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類： 
作者： 南方週末 | 
日期： 文 ◎ 曹筠武
掛上鋼索之後，10歲的餘春用腳尖輕輕一點岩壁，滑輪滑出，鋼索被繃成一條優美的弧線，輕輕震顫著發出低沉悅耳的嗡嗡聲。他毫不畏懼波濤洶湧的怒江–因為在傳說中，他們的祖先會化身為虎，縱身一躍就跳過了怒江峽谷的頂端；或者化身為猿，在山林中自由地攀緣。而這些勇敢快樂的傈僳孩子，依然會像先輩一樣，被山鬼和水鬼護佑，沿著在怒江江面上的彩虹自由往來。
2007年9月1日，雲南省福貢縣布臘村民族小學開學了。這個有著兩幢房子一個籃球場的學校，就建在怒江陡峭岸邊的一小塊平地上。學校有52名傈僳族學生，其中18個住在江對面–碧羅雪山上由吊腳樓組成的村子裏。
兩岸相距一百余米，並無橋樑相連，只有兩條鋼索橫越。這18個8歲至11歲的孩子，在開學日的早晨，用一根尼龍繩和一個滑輪把自己系在鋼索上，在嗡嗡的摩擦聲中飛快地”溜”過。他們身下，是沸水一樣翻騰的江面。接下來的每一個學習日，他們都要用同樣的方法，往返於學校和村子之間。
三公里外有一座木板吊橋，但學生們從不願意從橋上過。從學校對岸的佈施村到吊橋橋頭，只有蜿蜒于碧羅雪山近乎90度峭壁的山路，即使是自認為”虎和猿的後代”的傈僳族人，也要走上個把小時。”等你走到橋上，那就遲到啦。”10歲的三年級學生余春說。
餘春有著傈僳族典型的矮小身材和敏捷的身手。他一邊嘲笑著那座”浪費時間”的橋，一邊把滑輪卡在鋼索上。用來固定身體的，是一條兩頭結在一起的尼龍繩，繩子繞成三股，從背後兜住身體，再從前面掛在滑輪上。
整個身體掛上鋼索之後，餘春用腳尖輕輕一點岩壁，滑輪滑出，鋼索被繃成一條優美的弧線，輕輕震顫著發出低沉悅耳的嗡嗡聲。餘春的身體在視野中迅速變小，飛快的掠過江面，五六秒的時間，他就滑到了對岸。
這個孩子很樂意在大夥兒面前表演。他自豪地形容自己技巧，”就跟水鳥一樣快”。他的校長，38歲的語文、數學、自然兼品德老師普永恆，則開玩笑似的提醒他：”你去年也要阿爸帶著過江呢。”
餘春最喜歡在每年下雪的那幾天滑過溜索。他會趕在清早第一個過江，急馳的滑輪把鋼索上薄薄的積雪碾碎，發出細碎的吱嘎聲。”比走在雪地上好聽。”余春形容。至於下雨或者颳風，那和平時也差不多。
普永恆並不反對自己的學生從鋼索上溜過來上學。面對南方週末記者有些驚恐的眼神，他解釋說：怒江邊的人，還在吃奶，就被大人縛在懷裏，沿著鋼索來回了。
這就是怒江邊傈僳族人的宿命。在大峽谷的深處，傈僳村莊散落在碧羅雪山和高黎貢山的重巒疊嶂之間，蜿蜒奔騰的怒江則把一個個村子阻隔。山峰無一例外的陡峭如刀，從江面升起的水霧常常把村莊和峭壁一起遮蔽。布臘村小校長普永恆會稍含得意地用詩句來形容族人的生活環境：”尋常看不見，偶爾露崢嶸”。他進一步用本族傳說來證明自己的觀點：傈僳人的祖先為山河阻隔，卻從天上的彩虹得到啟示，發明了溜索這一獨特的交通方式。”從老祖宗起就這樣啦”！
但並非所有的孩子都和余春一樣自信。7歲的餘小城是馬吉鄉中心小學二年級的學生，他的家在學校江對面的恰曼嘎村裏。和同村的另外5個孩子一樣，他也需要每天滑溜索上學。但餘小城顯然還對這種江面上的高空作業心存畏懼。大多數時候，阿媽會像他小時候一樣，帶著他溜過江面。如果阿媽實在沒空，這個任務就落在同村年齡最大的同學–11歲的餘芬前身上。
余芬前會幫助餘小城掛好尼龍繩，還額外用一條繩子套住餘小城的脖子，另一頭掛在鋼索上。”萬一他掉了，我就用這根繩子把他拉上來。”五年級的餘芬前，像大人一樣鎮定自若地解釋。
餘小城有些靦腆害羞，他儘量在掛滑輪的過程中表現得手腳麻利些，”明年我就可以自己過了。”他小聲地保證。在怒江州福貢縣馬吉鄉，一共有兩個完全小學和5個村小。7所學校中，6所有學生需要滑溜索上學。作為馬吉鄉中心小學的校長，34歲的余友博一個一個地在紙上寫出江對面靠溜索來回的村莊，總共9個。
“怒江上不是沒有橋，”余友博說，”但是橋不夠用。這些村都在離橋比較遠的地方，好多橋又都是六七十年代修的，現在還不如溜索安全。””我還是希望我的學生以後能夠走橋上學。”他補充說。
