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帶點想像力在東南亞的地圖上來看我這位藝術家朋友「方偉文」，我會在別人面前稱他是汶萊王子，但不會在他面前說。

其實我也只問過他一次關於汶萊的事，因為他常瞇著眼、笑容多但交際的話說的很少，開始認真認識他的作品是1998年在最早的「原型」。那次個展在頂樓搭建的鐵皮屋裡，他用許多現成物（有些是拾集而來）來裝置，懸掛著的黑色橡皮圈一層層的堆積與結構，型塑出了一個頗具腰圍的形體，輕盈地懸空而立，就像是體重約100公斤的他本人，看不見沈重的身軀，而盡是輕柔的語意。這樣說，很難理解，不如到那兒，你就了解了。

● 方偉文與原型的夥伴們或坐或站或歇或抽煙地聚在一起。方偉文在哪？就是是畫面中手持台灣啤酒的「壯男」是也。（阿浚攝影）

原型是台南市的替代空間，就我了解，核心人物是善解人意的夙夙、宏明等三位。他們搬了三次家，1999年離開青年路上的鐵皮屋來到歷史建物吳園，2002年和吳園緣份終了，同年意外找到夏林路巷子裡的平房，院子有一個高大的土芒果樹。

●1998年方偉文在台南原型的個展。（阿浚攝影）

三年前的夏天吧，我帶著EGG雜誌的主編去找他，這才意識到，畢業到現在他一直住在官田村裡，算起來他好像住那兒將近十年了，綠油油的稻田旁的小三合院，田邊的小路彎曲，車子無法駛入，得步行而入。門庭被上千株奇形怪狀的盆栽仙人掌所佔據，是他收集、種植的（或說是他養的），他說，出去做展覽有時一去就很久，他們比較好照顧，於此我開始聯想，他收集仙人掌跟他的生活、生命的特質之間的關係，就這樣我的興致隨之撩起。

有點龐大身軀的他引領我們走進有點小的閩南式的紅磚老房窄門，大門不大，裡面盡是老房子的蒼傷與他澎湃生命存在進行式的交集，入廳跨入他的書房，有藝術家性格的亂中有序，環繞在他的空間裡盡是他創作的蛛絲馬跡，像是模型、照片、文件等。

待大家坐定，他接受EGG的採訪，但話不多，沒幾分鐘，他汗如雨下，汗水溼透了衣衫，毛巾拭過額頭掛在粗粗的脖子上。我們一邊看著那些耐熱的仙人掌，一邊看著他的作品幻燈片。我朋友覺得它們在我手中一張張融化，我們還是快樂地談天。

突然我了解到，他在台北美術館的展覽所出現的毛巾意指為何。悶熱的南方氣候是他的生活常態，所以不需要裝冷氣，也許這樣才能真切的感受到鄉間不時飄來微風的涼意，沒有加汽油的交通工具，沒有抽水馬桶的廁所，生活極盡簡樸。朋友說最可憐的是他的腳踏車（陳美夙小姐贊助機車一台，現在可憐的是他的機車）。出遠門時，他會和原型的老朋友相互照應，常常是開Escodo的另一位定居在官田鄉的藝術家孟璋。

自從進入台南藝術大學造型藝術研究所後，他就一直住在官田鄉下，將近十年了，生活簡單，沒有電視，幾百塊的水電費外沒有其他帳單(現在有了電視與網路，也多了筆開銷)。這像是書本裡文人辭官隱居鄉野忽然發現桃花源的故事。這是個奇特的現象，或許是這裡的好山好水，成就了這高級知識份子紛紛隱居的烏山頭藝術聚落，還有其他前衛藝術家畢業後，依然或聚或散地生活在這兒。

後來的展覽，他持續沒有設限的使用廢棄物或是不起眼的物件，來構築屬於他個人化的藝術理想，最近我去了趟屏東參觀由張新丕策劃的內埔老街風華再現-產業藝術再造，其中方偉文的作品「開枝散葉」（如下圖 ）繪製在內埔荒廢戲院的牆角，將過去的創作元素符號化成繪畫性的形式，一個最不起眼、凋零沈重的角落，他依然能詮釋那樣輕盈的精神漫走。

