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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林深靖 | 
日期： 
文◎郭承啟
台灣近年來流行所謂的「台客文化」，但是到底什麼是台客文化，也沒有人可以說個準，大概連擁抱台客文化的人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來，但是台客文化裡頭有一些既粗鄙又無釐頭與廉價部分，倒是蠻能反應在三立電視台的政論性節目與政治新聞處理上。
感覺上台客文化有點想仿照1960年那一個全世界狂飆時代的精神：讓人回歸自然、反體制、年輕人反對成年世界所建構起來的虛偽社會、兩性平等、反戰、本土、性解放、關懷弱勢…。曾經參與過那樣年代的人，都知道那是一個多麼美麗的年代，是一個叫人感動的年代，但是從台客文化裡頭卻看不到這一些，而最叫人不解的是，台客文化最不堪的部分卻感染到新聞界，像三立電視台這一次赤裸裸地參與民進黨總統提名的初選，以及二二八專題的影像造假，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媒體所以被稱之為第四權，道理很簡單，就是監督當權者，但是在民進黨執政之後，這樣的媒體倫理整個被打破，御用媒體竟然當得「理直氣壯」；在御用媒體內的新聞人則是表現出「有為者亦若是」，替當政者服務吃香喝辡的，何樂而不為，把新聞人該有的堅持與分際就這麼廉價地給出賣掉。
看看三立電視台的政論節目，包括主持人與固定的出席來賓，泰半都打著資深媒體人的名號，然後口沫橫飛的政局評論，詳聽其內容，都是為當今的執政者辯護；更離譜的是，當在面對外界批評時，要不是罷出一副「正義凜然」的姿態，幾乎要說他們是正義的化身，就是顯現出「嘸你係嘜按哪」的態度，表示他們是勇敢的，可以為台灣人民犧牲的。
當然，愛台灣三個字成了不離口的口頭禪，反對他們論調的人，則是不愛台灣，會出賣台灣的人，連蕭美琴這個在政壇上都知道屬台獨基本教義派的立委，都遭到指控為「中國琴」，就可以理解這些所謂的資深媒體人，真是無釐頭到極點。替當政者服務也就算了，還公然介入民進黨內的派系鬥爭，實在是粗鄙的可以了。
另外像這一次二二八影像造假的事件，說實在的，三立電視台的處理方式已經不是用「離譜」兩個字可以形容了，因為這是一個專題報導，沒有一般新聞作業流程的時間壓力，同時應有懂這個議題的學者顧問從旁指導協助，結果連國共內戰時期的影帶都可以張冠李戴，實在讓外界很難讓人相信是無心之失。
再不繼，二二八事件是如此熱門的話題，負責黨政新聞工作者若連最基本的常識都不懂，實在說不過去，還憑什麼去談二二八、去做二二八事件六十周年紀念專題報導。可是最令人憤怒的，倒不是這些記者的知識或常識的不足，而是當外界提出質疑時，則是祭出老套，抨擊所有質疑者乃居心叵測，不愛台灣，已經到了人髪指的地步。
三立電視台這一、二兩年的作為，絕對可以作為新聞學院學生好的負面教材，但是大眾媒體如此操弄現實政治與族群鬥爭，台灣社會承受得了其可能產生的後果嗎？
提起柏楊，每個人的反應，大概會和個人接觸其作品的早晚和認知等影響有關。自政府宣告解嚴，柏老終於重返世俗之後，重披人權、史家和復仇者三件戰袍的郭衣洞，早非階下白髮死囚，而變身成了鎂光燈加持寵信、掌聲不斷相迎的文化與政治新聞的焦點。
根據坊間大賣的周碧瑟女士為柏老執筆的《柏楊回憶錄》，這位河南輝縣來的外省籍流亡學生，因命運之神一再眷顧來到寶島，逃避了共黨赤禍立即奪命的危機；來臺後又一再有慈悲惜才的師友接濟幫助，不但沒有餓死異鄉，還比一般庸碌之輩更輕易地謀得糊口教職；在救國團任職時，娶了省立師範大學名教授的女兒為妻，流亡人生不可不謂苦盡甘來。在民國六十年代，當大多數臺島民眾還無力自購住宅、私家轎車和送兒女上國語實小、復興小學的時候，柏老全家已經過著筆耕著述有成的雲端生活。
但是，年近四十的柏老，也因為自己奔放的性格和縱橫的才氣，先親手毀掉凡夫俗子都會珍惜的婚姻和安定生活；接著，又為了民國五十七年元月二日《中華日報》刊出的「大力水手」漫畫敏感譯文，而在蔣家父子宰制的反共復國聖地，幾乎命絕死牢。