但近期來看，”走橋上學”的願望似乎不可能實現。一座吊橋至少需要四五十萬造價，作為國家級貧困縣，福貢縣年財政收入總共才200萬。”發工資都不夠，還要靠上面撥款”。
余友博曾經去鄉政府申請過，但主管教育的副鄉長也沒有辦法：”縣裏沒有錢，鄉里一年收入才幾千塊，老餘你說我拿什麼造橋？”
去年鄉里面來了一群說普通話、拿著儀器的人，布臘村小校長普永恆以為是要修橋，興奮地跑去問，才知道是北京來搞水電站勘測的。他有些失望：”能不能順便幫我們造座橋呢？”
學生們對於橋似乎沒有更多的認識，除了那座”浪費時間的吊橋”，餘芬前並沒有見過其他種類的橋，11歲的他甚至還沒有去過福貢縣城。在書本中他讀到過”武漢長江大橋”和”南京長江大橋”，但”那些橋走起來是什麼樣的呢？”他表示很好奇。
和餘芬前一樣，這些靠溜索過江的孩子，至今生活的範圍就是在群山和江水阻隔的馬吉鄉這一小塊地方。馬吉，距離福貢60公里，距離怒江州首府六庫150公里，距離雲南省省會昆明600公里。擁有2008奧運會的北京，更是一個如同太陽般的概念。當問到”北京在哪里”，他們會指向通往福貢的公路，那是馬吉通往外界的唯一路途。
余芬前的父親第遲彥今年32歲了，他沒有漢族名字。這個當過5年恰曼嘎村組長的漢子，是村裏見識最廣的人，今年2月他曾經取道四川前往西安打工，”見了一輩子都沒見過的東西”。
6月份第遲彥就從西安回來了，”在那邊沒有合適的工打”。他想做個建築工人，卻發現城市裏修房子的工序和他們在村裏完全不同，城裏用水泥、鋼筋和空心磚；他更習慣用木頭、竹子和石棉瓦。
這個可以組織族人在兩天內搭起一座吊腳樓，會在山坡上開荒收穫玉米，擅長在江邊低地平整出棋盤一樣錯落有致的水稻梯田的能人，卻在城市裏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彷徨了4個月，他重新取道四川，回到馬吉，把行禮包裹拴在背上，順著熟悉的溜索，輕快地溜回了山壁上的恰曼嘎村。
如今，他種著三畝玉米和芋頭，還從江對岸集市上買了4頭豬崽，裝在一個籠子裏，順著溜索運過江面，養在自家吊腳樓樓下。”供小孩把書讀完，以後走出去”，這就是第遲彥現在最重要的任務。
孩子們卻沒有父親和校長們那樣的心事。他們照樣每天沿著溜索輕快地上下，走在上學的路上，他們會突然興奮地指著天空蹦跳著大叫”尼莫”，那是傈僳語中一種長尾小水鳥的名字。
他們像這種水鳥一樣毫不懼怕洶湧的怒江，”從來沒有人掉下去過，不會掉的”，餘芬前一再肯定地說。
儘管在學校要說普通話，他們還是更習慣在校外用傈僳語交談，本族的光榮歷史也潛移默化地從老人們的故事中被傳承下來。在傳說中，他們的祖先化身為虎，縱身一躍就跳過了怒江峽谷的頂端；或者化身為猿，在山林中自由地攀緣。而這些勇敢快樂的傈僳孩子，依然像先輩一樣，被山鬼和水鬼所護佑，沿著怒江江面上的彩虹自由往來。
文 ◎ 周是良
這筆債是我18歲那年背負的，已尾隨我整整34年。今年我52歲，但仍記憶猶新。
我於1971年上山下鄉，在1973年深秋的一天早晨，天下著毛毛細雨，生產隊沒有出工。我冒著雨，在泥地裏步行了二十多裏山路，來到了堂弟插隊的生產隊。吃午飯時，我們在談論回城的問題，心情都很沉重，不住地歎息和怨恨。想到一起下鄉的知青，有關係的，父母當官的，都陸續回城了，而我兄弟倆還呆在農村吃苦受累。此時，堂弟提出回縣城，找當地知名的算命先生黃八字算算命，看我們何時能脫離苦海。飯後，我倆冒著雨往縣城趕去。
到縣城已是下午四點多，我倆尋找黃八字住處。據說黃八字居住在縣城邊的農村裏，他50歲出頭，是老單身，長年四處替人算命看風水，在附近縣市很有名氣。要見上一面，確實艱難。在一個大娘的指點下，我們找到了黃八字住處。一座破舊的土牆房，四周土牆上有不少長短不等的裂縫。門是用木板釘成的，門上佈滿了不同形狀的黴塊。奇怪的是，房門沒鎖，我倆叫喊幾聲沒有回應。只好在門外等待。這時雨越下越大，衣服被雨水打濕，全身寒噤。我倆索性推門進了屋，一股黴臭味迎面撲來；房梁、牆角佈滿蜘蛛網，老鼠在地上跑來跑去，惟一能落座的就是一張破舊木床，床上堆滿稻草。整個屋子零亂，被灰塵覆蓋，一看就知道很久沒人住過。