● 由張新丕策劃的內埔老街風華再現-產業藝術再造，其中方偉文的作品「開枝散葉」（阿浚攝影）

剛剛提到北美館的展覽，滿地看似凌亂、卻有種詩意的隨意，竹枝、木條、塑膠、橡膠內胎等「現成物」，穿梭、懸吊在美術館裡。他也常常運用家裡的曬衣架，塑膠皮包鐵線最便宜的那一種，隱喻「懸吊」與「穿透」，讓觀者的視線隨著藝術家的隨意恣意遊走，讓視覺的穿透延續到精神思緒的幻想，甚至是個失焦或是失序狀態，讓觀者處在看似失控卻又理性佈局的引導下，像是進入一個失重狀態的孩童遊戲，也像是召喚大自然的一種方式。

香港的藝評家樊婉貞說到方偉文的作品「半天宅」，是一件討論「穿透」的作品，「穿透」的語意是一種視覺的無窮盡發展、形體從有形到無形、交錯的線、延伸的未來；「穿透」的逆向思考，又提供給觀者一個有趣的邏輯實驗：藉著場域的開拓，阻礙視線的障礙物消除，無可預知的未來雖不確定卻更具體，無形的自在更勝於有限的刻意與安排。

我這個大個兒藝術家朋友，塊頭大，聲音小，動作卻無比輕柔，甚至有種女性的細膩，但臉上總是在詮釋著—何謂靦腆？網路上節錄到方偉文曾經在創作自述中寫的：「…1999年6月份的某天下午，在炎熱的柏油路上和刺眼的南部太陽光下，我們擦身而過。最喜歡和最討厭依舊是照在臉上的陽光。依然繼續著…… 」

我也在那兒住了兩年多，騎著車，在台南郊區筆直的路上奔馳，離鄉背井的愁滋味會讓人分不清情緒湧入眼筐的鹹滋味為何。身為汶萊僑生的他，用一種很低調、含蓄的方式看待鄉愁，上回問他最近有沒有回去，他忖思，然後說比較少了，或許…。

他上山砍竹，載回官田三合院裡，將竹子切成可編織的竹條，然後編織成像是飛行物的結構，偶爾也會出現像是建築模型的作品，除了成品、木材、木板等許許多多零散的現成物也出現在他的展覽裡（如下圖），輕聲細語的他在充滿島嶼情感的展覽「喃喃」裡盡是綿密心思和一種個人化的體悟。他有獨特的細膩，來自遷移，來自一種低調，更是種低頻。

生長於汶萊僑居地，大學就讀東海美術系，南藝大院造型藝術研究所畢業，從熱帶到亞熱帶，隻身來到台灣的他，充滿著多元文化的特殊背景 ，不論繪畫性的或是裝置形式的作品，他觀照生命的視野既敏銳也低調，解讀背後，深具人文省思的張力和獨有的溫柔。

● 由王品驊策劃的展覽「空場」中的方偉文運用竹結構的作品（阿浚攝影）。

胡德夫，台東「卑排族」(父親卑南族,母親排灣族), 自1970年左右開始參與音樂演唱活動，為民歌運動重要人物。1970年代，曾是台北市價碼最高的鋼琴酒吧歌手。

認識胡德夫,就認識了台灣最有力量最溫暖，但也最深沉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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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新聞從業者告訴我們，他是中立的，他一定是在說謊。美英侵略伊拉克時，那些"中立"的英國媒體，全都是主戰的。我認為，新聞從業者必有社會立場，而一個好的新聞從業者必有社會責任感。─白曉紅

文/趙瑞華

「你不經歷他們的生活，怎麼能真正瞭解他們？」這是當被問及為什麼決定以匿名親身體驗的方式進行採訪時，白曉紅的回答。

將白曉紅拉入我們視野中的，是她在本刊發表的《中國偷渡客泣血英倫》。為了這組報導，她匿名深入到中國偷渡客中，與他們共同工作和生活11天。在此之前，她曾花費三年左右的時間，進行了250多項訪問（並經常短期與受訪者居住），寫成一本名為《隱形生產線》的書，以記錄英國非法勞工的勞動和生活現狀。