在綠島含垢忍辱九年的柏老，近十年來在各種公開場合，意氣風發地將李登輝、陳水扁等當權派引為重返世俗後的「知己」，痛快地實踐了當年堅拒「畏罪自殺」的終極目標：揭發刑求逼供的黑幕！向「萬惡的」國民黨政權餘孽報復到底！《柏楊回憶錄》一書成功地鼓動了讀者高度的憐惜，在人權至上的光環中，召喚了無數的正義心靈，在同聲掩卷太息之際，會情不自禁地贊同待過人間煉獄的高齡傳主，如何厲聲地向施暴者控訴的行動。
筆者才德俱鮮，唯自幼尚知讀書自勉，亦頗偏愛柏老嬉笑怒罵、高山滾鼓諸論；如今年逾半百，漸能體會何以性格決定命運的人生哲理。廿多年前，在臺北頂好商圈的某次喜宴中，首次見到柏老偕其新婚夫人張香華女士在鄰桌出現時，的確有點觸電之感，還曾上前遞了張自以為有點用處的記者名片；與嬌妻相倚的柏老淡淡一笑，隨手收下名片，未發一語。
如今事隔多年，偶有機會潛心研究中國國民黨革命實踐研究院部份卷宗，始知鄰桌那位未發一語的受難長者，亦有生命中的難言之隱；《柏楊回憶錄》作者也為傳主悄然割捨了一段禁忌。套句市場流行語吧，就是筆者在革實院陳年檔案中發現了「你所不知道的柏楊」。
郭衣洞參加革實院受訓時填寫的籍貫是河南省開封市，出生日期是民國九年十一月一日，學歷為：國立東北大學政治學系畢業，中央訓練團黨政班第十五期結業；現職：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總部副組長、臺灣省立成功大學副教授。
他參加的第二期「臺灣省建設問題研究會」共有二百一十二人受訓，其中男性研究員一百九十四人、女性研究員十八人；講習期間為：民國四十七年十一月廿二日至十二月廿二日。郭衣洞學號為0159，在同期「文化組」八十人中，最後考核名列第五十九名。總評語為：「年富力強，易動感情，寫作豐富，進修不懈。」適宜工作包括：文化行政、文藝。
如果說，郭衣洞一開始就是那麼厭棄「萬惡的」國民黨，恐怕也是不符事實的。因為革命實踐研究院雖然未必是受訓者一步登天的鍍金寶地，但至少以柏老標榜至再的超然個性，理應早早斷然拒絕國民黨和救國團的誘掖「醬缸」和政治「混水」，根本不該吃團的飯，更應不屑赴陽明山革實院報到受訓才對。
但是，柏老不但拿了團的薪水，更喝了黨的奶水。看似充滿反骨的郭衣洞在革實院結業了，還留下《柏楊回憶錄》中留白從缺的生命紀錄。這些紀錄，如今無論用什麼角度來看，都是革實院絕未動用私刑，而是作者在自由意志下，自動按時限繳出的「忠黨愛國」到了火燙程度的自白。
年方三十八歲的郭衣洞當時能參加第二期「臺灣省建設問題研究會」，至少顯示黨團各方面並未輕視他的存在，而且大有栽培之意，因為至少從檔案名單中初步觀察，同期二百多人中以臥虎藏龍來形容，雖嫌太過，但以其後各展長才的事實觀之，國民黨調訓的對象都不是毫無發展潛力的無名小卒。
第二期「臺灣省建設問題研究會」研究員至今尚能讓人憶起「是有這麼一號人物」印象者，至少包括以下人士：曾迺碩、游彌堅、管歐、王友爕、馬白水、沈寶環、梁在平、石季玉、余夢燕、王冠青、陳叔同、趙廷俊、高蔭祖、徐學訓、宣建人、高仰止、王紹育、林則彬、螘碩、伏嘉謨、顏春輝、耿修業、尹雪曼、馮放民、鍾皎光、周百鍊、辜振甫、劉闊才、張建邦、崔德禮、李子弋、冷楓、穆中南、齊治平、馮愛群、林大椿、呂有文。
當然，無論黨國如何以特達之知提攜，革實院研究員結業後的造化，仍得靠自己奮鬥經營，始克有成，妄想貴人相助就能坐享其成，只是神話兼笑話。柏楊在革實院受訓自填的十一項服務經歷，分別如下
(1)、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直屬豫北分團部主任：長官蔣中正，起迄年月：民國廿九年八月至三十一年七月，卸職原因：投考學校。(2)、東北青年日報社社長：長官劉廣瑛，起迄年月：民國三十五年六月至三十六年七月，卸職原因：與中蘇日報合併。(3)、私立遼東學院政治學課程副教授：長官徐延年，起迄年月：民國三十六年八月至三十七年十一月，卸職原因：東北陷匪。(4)、臺灣省立屏東農業職業學校人事管理員：長官陳誠，起迄年月：民國三十八年九月至三十九年七月，卸職原因：辭。(5)、臺南市立初級中學國文課程教員：長官楊德鈞，起迄年月：民國三十九年八月至四十年一月，卸職原因：辭。(6)、臺灣省立工學院附設工業職業學校史地課程教員：長官王石安，起迄年月：民國四十年二月至四十年七月，卸職原因：辭。(7)、南投縣立草屯初級中學國文、史地課程教員：長官李楨祥，起迄年月：民國四十年八月至四十一年六月，卸職原因：辭。(8)、青年歸主國際協會中國分會聖經講座講師：長官Spark，起迄年月：民國四十一年七月至四十二年一月，卸職原因：辭。(9)、臺北縣立樹林中學國文、公民課程教員：長官李振雲，起迄年月：民國四十二年八月至四十四年二月，卸職原因：辭。(10)、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總團部副組長：長官蔣經國，民國四十四年三月起。(11)、臺灣省立成功大學三民主義、詩經課程副教授：長官閻振興，民國四十七年八月起。
