒慘賠三、五十萬元。
麥寮橋頭村一家大理石廠，四月底遭盜纜，廠區地下配線被竊賊以汽車拔河扯走，員工大清早上班，機器動不了當場傻眼，停工一周、趕貨不及，訂單和商譽損失慘重。
更誇張者，還有人把歪主意打在「死人骨頭」。清明節前夕，東勢鄉公墓十六罈的骨灰被偷走，兩名擄骨的嫌犯黃炎清和黃老成，同樣都是煙毒者。
此外，去年底在麥寮綁架一對夫婦的李岳陽強盜集團，落網五嫌，全部都有吸毒前科。而同年十一月北港分局偵破李隆華、李美玲及林文聰三人連續強盜案，作案動機也是為了吸毒，三個多月搶了四十多次，作案區域涵及彰、雲、嘉共五縣市。
除了騙、偷、搶、綁外，部分煙毒者淪為小盤藥頭，先滿足自己的渴藥性，餘摻方糖增量零賣，造成越賣藥性成分越淡薄、毒癮者人數亦迅速擴散。
下萬庄毒癮者阿忠現身說法，承認小盤藥頭「自用直銷」，如幹枝萌芽般等比蔓延，終至「深耕扎根」，是掏空農村經濟、治安敗壞的元兇。
他補充，明知三手、五手的「蜂蜜」不純，但實在不堪盜汗流淚、萬蟲噬骨的痛苦，打一針就馬上感覺「上天堂」，先「弄錢」求解脫再講。至於錢是怎麼弄？想像的空間無限！
「藥仔組」衍生多如牛毛的治安問題，但仔細分析嫌犯，多數人非窮兇極惡。從基層警員幹到刑事組長，現為竹山分局副分局長的張丁科認為，毒癮者不由自主，從關懷面看，算是另類的病患、另類的被害人。
毒梟扮撒旦「加持」，強烈的渴藥性將他們推向罪惡淵藪，沿海區地在下陷、人在沉淪。張丁科說：「為了找錢解藥癮，這些人已然不顧尊嚴！」
海洛因荼毒萬庄的故事，只是眾多村庄沉淪的一個縮影。林樹山國會秘書許嘉發表示，蚊港也有此現象，已知吸毒導致死亡者至少有三人，附近的崙仔頂和五港村共六人，更南的台子村，以及嘉、南沿海各聚落都有所聞。
(本文已刊載於2006年6月4日中國時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