半個時辰過去了，雨還下著，黃八字還是沒回來，我倆無奈地坐在床邊上，虔誠地等著，盼他回來幫我們算命。突然，有一隻老鼠從我腳背上跑過，我倏地一下跳在了床上，左腳被像鐵一樣的東西弄疼了。堂弟看見弄倒我的地方是一堆稻草，他急忙把稻草掀開，驚呆了：一塊南京鍾山牌手錶，一塊瑞士瓦斯針牌手錶，一對金耳環，按當時市價在700元左右。在那個年代，足夠一個工薪族家庭幾年的生活了，而對於我們家庭貧寒的知青來說，這筆錢真是一個天文數字。
面對如此稀奇貴重的東西，不動心是假的。堂弟死死盯住那堆東西。我心裏也有一點發癢。堂弟見我神情，他故意激我：”哥，順手牽羊不為偷，你怕，你不要，我要！”這時，我的思想在鬥爭：拿了這些東西不就是小偷了嗎？倘不要，又怕堂弟個人占為己有……當時的我又怕又捨不得，左右為難。堂弟一邊催我表態，一邊拿起了幾樣東西，說：我們在農村起旱摸黑累死累活才八分錢一個勞動日，幹好幾年才能掙得了這些東西的錢。堂弟的話深深觸動了我，我也沒想那麼多了，終於做出了不道德的選擇。我分得一塊全是外文的外國表，堂弟分得一塊南京鍾山牌表和一對金耳環。誰多誰少，也沒有顧及了。我們慌慌張張離開了土屋。
三年後，我當兵去了。幾年後從部隊轉業回地方，在外工作又是四年。1985年回到家鄉。從那以後，我的心惶恐不安，經常做夢，夢見黃八字找上門來問罪。我琢磨著：我一直回不了城，工作上不順心，婚姻不幸等，都是黃八字在懲罰我？是報應？負罪、恕罪交織著折磨著我。
後來，我曾托人四處打聽黃八字的下落，音信杳無。在2003年同學會上，劉同學告訴我，她同黃八字在一個生產隊，說黃八字為找老伴，多年辛辛苦苦積累的彩禮錢、買的手錶和首飾藏在家裏，被人偷了，為這事他大病一場。後來他也沒再提找老伴的事了，他在2002年死了，單身一人死在他鄉，86歲。
黃八字的死，我內疚，悔恨。當初我倆兄弟不拿他娶老伴的彩禮，或許他會結婚生子享受天倫之樂，或許他不會帶著痛苦和遺憾孤獨地離開人世……我一生中，只有那麼一次不道德的行為，卻給我留下了一生的後悔、自責和傷痛，背負著一生中還不清的債務。我不能饒恕自己。
文◎袁蕾
8月27日，姜文、周韻等主創攜《太陽照常升起》出征威尼斯電影節，與李安的《色，戒》、埃裏克·侯麥的《男神與女神的羅曼史》、尼基塔·米哈爾科夫的《俄羅斯聯邦》等22部影片，一起角逐金獅獎
“我腦子裏看見東西，聽見聲音，我就抄，好像上帝捏著我的手寫。”–姜文 」
“第一次接觸‘太陽’是在姜文辦公室裏，那是我第一次‘聽’劇本，閉上眼睛，似乎能看見電影。當時的感覺是講故事人的體溫絕對高於38攝氏度。”陳沖說。
這個故事後來叫《太陽照常升起》，是姜文導的第三部電影，前兩部作品分別是1995年的票房冠軍《陽光燦爛的日子》，和2000年無法公映的《鬼子來了》。
姜文從2005年就開始跟各種各樣的人講《太陽照常升起》的故事：一雙性感的女人的腳，走在一個雲山霧罩的村子裏，村裏的房頂上長著草，動物色彩絢麗，路上鋪著白色的沙……三個男人和三個女人既交錯又獨立的故事。
把故事講完，電影劇本也就出來了。後來姜文按答錄機讓大家聽一遍自己念的故事，再一起七嘴八舌地聊。
“90％的細節在寫劇本前就已經完成了。實際上姜文需要的是一個語言功底比較好的場記，但是他必須找編劇。”編劇過士行說，這些細節包括1970年代女人胸罩的肩帶應該多寬。
8月17日，姜文出征威尼斯電影節前，南方周末記者在北京勞動人民文化宮他的不亦樂乎工作室裏專訪了姜文：”我就是在抄，我腦子裏看見東西，聽見聲音，我就抄，好像上帝捏著我的手寫。”
導演就是請客吃飯
“我還是相信，沒有好故事，所有人都不存在。”
孔維在片中扮演姜文的妻子，她對導演姜文的印象是硬朗：”看到他你會想，如果你沖著他笑，他未必會回應你一個笑。”
孔維的第一場戲是拍她在拖拉機上–那種拖拉機老得早就停産了，劇組買了一個拖拉機機芯，外殼是姜文和工作人員自己做出來的。拖拉機在土路上顛簸，姜文要孔維站在拖拉機上昂首挺胸，”他說讓我不要晃，要把自己當成巴頓將軍檢閱一樣，我就照著他說的那樣，堅信面前的樹木就是我的士兵，但他還是說我一直在晃。”
1985年姜文第一次拍電影《末代皇后》，就不斷看紀錄片、查資料，要改進自己演的溥儀。
