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人跳樓自殺，防暴特警隊強勢鎮壓

嘉士伯宣稱，『嘉士伯，並不作中國餐點外賣，否則，嘉士伯將是世界上最好的外賣店』。事實上，嘉士伯已掌控十多個中國知名啤酒品牌，包括獲得中國馳名商標 榮譽的黃河啤酒，並在中國擁有十四間啤酒廠，早是不折不扣的CHINESE Take Away。Along with the profits, Chinese workers’ labour rights have been taken away, too. 嘉士伯也拿掉了新疆烏魯木齊工人的勞動權利… »»»閱讀全文

文◎廖元豪

他們的反抗，不僅是爭取自由正義的呼喊，揭露了政商勾結的體制，更引起國際的關注與譴責。這就是為何當年抗爭事件後，許多關切人權與勞工的民間團體，稱此事件為「抗暴」而非「暴動」的原因。 然而，我們的執法機關（包括警察與檢察機關）似乎一直以「破壞秩序當然要罰」甚至「總得起訴幾個人」的心態來對待泰勞… »»»閱讀全文

台北縣政府正式對樂生療養院做成「命令拆遷」的行政處分。而從行政院、台北縣，到法院的爭論中，幾乎都把這個事件敘述成「捷運」與「古蹟」的拉鋸。殊不知，真正該受到保護的，是居住在樂生院內的「人」！

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的專員在2005年針對台灣樂生療養院所做的報告， 早已指出在這些漢生病患的特殊境遇下，強制搬遷行動在法律上將因侵害院民之「健康權」與「適當居住權」，而被「推定」違反「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公約」。樂生 療養院的硬體設施之所以可貴，正是因為它與院民的相互依賴，已經到了不可分的地步。療養院安撫照護了這些被無知與恐懼集體迫害多年的病患，所以才有資格成 為文化資產。

樂生事件之所以一直被綁在「古蹟」上面打轉，部分原因其實是法律專家從技術上找尋「樂生院民免於搬遷權」的「法源依據」而不得。既然找不到保護「人」的法源，那就只好從院民們最依賴的「物」來著手。這樣的苦心值得讚許與同情，但卻也讓樂生爭議少了幾分「人」的氣息。 »»»閱讀全文

台北地院判決社區有權依據規約，驅逐收容愛滋患者的「關愛之家」。這個事件，讓人不禁聯想起美國早期普遍存在的「禁止有色人種進住」社區規約。

當年，保守的白人種族主義者，基於對黑人與黃種人的厭惡、疑懼與鄙夷，以社區規約的方式禁止住戶將房舍出租或出售給有色人種。一旦有人膽敢違背規約讓有色人種遷入，他們就會以契約自由、財產權，或居住自由為名，要求住戶遷離。而同樣帶有種族歧視的州法院，也幾乎都無條件地為這些歧視規約背書，而命令黑人遷離。

直到一九四八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才為這種惡行踩下煞車。最高法院判定：這種自願簽訂之規約固然符合契約成立要件，但是法官作為政府成員，必須受憲法平等權的拘束。法院如果給予這種規約效力並且執行，那就等於法院自己參與侵犯少數族群的平等權。因此，法院拒絕執行這類規約。質言之，法院作為憲法與正義的維護者，不能同流合污助紂為虐，盲目地承認私人歧視性契約的效力！

相較之下，兩者確有相似之處：都是主流族群運用契約自由排擠弱勢，主流族群的歧視與恐懼也都沒有任何理性依據。但美國最高法院在近六十年前，援引憲法而拒絕執行社會的歧視偏見；二十一世紀的台灣法院，居然有法官說「不要拿憲法壓我」而甘為歧視背書！ »»»閱讀全文

部分宗教界人士與市議員抨擊台北市政府主辦之「同志公民運動」，並且公然指稱「縱容同性戀」會帶來「衛生問題」，使台北市成為「愛滋溫床」，甚至認為同性戀是違反善良風俗的「原罪」而需要「矯正」！這些明目張膽、毫不掩飾的恐同症（homophobia）論調，更凸顯了「歧視」在當前台灣是多麼嚴重且迫切的一個問題。而推動「反歧視法」（antidiscrimination law）以對抗社會主流偏見，讓弱勢、非主流族群能享有基本公民權利，更是民權團體、社運組織以及各級政府的當務之急！

宗教人士的抨擊，在理性或科學層面上本有許多謬誤：同性戀傾向無法「矯正」、同性戀也不是造成愛滋的主因、同性婚姻合法化更未必導致人類滅絕-異性戀也不會因此被「矯正」成同性戀。但更深層的問題，在於價值觀與權力關係。 »»»閱讀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