郭衣洞願意接受「青幹班」(全稱為：「三民主義青年團幹部訓練班」)同學包遵彭介紹，放棄樹林中學教職，決定投效在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旗下，或者應該說是投效在救國團主任蔣經國的門下，雖不能說是一步登天，至少也是如魚得水，因為在團旗之下，他才享有黨團互通的充沛資源，才有成為團務系統下所謂「中國青年寫作協會」總幹事的機會，也才有《柏楊回憶錄》第二二三頁所說的安逸環境：「我在救國團有我的天地，除了上班時間以外，都在寫我的小說。」
如此生涯規劃，何止是政治正確而已；同意接受革實院培訓，在某種程度上，是已經為從政之路暖身了。郭衣洞既然冰雪聰明，又身在漢營，彼時豈有不力求表現，巴望漢家天子有朝一日，傳令嘉獎拔擢之理？
《柏楊回憶錄》中提及柏老被約談前夜留書妻子時，遣字用詞似乎對黨團尚無二心，對「太子」蔣經國更毫無不敬。
柏老筆下的用語是：「蔣主任是熱情忠厚之人」、「蔣經國主任是一英雄，是非必明」、「李煥一向對我關懷」。當然，這樣的信仰，這樣的殷切囑咐，到了刑求逼供和愛妻求去之後，才終告澈底失落破滅！
郭衣洞在革實院受訓時，不但強調自己「此身此生，與黨結合為一，離黨不能獨存，勢如此，志亦如此。」填寫對自己的綜合評語時，雖自承「生活規律較差，條理較差」，「喜歡吸煙，一天三包」，但仍不免用心的強調自己過往的種種表現是：「努力未懈，然未處囊中，無法脫穎。」
他寫道：「人對自己評價，一定很高，對自己缺點，一定難以察覺，即令察覺，亦多有說詞，對自己原諒。予自十八歲起，工作崗位始終在黨團之內，唯因情性火烈–寬恕者亦可稱之坦率，遭打擊甚多。但熱情未減，努力未懈，然未處囊中，無法脫穎。來臺後，從事文藝創作，又得長官胡軌先生感召，對名利漸淡，唯願在文藝上能有貢獻，便願足矣。」
同期學員中，較郭年長十歲的張雪茵在「研究員相互認認表」中，對郭衣洞的綜合評語是：「個性耿介剛直，對朋友熱誠」。在各種印象評語中，比較切合郭之言行舉止者為：「好讀名著」、「富有創作天才，富有想像」、「有文人氣質，不大講條理」、「極為熱情，極容易動真感情，有時對人家不以真感情對他，他很傷心。」
受訓時，郭衣洞已出版小說八冊，在那個物質普遍缺乏的年代，的確是件值得傲人的成就；他自填的五本著作分別是：民國四十二年出版的《辨證的天花》、《蝗蟲東南飛》；民國四十六年出版的《生死谷》、《周彼得的故事》；民國四十七年出版的《蒼穹下的兒女》。其中《辨證的天花》未再出現在柏老其他的著作年表中，個中原因未詳。(作者按：柏老原作確寫成「辨證」，而非「辯證」)
郭衣洞自填長輩狀況是：祖父郭統，業農，已歿；祖母楊氏，已歿。父郭學忠，業商，已歿；母魏氏，已歿。家庭住址為：臺北市大直北安路五〇一巷十一弄九號；大陸的永久通訊處是：河南開封八府倉後街四十三號。
他在「自述」中寫道：「余來臺後結婚，妻齊永培，河北人，臺灣省立師範大學畢業生，生有二子，長子本城，四歲；幼子本垣，二歲。」齊永培當時是臺北縣新店鎮南強中學教員，是臺灣省立師範大學教授、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委員齊鐵恨教授的掌珠。
救國團工作的安逸閒適，似乎注定帶給柏楊生命中幾乎澈底毀滅的災難。因為只要不屑吃團飯，根本就不會有這場畸戀；不幹救國團這份差事，就算其後坐了黑牢，恐怕也不會死命咬住「禍首」就是蔣經國了！