1986年，姜文在《芙蓉鎮》裏扮演老右派”秦癲子”，導演謝晉鼓勵大家把劇本完善，姜文就跟劉曉慶他們一起排，排好了給謝晉看，謝晉經常會鼓掌說：”不錯不錯，比我原來那個弄得好。”後來姜文做了導演，最喜歡做的就是給演員鼓掌。
1987年《紅高粱》時，也並沒有人見人怕，第一次當導演的張藝謀跟姜文徹夜談戲，加入了撒酒瘋之類的段落。
姜文第一次名正言順寫戲是1989年田壯壯的《大太監李蓮英》，他被邀請做主演兼編劇–以前姜文修改自己的角色，現在他開始修改別人的角色了。
1995年，姜文終於當上了導演，處女作《陽光燦爛的日子》在票房和口碑上都創造了傳奇–這個劇本就是他自己寫的。
當了導演的姜文依舊回去當演員，《尋槍》、《綠茶》、《天地英雄》、《茉莉花開》、《我和爸爸》、《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這時他漸漸被衆人描述成了”戲霸”，坊間最誇張的傳聞，是姜文拍《尋槍》時把導演陸川氣到牆角裏哭。2006年，網上評選”十大戲霸”，姜文位居第一。
南方周末：你當了導演爲什麽還願意回去當演員？
姜文：再好理解不過，很多人都是既當導演又當演員，既可以在攝影機前，也可以在攝影機後，卓別林、奧森·威爾遜、昆汀、石揮、梅爾·吉普森都是這樣，他們的片子也非常有生命力。我能圍繞攝像機轉幾圈，這是我的優勢。
我在中戲的時候，每個學期都會在學校的大禮堂搞彙報演出。有導演系的、舞美系的、表演系的、戲文系的，大家七嘴八舌把聽來的故事變成一段演出。演出結束，突然有別的系來說：這導演功力不錯啊。我說什麽導演功力啊，這就是大家一起攢的。那時候大夥不太瞧得起做導演的，覺得好不容易學表演，幹嘛做導演啊，多沒出息。
南方周末：但看上去你更樂於扮演導演的角色。
姜文：我做演員的時候，會研究導演到底要表達什麽。比如《芙蓉鎮》，謝晉非常希望通過我的角色替他說一些他想說的話，這些話他可能不便用其他方式來表達。《紅高粱》的時候，張藝謀同樣希望通過我演的人物，做他想做而做不了的事。只要找到這個感覺，怎麽演就怎麽對。就怕老在攝影機這邊，或者老在那邊。
南方周末：圍著攝影機”轉”，能讓你多看到什麽？
姜文：圍著攝影機轉當然能看到更全面的東西。我跟你說《教父》是一個怨婦的故事，你信嗎？在我看來馬龍·白蘭度之所以演《教父》演得這麽好，是因爲他把教父演成怨婦一樣。白蘭度第一場戲的臺詞說：”我老婆是你孩子惟一的教母，我都不記得你上次什麽時候到我家來喝過咖啡，你有你的天堂，警察那麽幫你，法院那麽幫你，你不需要我的友情。今天在我女兒結婚的時候，你讓我爲了幾塊錢去殺一個人，這合適嗎？”這很容易讓我想起鄧麗君的歌詞：”你說過兩天來看我，一等就是一年多，365個日子不好過……”我看到了他有一個非常聰明的觀察人的角度，甚至西西里的教父也真的開始迷戀他這個教父，這很重要。
我還是相信，沒有好故事，所有人都不存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說，偉大的角色才能創造偉大的演員。夏雨可以瞬間變成一個演員，瞬間變成一個影帝，是因爲《陽光燦爛的日子》裏有極精彩的故事。導演和演員，與其說是一種職業，不如說是一次行動，就像今天你請客，你做東、你埋單、你點菜，明天他請客，後天我請客一樣。不是說我埋了單了就再也不會吃人家請的客了。
南方周末：你也允許別人在你埋單的時候指手畫腳嗎？
姜文：當然非常歡迎，甚至特別需要，比如”陽光”裏面，夏雨捅耿樂倒著放的那段，後來被人認爲是很經典的那個段落，就是我們的剪接助理提的。我說怎麽能讓這段再回去，他說你就倒著放唄。從技術上來說像倒帶一樣，但是我覺得有點不靠譜，好像沒看別的電影這麽用過。後來王朔跟我說：”姜文啊，要是我們寫小說的沒有人用過，我就覺得我太牛B了，不知道你們拍電影的怎麽想。”我說，那就用吧。
強勁的想象創造真實，作家、編劇、美術、攝影、導演、演員……都有這樣的想像力。在導演這個主人的招待下，想象力得到充分的施展，那種真實的氣氛和真實的細節很具體地就出來了，這是我拍電影的經驗。我壓根就是生活在這樣的氣氛裏的，從一開始到現在，就像你天天呼吸氧氣，但你感覺不到它一樣。
南方周末：如果當導演就是請客，那你是怎麽當好主人的？