我的大學4年，就是參與學運的4年

雖然出身於臺灣國民黨官員家庭，但白曉紅似乎從小就對國民黨統治下的臺灣有諸多不滿。上初中時，她因反感學校軍事化的制度而寫文章到當地電臺，結果差一點被學校退學。此後，為了順利地從初中畢業，白曉紅不得不有所收斂。然而上了高中沒多久，她又「原形畢露」，成了學校有名的「問題學生」，經常因為拒絕向蔣介石銅像敬禮之類的事而被教官罰站。而且她還嚴重偏科，她喜歡的科目，比如英語，經常拿第一名，並代表學校參加語言競賽，不喜歡的科目，卻是碰也不碰。

1987年，白曉紅考入臺灣輔仁大學，學習西班牙文學。相對於中學而言，大學有更加自由、開放的氛圍，使白曉紅終於有機會「明目張膽」地以自己的行動表達她對現實社會的不滿。「我的大學4年，就是參與學運的4年。」

「1980年代中期，是當時臺灣學生運動的初期，那時的學運多以校園的議題為主，如台大發起的學生主權運動。在輔大（輔仁大學），『軍事教育退出校園』、『校園自治』一直是這個時期的訴求。到了1986年後，臺灣學生運動已與本土社會運動(比如環保運動)結合在一起，它的訴求也就反映了整個臺灣民間社會對執政者的要求。

這個時期，學生運動更直接地把矛頭指向國民黨當局，要求民主化和「國會」改造。記得在1987-1988年期間，幾乎每週都有街頭活動-多在政府行政部門前，或有象徵性的地點，如中正紀念堂，我和同學們四處散發傳單，在校門口召集學生參與。我是個活躍的參與和宣傳者，但不是領導。」

「令我最記憶猶新的一次學運，是1990年3月開始的『野百合運動』。它是在中正紀念堂廣場上開始的，各校學生聚集，佔領「中正廟'-學生這麼稱呼中正紀念堂-一個多月。那是臺灣學生對老人政治和軍人‘組閣'( 郝柏村被任命為『行政院長…』) 最激烈反抗的表現。參與的學生同時在學校裏呼籲同學罷課，去佔領中正紀念堂。

我記得當時的廣場氣氛，似乎每個人都能感覺到自己的力量。這是臺灣學運發展的最高潮，它使學生成為全民的代言者，這可從每天到廣場上送茶水的熱情大眾那裏看出。國民黨政府在這種無可抵擋的全民壓力下，不得不允諾召開國事「會議」，學運因此收場。『國事會議』成為1990年代臺灣『憲政改革…』的開始。」

在白曉紅的骨子裏，有一種強烈的追求自由和對現實的反叛精神。國民黨統治下的保守、壓抑的臺灣，顯然與她的精神訴求格格不入，「臺灣的天空，令我感到窒息從小到大，你必須循著社會為你既定的模型塑造自己的未來，沒有個人自由創造的空間，沒有他途可尋。對一個年輕人來說，這是非常痛苦的。我一直有喘不過氣來的感覺！總之，離開臺灣，到國外尋找自己的空間，是我的願望！"

1991年，白曉紅大學畢業後來到英國。一開始她在英國威爾士大學學習文化批判理論。這期間，她結識了一些社會主義組織，並在兩年多裏定期參與他們的活動，這讓她逐漸認識了英國社會。之後，她為臺灣的出版社介紹新書，承擔翻譯及撰寫導讀的工作。2001年，她再次返回學校學習。這次，她選擇了英國威斯敏斯特大學新聞系。同年，在一位教授的推薦下，她進入英國主流報紙《衛報》。

體驗式報導，是最直接最有力的

2004年3月，在英國傳媒大舉辯論外籍勞工之時，白曉紅裝扮成簽證已過期、急著找工作的中國學生，深入到英國葛蘭平肉類加工廠，深入體驗英國非法移民的生活。「對我來說，那是最直接、最有力的報導方式。從他們的視野來看他們的經驗，是我一直想做到的。」