《柏楊回憶錄》第二二七頁，柏老簡單交代了在民國四十七年冬，或許就在他從革實院結訓後不久，由於救國團為大專學生在風光明媚的日月潭舉辦了一場「中國青年文史年會」，讓他遇見了私立靜宜英專學生倪明華，認識了其後被柏老形容為在其坐牢前：「是我婚姻生活中，唯一向我說過『我愛你』的妻子。」而且，「我愛你」這三個字是在日月潭初見時，就出自一位年輕異性仰慕者口中；在此傾洩而下的崇拜與愛慕激情中，柏老「心中起了很大的衝擊」，頓然憬悟了和妻子齊永培性格不合的挫折，於是作成以下結論：「我第一次證實性格決定命運的真理，這是一個錯誤的婚姻。」(參見回憶錄第二○七頁、二四七頁)
此次出軌最終導致與齊永培離婚，但也譜成另一段刻骨銘心的婚姻。《回憶錄》第二二八頁則是全書唯一提到「革命實踐研究院」之處，至少證明傳主大人並非「忘了」國民黨旗下有革實院這麼個單位。《回憶錄》中寫道：
「對這件事反應最強烈的是明華的父親–中興大學教授倪渭卿先生。他那時正在陽明山革命實踐研究院受訓，和成功大學校長閻振興同住一個寢室，他警告閻先生，成功大學如果再繼續聘我教書，他們夫婦將去鬧個天翻地覆，閻先生遂立刻把我解聘。倪先生又發電報給蔣經國，指控他的部下利用職權勾引他的女兒，要求嚴辦。蔣經國並沒有立刻下令把我撤職，而只是要副主任胡軌先生警告我……。然而，我完全聽不進去，我把愛情置於第一位，把事業前途置於第二位，不在乎任何批評和阻礙，正是我的盲點。」
筆者查遍革實院檔案資料，又意外發現柏楊先生的第二任岳父大人，其實未曾在革實院受過訓，因結業研究員中並無倪渭卿之名；另在閻振興先生參加過的兩個班期中，亦無抵足而眠的室友名為倪渭卿者。故前述倪教授在陽明山上向成大閻校長施壓這段故事，如能成立的話，那也絕非國民黨自辦的活動，而可能是借用革實院陽明山院址辦的不知名講習而已。
至於柏老自填的家庭狀況，也值得探討一下，因為既然自承「衣洞」之名，是為取得對日抗戰時教育部分發流亡學生至後方繼續求學的機會，而不得不彈性變造中央大學政治系大三學生「郭大同」證件的傑作，那麼，自填的兩個弟弟衣漳、衣洋，也就未必是真名了。「所幸」，真也好，假也好，柏老兩個弟弟與姐姐育英、妹妹育傑等四人，都「淪陷匪區，情況不明」。
柏老於民國三十八年四月，自上海海軍碼頭搭乘海軍士校專為招考新生而開往臺灣的「中鼎號」登陸艇，與堂弟郭立熙一同抵達雄左營。彼時無論男女老少，為苟全性命於亂世，持用機關假證件、頂替部隊空缺、申報假生日，乃至為求逃命而啞嫁盲婚者所在多有，並非多麼值得誇口自雄的人海傳奇。大陸淪陷後來臺的名流中，偽造證件，謊報學歷，當年只要無人檢舉，蒙混過關，也就一路假到底，或者靜待真的證件到手，就根本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了。
前中央通訊社社長黃天才先生曾坦然面告筆者，他是中央政校改制為國立政治大學後第一屆法政學系畢業生，由於民國三十八年四月底南京即將淪陷匪手，校方有無舉行畢業典禮也已經記不起來了，畢業班根本來不及領取畢業證書，大家就各自逃難了。
黃天才和一批青年朋友有機會匆匆來臺，是因為孫立人將軍在高雄鳳山的新兵訓練中心徵求應付美軍顧問的翻譯官。其後，陸軍總部要求繳驗畢證書作為核薪依據，大家都沒取得正式文憑的危機才告爆開，所幸，全隊有一位姓馮的清華大學經濟系校友帶了畢業證書正本來臺，是民國三十六年六月核發的真品。
情急之下，大家趕緊湊錢到臺南市委託一家肯幫忙的印刷廠「原寸全真複製」各自的清大畢業文憑；至於關防和鋼印，一律靠機智和創意，統統自行解決，居然天衣無縫，全部僥倖過關。靠這批假清華證書存活的「受惠者」中，還包括其後成為「美聯社」名記者，但當年僅在武漢大學念完大一就匆匆趕到南京等待轉學插班政大的「四川才子」蕭樹倫。
另一實例，是曾任臺北國語實小校長的已故國大代表張希文，民國四十年十二月中旬在革實院受訓填報的學歷有二，一是：日本東京早稻田大學教育學系肄業：民國十九年二月至二十年六月；二是：私立北平輔仁大學國文學系畢業，民國二十年九月至民國廿四年七月。
事實上，北平輔大是從民國二十七年秋，才開始招收第一班女生，因此張希文不可能是輔大校友。一九五二年接收輔仁校產和師生的北京師範大學，其檔案室至今保有「老輔仁」的全部校史檔案，筆者曾地毯式比對，確認張希文女士在輔大沒有學籍，遑論畢業紀錄了！