姜文：讓客人們有賓至如歸的感覺。進門告訴他把衣服脫在哪兒，引他坐在哪個位置上，介紹給他那位先來的客人是誰，你要喝點什麽，涼的還是熱的；如果抽煙，窗戶開著好不好。客人吃舒服了，喝舒服了，聊舒服了，想象力這個發動機就打開了。大家想象力發動起來了，往哪兒去都好，有速度就好辦，你可能就剩下踩刹車了。
有些人根本就不懂得請客，你就非常擰巴：進門換鞋，必須穿他們家的拖鞋。我不愛穿拖鞋，我好不容易穿一條很漂亮的褲子，一身衣服上下般配，你非讓我脫了，穿你們家的拖鞋，還是粉紅色的，然後還不介紹他們家先來的人是誰，也不問我喝什麽，就隨便倒一杯酒，那大家所有想象力的發動機都打不開了。這頓飯吃得擰擰巴巴，吃完了也不知道對面那滔滔不絕的女的聊什麽，也不認識她。那就完了，花很多錢，也費很多時，在那兒拼命加油，把油加反了，速度也錯了，方向也錯了，他就不是一個好的主人。問題就這樣簡單，下回他別請客了，可以去別人家作客。
中國就是現實魔幻
“原來我們有點貼地皮太近，沒有旋轉的感覺。”
魚鞋是《太陽》裏”瘋媽”周韻穿的一雙繡花鞋，也是表面上引起瘋媽發瘋的原因–她的鞋不見了。
許建樹的任務是做這雙魚鞋，他也差點被鞋逼瘋。
許建樹設計的十多種魚鞋方案被姜文一一否定，於是跑去貴州一個據說刺繡很拿手的村子，村長調動了三十多個刺繡女，給他繡了一雙。姜文拿到魚鞋問：”能不能把魚鱗繡得像海浪？”
一個”海浪”，把許建樹打去了雲南劍川，他找到一位76歲的民間刺繡藝人共同鑽研。”海浪魚鱗”達標了，可姜文又有了新要求：魚眼睛要像活的；鞋底厚度要是現在的三倍；而且要十三雙不同大小的。
距魚鞋拍攝還剩下5天，許建樹一邊在雲南安排鞋底，一邊把魚鞋樣品帶去貴州，兩地十多個刺繡工，四天四夜連軸轉，還出動了當地省長秘書。
現在螢幕上的這雙繡花鞋：鞋底來自雲南劍川，鞋面是貴州水族的馬尾繡，魚眼睛來自雲南大理。”光這雙魚鞋就比一輛車都貴。”許建樹說。
南方周末：那個時代好像對你來說特別重要？
姜文：沒有特別重要，跟每一天一樣，我並不迷戀哪個特殊年代。我是1963年出生的，我聽大人說1961年挨餓，覺得是遠古時期的事。等我到了20歲的時候，我通過閱讀各種各樣的東西，對我出生前20年就有一些比較直觀的認識。隨著我年齡增長和閱讀的積累，可能對我出生前200年、500年、1000年有了直觀的認識，總之，隨著我的年齡增長，歷史在我的面前變得年輕了。
南方周末：聽上去有點魔幻現實主義？
姜文：如果有一個地方産生魔幻現實主義，那中國就是現實魔幻主義，我們的生活是很魔幻的。在法國做後期的時候，其他國家的人看了”太陽”，有說像巴爾幹半島的片子，也有說像南美的，其實我認爲這就是中國的味道。以前我們的認識有點貼地皮太近，沒有旋轉的感覺。我覺得電影應該是像舞蹈一樣有飛翔感，反映出一個地區的人們對自身、對事物到底怎麽認識，不是說現實主義、浪漫主義這樣簡單的問題，而是人們怎麽解讀自己的經歷。
現實早晚都會過去，再所謂真實的紀錄片也是通過那個人的角度來剪接記錄的。我們只能看到經過人的主觀表達出來的現實。《史記》不是現實，它是一個作品，是通過人的主觀表達出來的。從作品的角度說，現實不重要，看你怎麽表達，這會變得千姿百態，變得比較有意思。比如”文革”，有歌頌”文革”的，讚美”文革”的，到了後來是傷痕的，往後走可能有《陽光燦爛的日子》，再往後走可能會出更有意思的東西。
南方周末：《太陽照常升起》來源於《聖經》嗎？
姜文：不是。我們不是先查了《舊約》才寫的劇本。我們劇本都寫完了，想了一堆亂七八糟的名字，《三號作品》、《攝於2005》……都挺不正經的。後來有人想起海明威的小說，說乾脆叫《太陽照常升起》，海明威的小說是從《舊約》裏來的，我們又回頭看了《舊約》，覺得很有意思，跟我們的片子也不能說沒有聯繫。
南方周末：怎麽想到這個故事的？
姜文：顯然跟《天鵝絨》有關係，葉彌的小說雖短，但像一個外來天體，咣當撞在我的腦海裏，亂七八糟的，飛揚的飛揚，落下的落下，一次星際爆炸，我就把腦子裏看的東西說出來了，抄成了劇本，拍成了電影。