這組調查性報導在英國《衛報》刊出後，在英國社會引起巨大反響，激起了英國社會各界對外籍勞工，特別是無證勞工近似奴隸的生存狀態的關注，並致使政府在數月後通過了《工頭執照法》，將工頭納入國家註冊管理體系。

「我最敬佩的新聞從業者，是像岡特‧沃拉夫（德國調查新聞記者）這樣的記者。岡特‧沃拉夫用了2年時間，假扮成一名土耳其工人，匿名與外籍勞工共同生活、工作，親身體驗了德國社會底層外籍勞工悲慘的生活狀況。他的報導〈Lowest of the Low〉揭發了德國這個所謂先進國家裏的種族隔離，以及政客和宗教領袖的虛偽，震驚了歐洲。

此後，他的姓氏沃拉夫，就成了「調查新聞學」的代名詞（在瑞典文中，沃拉夫就是「調查」之意）。「以欺騙的手段，來揭發社會的欺騙」，岡特‧沃拉夫當時就是這麼說的。」

人物週刊：身為曾經的臺北市副市長的女兒，能談談你父親白秀雄先生嗎？

白曉紅：我以前常對我父親說，幸好他不是政客，只能說是技術官僚。

人物週刊：你大學時代經常參加學生運動，你父親對此是什麼態度？

白曉紅：他通常是保持著「既不鼓勵，也不制止」的態度。由於他的工作，他無法主動地支持我的行動，但他作為一個國民黨員，倒經常流露出對國民黨的不滿和憎惡，這對我也起到了一些鼓勵作用。那時，我經常對他說，「你為什麼不退黨呢？」他的回應總是一聲歎息：「哎！」

人物週刊：你的父親，你的家庭，對你的性格與你目前所從事的職業有什麼樣的影響？

白曉紅：我父親在我大學時代常看著我的「所作所為」，很自在地說：「兒孫自有兒孫福！」其實，他的這種態度給了我挺大的發展自由。我想出國念書，他完全支持。我父親在社會工作領域，我母親在教育領域，皆多有著作。我父母親給我的最大影響是，我從小就看他們寫的書，從小喜歡拿筆亂揮，喜歡用筆表達意見。我7歲就愛投稿，是臺灣兒童愛看的《國語日報》的忠實讀者。我父母親從我小時候就鼓勵我投稿，常給我加油。

人物週刊：美國有位學者提出，新聞學教育最重要的目的是培養新聞從業者對社會的批判意識並樹立深刻的社會責任感，你同意這一觀點嗎？

白曉紅：非常贊同。我相信，若有新聞從業者告訴我們，他是中立的，他一定是在說謊。在美英侵略伊拉克時，那些"中立"的英國媒體，全都是主戰的。我認為，新聞從業者必有社會立場，而一個好的新聞從業者必有社會責任感。

人物週刊：你怎麼看待你的家庭？會想家嗎？你在英國有自己的家庭嗎？

白曉紅：當然會想家啦！不過我和我父母親和弟妹都很看得開。我們經常在倫敦或歐洲其他地方見面，一同旅遊。其實我發覺，我和父母親之間的距離越遠，感情越好。或許是距離帶來了比較客觀地看待對方的機會。過去曾有的一些矛盾，現在都變得不重要了。另外，我也逐漸把倫敦看作自己的家。我覺得自己挺幸運的，能以自己想要的方式去過日子。我和約翰住在東倫敦，結婚多年。他從事社會工作，服務物件是有精神疾病的老人。

人物週刊：你對目前在《衛報》的工作滿意嗎？今後是定居英國，還是回歸故里？

白曉紅：我對我的工作還算滿意。正準備將《隱形生產線》改寫成英文版。目前沒有回臺灣的打算，主要因為離開太久，人事已不熟悉，回去還需重新調適。

人物週刊：你如何看待婚姻？

白曉紅：婚姻是社會關係再生產的主要機構。很多中國女性完全是以它的功能性來看待它。對我而言，它只是一張紙，沒有意義。結婚，是讓父母高興！

人物週刊：如果讓你用一句話做一個自我評價，你會說什麼？

白曉紅：不夠實際，需要以經驗來讓自己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