郭衣洞在革實院「自述」中的學經歷如下：「余七歲入河南省立開封第五小學，十三歲畢業，返原籍輝縣入私立百泉中學，未及畢業，即考取河南省立開封高級中學，肄業二年級時，抗戰爆發，投筆從戎，考入河南省軍事政治幹部訓練班；畢業後，保送軍事委員會時工作幹部訓練團一團第一期；畢業後，再被保送三民主義青年團幹部人員訓練第一期，受訓武昌珞珈山(後青幹班改棣中央幹部學校，來臺後，教育部又特准併入國立政治大學，發給畢業證者)。青幹班畢業後，奉派任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直屬豫北分團部主任。
斯時年方十八歲，而豫北二十五縣，全陷日寇之手，然余並未氣餒，即率工作同志四人，北渡黃河，以林縣為據點，發展組織，因與太行山一帶共匪短兵相接，兩面作戰，倍感艱苦，亦倍感痛心。三十年，曾調中央訓練團黨政班第十五期受訓；三十一年，中央直屬豫北分團部與中央直屬洛陽區團部合併為河南支團部，因感學力不足，乃辭職考入國立東北大學，在四川三臺，攻讀四載；三十五年畢業，適逢抗戰勝利，應三民主義青年團遼寧支部之聘，赴瀋陽擔任東北青年日報社社長；三十六年，東北青年日報與中蘇日報合併為瀋陽中央日報，乃執教私立遼東學院。翌年十一月，共匪竄瀋，學院被匪接收，余乃化裝逃平，而北平又復陷匪，輾轉青島、上海，於三十八年四月，搭海軍中鼎號登陸艇，抵達臺灣。抵臺後，先後任職屏東農業職業學校人事管理員、臺南市立初級中學教員、省立臺南工學院附設工業職業學校教員、南投縣立草屯初級中學教員、青年歸主協會中國分會講師、臺北縣立樹林中學教員。四十四年三月，奉調中國青年救國團總團部服務，現任青年服務組副組長，暨省立成功大學副教授。」
郭衣洞對自己的思想和信仰的分析如下：「余十數歲時，聞人稱呼 領袖，即知立正致敬，蓋老師教導有方也。十七歲時，參加河南省學生集中訓練，長官之諄諄教誨，與家父之嚴加督促，對 領袖之信仰益堅，對黨之認識益深。猶憶三十七年在河南省軍事政治幹部訓練班受訓時，女同學數人，堅邀赴延安讀抗日大學，余與之辯數日，終至絕交，曾被譏為不懂風情，實則思想已固，無心可改變也。俟在青年團豫北分團部服務，與共匪盤據地區，僅一目之遙，威迫利誘，無所不用其極，後張蔭梧、鹿鍾麟部被襲，余隻身逃出，幾遭不測。瀋陽淪陷時，匪曾懸賞一萬元偽幣東北銀行券捉拿，賴同志庇護，終脫魔手。此身此生，與黨結合為一，離黨不能獨存，勢如此，志亦如此。」
對往昔服務之功過，他自承：「余年十八歲，即任主管(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直屬豫北分團部主任)，經驗缺乏，學識浮淺，尤以豫北二十五縣，地區遼闊，工作成績，不如理想，此為復行讀書之大原因；大學畢業後，稍有長進，兢兢業業，尚未有大隕越。」
對年輕的郭衣洞而言，中大是當時全國第一流的最高學府，他在回憶錄中說：「如果我能考取中央大學，整個人生會完全改觀，因為這次證件是真的。可是，我當然考不取，就憑我那兩道幾何題，和一篇英文作文，以及臨時加工的生物學，竟想考取當時全國第一流的最高學府，簡直連自己都會笑出聲音，不過我確實全力以赴。」
至何以考上中大就會人生改觀？恐怕亦有言過其實之處；或許頂多在抗戰勝利後，不會隨東北大學遷回瀋陽才能畢業之故，而須硬闖瀋陽淪陷時那趟差點身陷鬼門關的風險了。
柏老筆下對自己的批評，倒是相當貼切傳真。他非常明白自己的個性缺陷和處世的罩門所在：「余因自幼喪母，每感孤苦，性情偏於急燥，且過於爽快，每直言招讉。現年將屆四十，朋友尚有嘲余童心未泯者在此。余自知缺點，故讀書自修，未有間斷。現在每天除按時上班外，無論例假或假期，均蟄居家中，與外界來往甚少。」
在留存的兩篇「研讀訓詞心得報告」中，郭衣洞在第一篇寫得比較中規中矩，他在結論中四平八穩地寫道：
「總理全部遺教，淵源於我國固有的政治與倫理哲學之正統思想，亦即繼承我國五千年燦爛文化之精神，而同時參酌國情，擷取歐美思想之精華，再加以自己獨見創造的真理，鑄成一個完美的思想體系，不但博大精深，而且切實可行，吾人過去若皆能身體力行，國家形勢，當迥異日。今後，研究遺教，實踐指示，為吾人自救救人，復國建國的途徑！」
但在第二篇中，柏老又似乎忘了這是說官話的作業，相反的，他看似極有會心的暢所欲言，自認深切體會了總裁兼院長蔣中正所分析的：過去大陸失敗的原因，是人們的私心、偏心、欺心和疑心所造成。