聽過半瓶酒的故事嗎？半瓶酒放在那裏，悲觀主義者說：那只剩半瓶了；樂觀主義者說：那還有半瓶呢。這半瓶酒的現實有意義嗎？它可能有的意義就是刺激了兩個不同世界觀、人生觀的人的表達。那是《鬼子來了》製作的時候，一個女孩講給我聽的。那時可能是”鬼子”的主題反映出的東西，那樣一個故事很容易引起我的憤怒，很容易引起人內心的悲觀。那個女孩說，你應該想想還有一個樂觀的想法。
南方周末：你覺得你的故事觀衆能看懂嗎？
姜文：爲什麽總低估觀衆呢？沒有懂不懂的問題，沒那麽複雜。你拿一本書看，閒散地翻到20頁，覺得還不錯，然後看到40頁，看到60頁，看到80頁，然後說這書不錯啊，前面說什麽來的，然後從第1頁看到20頁。就是這麽一個結構，最符合當代”80後”閱讀習慣和觀影習慣。
大片就是磨磚對縫
“我覺得心疼資本家是一個非常可愛的心態。”
“這部戲裏，所有的東西你打眼一看都對，但你仔細想它怎麽是這樣的。”攝影師趙非說，這部影片的地是自己鋪的，白宮是自己蓋的，金豬和金牛是自己染的，打到水面上的雨也是人工做的，爲了影片能有比較”很high的金屬的調子”，濾色鏡也是從德國定做的。”太陽”裏面有一場”抓流氓”的戲–黃秋生被人誣陷摸了前面女人的屁股。放映機播的是《紅色娘子軍》，等開始抓了，每個人拿著手電筒到處亂晃，放映機也開始晃到人們身上，跳芭蕾的紅色娘子軍就在人身上跳著。”整個就像一個大party”，趙非說。
party是要花大價錢的，爲了這場戲，劇組定制了七十多把加長手電筒；因爲普通放映機亮度不夠，劇組又從雲南找到了一種數碼鐳射的放映機，亮是夠亮，錢又花出了很多。
這並不是姜文第一次大手筆。
“陽光”裏面，馬小軍跳煙囪的那個煙囪，整個被姜文重新刷過；影片不分鏡頭，一條一條拍下去，最後用了25萬尺膠捲–當時國產電影的片比是1∶3，”陽光”達到了1∶15，創下了當時國內紀錄。
《鬼子來了》爲了製造結尾馬大山被砍頭的特殊效果，專門從美國進口了幾台能滾動拍攝的特殊攝影機；爲了效果真實，從山西運來了房頂；影片最後使用了48萬尺膠捲。
“我專門去國外考察過這事，他們拍戲膠片沒有數，整條整條地拍，沒有像咱們的先劃分鏡頭，你看他剪出來的鮮活勁兒，都是拍得多造成的。”姜文說，”質量第一，這才叫大片。”
南方周末：怎麽才算是大片？
姜文：我們有十幾個賞心悅目的景，從一個場景挪到另一個場景，最少距離400公里。房祖名和他媽在的那個主場景，看上去是同一個村子，實際上通過相隔上千公里的幾個地方組成的，光一條河就是三四條河組成的。兩三場景能叫大片嗎？幾百年前莎士比亞就知道換景，現在用電影手段居然不換場景，大家會看疲勞的，觀衆是需要看賞心悅目的好東西。
我們把八個城市的火車集中在一個地方，你會說這有什麽難，問題是老火車的設計速度每小時60公里，超過60公里，鐵磨鐵就著火了，上不了提速了的新鐵路，只能放在另外的火車上運過去。影片需要拍火車放蒸汽的鏡頭，一個火車頭不夠，同時要兩個火車頭來牽引；一列火車要30噸水，一下子60噸水就沒有了，然後得回去加水再來。
什麽叫磨磚對縫？好故事是一氣呵成出來的，但要把它變成一塊塊的磚，把磚磨得跟少女的臉、小孩的屁股似的，一摸像皮膚一樣。可能一個工人一天只能磨六塊。
南方周末：投資方不去控制你的成本嗎？
姜文：要知道專業的情況是這樣的，成本這事是在開片前大家就商量好了的，是不需要改動的，我也是投資方之一，當然懂得怎麽去做這事。一支十多人組成的製片隊伍，每天在做的就是這件事。應該說，他們對我是很信任、很支援的，我們合作得很好。我覺得心疼資本家這是一個非常可愛的心態，王偉也好，楊受成也好，董平也好，他們有這方面專業頭腦，有幾十億、上百億的身家，他們在生意場上都是天才，他們知道爲什麽要投這個片子。對於我這個導演來說，對投資方最大的心疼就是在不超支的前提下，拍出最高質量的電影。
我的第一部片子雖然在投資上有些麻煩，但那只是因爲別人以前沒有看我拍過片子，搞投資比較困難。後來王朔把法國製片人讓·路易介紹來，路易又把40多分鐘的”陽光”樣片拿去給施隆多夫看，施隆多夫就把後面需要投的錢全投了。
這次也是王朔做的紅娘，他介紹來了太合的王偉，沒看劇本只聽了故事就把錢投進去了。英皇的楊受成也是沒看劇本就投錢了。董平在青黃不接的時候把自己的錢拿了進來。