他寫道：「私心是成功立業的唯一大敵，形成只有個人而沒有同志，只有權力而沒有義務。偏心則強調本位，執一不化，條理紊亂，系統錯雜，敷衍塞責，一以自己的利害為依歸。欺心便全是虛偽，一切事務只求外表好看，內涵如，實質如何，甚至因裝璜外表而發生的禍害如何，不聞、不問、不管，毫不關心。疑心之弊，比上述三者，更為可怕，院長斥其為百惡之首，一言中的，一個人如疑心過重，必定滿懷荊棘，無爭鬥奮發的勇氣，也無必勝必成的信心。這個惡德像一把魔鬼的利劍，刺在我們的心窩，大陸被迫失守，淪千萬同胞於地獄苦難之中；退守臺灣之後，這把利劍似仍未能完全拔除。 院長痛心之餘，力圖糾正此弊，而糾正的最有效的方法，在於教育，百年樹人，唯教育是賴，故乃有『革命教育的基礎』的提出。」
郭衣洞繼續發揮：「我們所要研究者，為如何具備民生哲學的修養，亦即如何戒除上述的四個惡德，使革命的大業，先由革命的教育開始，下種澆水，萌芽結果。破除私心，在破除心中之賊。每個人必需己立立人，己達達人，其最高境界為渾然忘我，此種意思與修養，說來易，寫來亦易，如何做，如何做到，需有哲學涵養。 院長指出方法為致良知，時時自省，時時自警，某事我處理時把自己置進去否？處處以天理為念，蓋自私者實即自害。大陸上許多自私之人，如今結果如何？如再自私，又將如何，能深入三思，便不難憬然而悟
破除偏心，在於先破除私心。任何事情，有一我在，便不能忘掉利害，更不能公平得當，必需時時思及正直，思及公平；喜歡某人某事，當知道他缺點；厭惡某人某事，當知道他的優點；任何偏心，無論其程度的大小，終必引起不滿與憤恨；而不滿與憤恨，正是一切敗壞紊亂的根源，如果想用偏心來換取效忠，簡直與做夢無疑。對此， 院長亦鄭重的以致良知相勉。
破除欺心，則在先破除偏心。無私無偏，則自無偽，唯誠能去偽，唯慎獨能達到誠的目的。楊震對行賄者說：『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正是一誠字，亦是一典型的戒慎恐懼。天下千事萬事，只要有人做，一定有人知；必謂無人知，是欺騙自己，不僅可恨，亦且可憐。林肯說，可以欺騙人民於一時，但不可欺騙人民於永久。 院長昭示我們致良知之道，正為去欺的不二法門。
破除疑心，在於先行破除欺心。疑心之生，源於有私，源於有偏，源於有欺。試以戲劇為例，作奸臣者，心常戚戚，他們有三個敵人，需要日夜搏鬥，一個敵人是皇帝，必需騙得他；一個敵人是忠臣，必需壓得他；另有一個敵人是自己的良心，必需泯得他。而忠臣則無一罣慮，坦坦蕩蕩，照理行事。人類與禽獸不同之處，在於一個信字。信仰 領袖，信任朋友部下 院長勉勵我們，剖析明白，在致知格物上用功夫，意義深長，能不奮感。」
最後，革實院研究員郭衣洞在最後繳交的「研究心得」中，提出了他認為很重要的建議：「抗戰靠山，戡亂靠海，此非玄學，乃是形勢。吾人迄未氣餒者在此，而終必勝利成功者，亦在此。當侵略火焰正烈之時，大半中國，淪入敵手，政府所轄地區，僅四川、雲南、西康、新疆、寧夏、甘肅及陝西、貴州、湖北、河南、湖南、江西的一部份，此十數省份，若嚴格分析，不是荒漠，便是貧困，再則即是半獨立狀態，真正與日軍抗拒者，僅四川一省而已。以一省之力，艱苦奮戰，終於擊敗強敵，歷史昭昭。吾人今日據守臺灣，以對方論，共匪不如日寇，以自己論，臺灣優過四川，無不勝之理，亦無不成之勢。
然勝利不能憑空而來，成功不能悠然而至，吾人必需強基地之建設，使臺灣消極上成為一不敗的堡壘，積極上可以隨時伸出巨拳，擊碎鐵幕，拯救苦難同胞。多流一滴汗，便少流一滴血；多用一份心思，便少遇一分阻礙。尤以我國最高立國指導原則三民主義，在大陸時，因內憂外患，無有停日，未能推行實踐；今日以臺灣一省，必應一一辦理，如此，才可以使吾人所賴以強大的基地，遍地芳香，並進一步為光復大陸後建設其他省份之楷模，更以為建設三民主義新中國的藍圖。
吾人能做到此，則不僅對臺灣有貢獻不僅對全有貢獻，即對全世界類之和平繁榮，亦有貢獻。而此種貢獻將光耀宇宙，永垂不朽。
院長於民國四十五年元旦告全國軍民同胞書中，曾指出：『反共鬥爭正逼近了決戰的階段，我們應該預期今年這一年中，必比六年來，還有更大更多的艱危，擺在我們面前，須待我們民族自立自信的心理，和革命大無畏不屈不撓的精神，來克服一切，而決不是僅用軍事武力所能為力的。因之今天我們精神武裝和心理建設，比任何武器更為重要，所以我們今年工作的中心，是反攻復國心理建設的精神動員。』此項昭示，已明白告訴吾人，心理建設，為目前要務，亦為建設三民主義模範省，最重要工作。」
研究員郭衣洞接著提出十項當務之急：「一、建立警政：警政為庶政之母，無良好警政，必無良好庶政，是故政府對警政之學識技能，以及品德待遇，必須予以不斷提高。二、戶口普查：戶口普查臺灣曾行舉辦，以後應每一年或兩年，舉辦一次，一面確保數字之精確，一方對國勢有經常之了解。三、交通建設：橫貫公路通車後，宜早日完成枋寮至臺東之線，並在全省鐵路，加鋪雙軌。四、平均地權：耕者有其田，必須做一次總檢查，以便確保成果。都市土地亦應早日處理。五、整頓林業：臺灣一最大隱憂，為伐林之數多，植林之數少，心須有計畫的改良發展。六、訓練壯丁：此不僅關係兵役與軍事動員，對國民教育與社會建設，亦有巨大影響，吾人不能等閒忽略。七、環境衛生：院長對建立公廁、公墓、公井之指示，必須澈底完成。八、管制物價：物價波動，不僅打擊政府法令，且銳敏影響國民生計，對此類有關奸商，必須嚴重懲處。九、勞動服務：古云：『以勤教勞，以勞教強。』而吾人往往忽略，應有妥善計畫，切實推行。十、公正選舉：臺灣選舉曾有弊端，以後應強化提名制度，務必達到選賢與能之目的。」
研究員郭衣洞最後的結語指出：「建設臺灣使成為三民主義的模範省，無論精神原則，無論方向細則， 院長均有顯明而正確之愷示，吾人所要做者，不在理論之發明，不在方案之擬訂，而在身體力行。 院長曾云：『我的講話，不為不詳，而內心上對大家期許的殷摯，更非言語所得而盡；只要大家能革除聽了就算的惡習，毋蹈言而不行的覆轍，那麼，我苦心孤詣地講一番，你們必有一番受益，整個建設也必克底於成。』語意沉痛，無限期許，吾人如稍有血性，唯有確切實踐，使建設臺灣為三民主義模範省之工作，早底於成。」
柏老在《回憶錄》第一三八頁，曾嘲諷東北大學政治系「那是一個識字與不識字都可以讀的系！」；第一四六頁又自承在東北大學時，考試如兒戲，「像三民主義這門功課，我從來沒有上過」；還借別人的說法，大大諷刺「三民主義不用考，學校可以請三民主義老師和其他兩位老師站在臺上，叫學生魚貫而入，指認誰是三民主義老師，如果指對了，三民主義就算及格。」
但是，自視甚高的柏老從東北大學混畢業後，竟在遼東學院教起政治學，又敢在成功大學教三民主義。進了救國團，到了革實院受訓，又滿口院長、三民主義模範省的「萬歲不離口」。如此言行，豈非自欺欺人，又自貶身價乎？
對黨團尚有高度信仰時的郭衣洞，在「自述」裡列舉了四位他最欽佩的長官、師友及工同志：一為蔣經國先生，一為胡軌先生，一為張其昀先生，一為張忠渠先生。他的解釋是：
「欽佩原因，與四人之職位無關。蓋蔣經國先生不僅為一堅強苦幹之人，為一肯發掘問題、面對問題之人，且為一讀書沉思之人。同志中每有一登高仕，便故步自封，不看書，亦不接近群眾，高談闊論，無一中肯；而蔣經國先生則異於是，棟樑巨材，國家巨任，捨蔣經國先生無第二人。
胡軌先生德風所被，如春風化雨，淡泊明志，更為社會狂瀾之中流砥柱，崇慕敬佩不僅余一人而已。
張其昀先生任職教育部長時，功震天下，謗亦隨之，在萬般困難中，延攬精英，百廢俱舉，使中國教育工作，空前向榮，擇善固執，非大智大勇，不克臻此。
張忠渠先生現任臺北市黨部視導，潔身自好，不煙不酒，對工作之熱誠，對同志之熱誠，數十年如一日，求之同志群中，不可多得。」
如此白紙黑字的抬舉與自己工作切身相關的長官，講得一點都不嫌肉麻的字句，這不正是柏老讓外界一直相信他鄙夷、唾棄，且信誓旦旦要消滅到底的「文化醬缸」嗎？
即便不談一度信仰黨團的郭衣洞文字如何矛盾吧，其乖舛命運，難道也全都是別人對不起他才造成的嗎？《回憶錄》第一九五頁提及民國三十八、九年，三十歲的柏楊在屏東農校教書時，「買了一架可以聽短波的收音機，每到晚上的時候，就收聽一段北京人民電臺京戲，當然也附帶收聽幾句華南一帶戰況的報導。當時臺灣已經戒嚴，收音機也不普遍，我每晚開收音機，除了擾亂鄰居的安寧外，當然也引起別人的注意，尤其是特務的注意，可是我自己卻沒有絲毫警覺。……尤其糟的是，我特別讚揚人民解放軍紀律嚴明，不拿人民針線，對撤退到臺灣的國軍行徑，深惡痛絕。」
外省同胞用短波收音機「不小心」聽一丁點大陸短波，絕非郭衣洞才敢做的偉業，而是那個年代很普遍的生活經驗；但是真要搞到被「帶走」的程度，只能說是「愚不可及」了。偏偏柏老就能收短波收到「被神秘逮捕」，且首次被捕便直接押上火車，前往臺北青島東路的臺灣保安司令部看守所；其後又「被草草釋放，連判決書都沒給一張」。
七個月後交保獲釋，當柏楊確定自己已經被屏東農校開革了，其自省之詞，也不過是「這就是我的一生，我總是不斷的失敗，而且是慘敗。」