應當說這方面我是幸運的，所以我說作爲導演是把握質量這環的重要人物，不把質量搞好，不把影片拍得賞心悅目，怎麽能對得起大家的信任呢？
“沒學過戲劇怎麽拍電影啊？沒有莎士比亞根本就沒有現在的商業大片。”中戲畢業的姜文說。
“一個男人有力量，和一個女人有力量，都不是來自身體。”在”太陽”裏扮演姜文妻子的孔維說。
姜文對陳沖說，小時候他院子裏有”林大夫”這樣一位阿姨，她是多少人的夢中情人。陳沖沒敢說她覺得林大夫有點十三點。排林大夫喜歡黃秋生的戲時，陳沖有點怕自己十三點，老是掌握得不準確，姜文告訴她：”記不記得那些得了奧斯卡獎的演員在獎臺上的樣子？那種一面哭一面笑，喘不過氣來，同時還被自己的激動所感動？”
文◎成功
3個月前，哈迪德又一次來到中國。往常，這位來自阿曼的貿易商會奔波穿梭在廣州、東莞等地，用集裝箱把中國的玩具、工藝品成箱成箱地運回中東，賺取一筆筆豐厚的利潤。
但這次不同，甫下飛機，哈迪德就帶著27歲的兒子直奔天津第一中心醫院東方器官移植中心(以下簡稱東方器官移植中心)。在這個亞洲最大的器官移植中心，哈迪德決定要為兒子”買一個肝”。
7月8日，在東方器官移植中心二樓咖啡廳裏，55歲的哈迪德向南方週末記者談起了這次中國之旅–”去年，醫生診斷出我兒子患有肝硬化，並建議進行肝移植手術。”
由於阿曼缺乏肝的供體和醫療條件，哈迪德把目光轉向了國外，”就像你所知道的，阿曼只是一個擁有230萬人口的阿拉伯小國，加上宗教原因，幾乎找不到肝 的捐獻者。”哈迪德曾想過去歐洲或美國，但他很快發現，”在美國，肝移植平均等待時間為12個月，而換腎者需要等上三年半”。
“我的孩子可能等不到移植的那一天，就被奪取生命。”哈迪德最後接受了朋友的建議，到中國是一個不錯的選擇–”互聯網上的廣告承諾說，到中國肝移植等待時間為一個月，而且有充足的肝源供體。”
今年4月，哈迪德和兒子來到中國。然而，直到7月份，肝移植手術仍然遙遙無期。醫生告訴哈迪德，”沒有供體，你需要等待。”
等待我的肝
哈迪德的遭遇並不是惟一的個案。58歲的阿裏‧納伊米躺在東方器官移植中心的病床上，打著吊針。這位來自沙特的肝癌患者用手指著自己的肝臟位置問：”我的捐贈者在哪兒？”
通過侄子小阿裏的翻譯，阿裏‧納伊米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在向一家中介代理公司支付8萬美元後，他於今年3月份來到東方器官移植中心。”4個月過去了，我們等來的答復都是沒有供體。原來40天安排肝移植手術的承諾也兌現不了了。”
“在這家醫院，等待肝移植手術的病人有25個來自沙特，其他阿拉伯國家的病人大概有65個。”在二樓咖啡廳，小阿裏每天和其他病人、家屬在一起聊天、交流信息，”除了等待，我們什麼也幹不了。”
由於缺乏供體無法進行肝移植手術，一些病人開始選擇回家，”還有兩位肝癌病人因病重而身亡。”來自巴基斯坦的賈邁勒說，他非常擔心身患肝癌的父親能否撐到肝移植手術的時候。
因為語言障礙，這些跋山涉水來到中國的外國患者，幾乎都沒有留意到中國衛生部的一條重要消息。7月3日，衛生部發佈《衛生部辦公廳關於境外人員申請人體 器官移植有關問題的通知》。通知要求人體器官移植應優先滿足中國公民需要，”醫療機構及其醫務人員不得為以旅遊名義到我國的外國公民實施人體器官移植。” 同時，對於違反規定的醫療機構及其醫務人員，將給予嚴厲處罰。
“我們去年就開始了這方面的準備工作。”東方器官移植中心常務副主任朱志軍接受南方週末記者採訪時說，衛生部這次通知的精神，早在2006年廣州舉行的人體器官移植峰會時就提出來了。
峰會聲明，中國的人體器官十分短缺，中國每年約有150萬人等待器官移植，但僅有約1萬人能夠接受移植手術。按照世界衛生組織指導原則和國際慣例，器官移植優先滿足本國公民需要，禁止以旅遊名義為外國人進行器官移植，僅特殊情況例外。
“這些外國患者都是去年聯繫註冊入院的。”朱志軍說，”我們將嚴格執行衛生部的通知要求，勸說外國病人回國。上個星期，我們剛勸走了十多個中東患者。”。
但仍有一些外國病人堅持要做器官移植手術。有些病人聯繫本國大使館，並通過中國外交部來做工作。阿裏‧納伊米說，沙特駐華使館官員曾兩次來醫院交涉，要求為沙特人完成移植手術，但使館官員走後，醫院仍然沒有答復；而另外一些身份顯赫的外國病人甚至把求助電話打到了高層領導人的辦公室。