如果，大陸國土都快丟光了，聽共匪廣播和讚揚人民解放軍也得算是戒嚴時期不可侵犯的人權的話，那麼，柏老母校東北大學政治系的文憑，也就糞土不如了！
柏楊的文章從早年到今日，能夠受到一定程度的歡迎，其遭遇、思慮與才華固為主因，但其中隱含的意義，似乎也包括了眾多氣數更不如柏楊的、同樣漂泊一生的外省人，在其荒唐人生記事中，居然也能找到自己的身影、怨嘆和何以不幸的答案。
臺灣解嚴十多年來，至少有一件事讓良民普遍感到寒心而困惑者，就是「矯枉必過正」；凡事走偏鋒才有市場，敢抗爭才是英雄。天下同聲為柏楊拭淚者，亦正所以為己悲也。
文◎郭承啟
由於民進黨執政成績乏善可陳，加上陳水扁一家人弊案纏身，為了繼續執政與確保陳家人全身而退，敏感的人都已經警覺到，為求勝選民進黨勢必會使用各種手段，因而讓藍綠兩邊的群眾都顯得焦躁不安，暴戾之氣蠢蠢欲動，一股不詳的預兆頓時彌漫在台灣的天空。。蔣介石位在台北市陽明山上著名的行館「草山行館」經證實為人為縱火，將只是個開端，族群鬥爭，看來是台灣躲不掉的宿命。
這一次總統大選的選戰氣氛，其激烈與激進的程度一定會比往年來得強，原因就如同前所述，因為民進黨想保住政權，陳水扁想保住身家安全，但因為民進黨執政無能，現只剩下一張族群牌可打，所以民進黨會把這一張牌打到極端，近來的「去中國」、「去中華民國」、「去蔣」、「蔣介石為二二八事件元兇說」等等，就是這種族極端群牌的開始。
另一個極端的例子，則為深綠電視台特別是「三立電視台」的談話性政論節目，包括主持人與出席的每一位來賓，在節目中竟都公然挑起省籍鬥爭，諸如像外省人欺負台灣人、外省人因佔據特權，所以受教育權與所得都比本省人高、外省人自以為是高級人種，瞧不起台灣人、台灣的省籍矛盾比美國黑白矛盾還要嚴重、早年絕大部分台灣人都是窮困的，但外省人卻是吃香喝辣的、外省人對台灣可以說是吃乾抹盡、外省人勾結中共來欺負台灣人等等論調紛紛出籠，然後反控挑起族群鬥爭的是外省人。言論令人怵目驚心。
因為了解到問題的敏感性，處理不好全體台灣人都將受害，所以台灣社會在面對族群問題時，表現的算是克制，大家都非常謹慎小心，較激進的言論，充其量只有在極小眾的綠色地下電台談談罷了。而即便是民進黨經常在選舉期間打族群牌，也是「含蓄」的、間接的，且往往與國家認同掛勾在一起談。從來沒有人敢像現在的三立電視台這種大眾傳播媒體，如此這般大剌剌地去挑動族群矛盾。
對於民進黨由高層帶頭大搞族群鬥爭，然後大眾媒體強力呼應，藍軍與外省族群「冷靜」地讓人覺得氣氛顯得相當詭異，是山雨欲來風滿樓？或是絕大部分的外省人與藍軍群眾在紅衫軍之後，對於政治抱持著冷感的態度，就不得而知。但是比較支持藍軍電視台的政論性節目一個一個關掉，或許是值得觀察的地方。
因為沒有牽制的力量，族群鬥爭的論調與動作未來勢必層出不窮，且會愈來愈激進，這對於那一些極端的台獨基本教義派而言，其實是一種變相的「鼓勵」，蔣介石草山行館遭縱火、桃園大溪行館遭噴紅漆寫上「二二八元兇」字樣等等，都只會是當下族群鬥爭的「開胃小菜」，若整個社會氣氛持續這樣下去，「滿漢全席」在選戰期間端出，看來是可以預見的了。
文◎楊渡
「尤里西斯的生命之旅」，是希臘導演安哲羅普洛斯拍攝，於1995年出品的電影。描述一個導演想尋找一段失落的記錄片膠卷，走遍東歐諸國，經歷著「蘇東波巨變」後的生活與社會面貌。
電影裡有一個場景是所有人難以忘懷的：列寧的銅像被高高吊起來，傾斜移動，起初你以為是吊車在移動，隨後長鏡頭的呈現下，才知道是飛機在吊起，巨大銅像在空中飄浮飛行，霧氣迷漫，憂傷的音樂中，那銅像彷彿不是銅像，而是一種象徵，是歷史，是即將消失的某一個時代的集體記憶。那銅像最後竟是消失在空中。
更令人震撼的是鏡頭下的東歐，不是革命後的快樂與新社會的生活，而是秩序崩解，無秩序的槍殺，以及無人保存電影膠卷與文物的荒涼與貧困。我記得一個場景：在迷濛的大霧中，有幾個人在草叢裡奔逃，而槍殺者卻不斷開槍，男女一個一個倒下，無人知道原因，也無人了解。彷彿死亡只是常態，平常到不再有人關心。鏡頭無聲，死亡無聲。那種無聲的死亡，比有聲更震懾人心。 »»»閱讀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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