“對於這些外國患者如何處理，我們已經打報告到天津市衛生局報批。”朱志軍說，”我們在考慮對病情確實嚴重和與我國傳統關係友好國家的病人能否做移植手術，當然這要等待衛生部的最終意見。”
昔日繁榮的”器官移植旅遊”
對來自沙特的阿裏‧納伊米來說，在中國支付8萬美元肝移植手術費用並不算昂貴，因為”同樣的手術在沙特要20萬美元”。而讓他選擇中國的最為關鍵的因素是，”等待器官的時間比其他國家要短”。
“器官移植手術在國際上存在這樣一種趨勢，患者會從器官等待長的國家向器官等待時間短的國家流動。”陳忠華說，國際器官移植學會把這種”移動性尋求器官”稱為”器官移植旅遊”。陳忠華是中華醫學會器官移植分會副主任委員、同濟醫學院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長。
因為中國器官移植規模的快速發展，且器官供應量大、手術費用相對較低，迅速吸引了韓國、中東一些國家、美國、日本、以色列等地的病人到中國進行”器官移 植旅遊”。中國第一例肝移植手術是由上海瑞金醫院林言箴教授于1977年主刀。此後6年，中國共做了57例肝移植，但效果不好，大部分病人術後死亡。
在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看來，中國第二輪肝移植高潮是由1993年一批從國外學成歸來的中青年醫生創造的。
東方器官移植中心創始人、天津第一中心醫院副院長沈中陽便是其中之一。1994年5月，從日本留學回來的沈中陽主持完成該院首例肝臟移植手術。”當時沈 教授計劃用3－5年的時間，完成5至8例肝移植。”東方器官移植中心常務副主任朱志軍回憶說，而後來器官移植發展速度遠遠超出所有人的期望。
1998年，沈中陽帶著十幾個人組建天津第一中心醫院移植學部，並從醫院”分家”獨立出來，當時許多醫生還擔心自己丟了”鐵飯碗”。但肝移植業務卻以驚人 的速度增長：僅1999年就完成肝臟移植24例，2000年達到78例，2003年完成356例。在2004年，他們共完成肝臟移植507例，打破美國匹 茲堡大學器官移植中心保持的世界肝移植例數最多的紀錄。算上腎移植的368例，已更名為東方器官移植中心的移植學部成為亞洲最大的器官移植中心。在 2005年和2006年，肝移植的數量更是超過了600例。
顯然，業務的突飛猛進，”器官移植旅遊”是重要的助推器。”最初是一些港臺的病人慕名而來，接著外國人也開始多起來了。”朱志軍回憶，從1998年開始，一些在廣州經商的中東人找到了醫院，後來就像滾雪球，越來越多。
到後來，東方器官移植中心的國外患者所占比例甚至已超過國內患者。據《朝鮮日報》報道，2004年，該院進行的507例肝臟移植手術中，韓國人占37％ 左右，其他外國人占16％左右，國外患者比例超過53％。從2002年開始，東方器官移植中心收治韓國患者已超過500人。
另據《華爾街日報》報道，每年以色列30例心臟移植手術中，有10例是在中國進行的；在過去五年間，至少有200名以色列人在中國接受了腎臟移植。
隨著國外患者的與日俱增，器官移植手術費用也水漲船高。2004年初，東方器官移植中心的肝臟移植手術費用為3.2萬美元(約合人民幣25萬元)左右，到2006年，已攀升至人民幣40萬元。但對於國內病人，肝移植手術費用仍維持在20萬元左右。
之所以要實施內外有別的”價格雙軌制”，東方器官移植中心常務副主任朱志軍解釋說，外國人佔用了中國人的器官資源，當然要付出更多代價。
急劇膨脹的業務，讓東方器官移植中心獲得巨額營收。據此前媒體報道，僅肝移植一項，一年即可為中心帶來至少1億元的收入。2006年9月，東方器官移植中心新大樓啟用，這棟投資1.3億、擁有500張病床的移植中心正向人們展示它的實力和雄心。
朱志軍並不否認向外國患者提供器官移植的服務，促進了東方器官移植中心的發展和壯大，但他認為當時衛生部並沒有對”器官移植旅遊”出臺禁止性管理規定。
形勢”急轉直下”
然而，自今年以來，器官移植旅遊的形勢”急轉直下”。
在東方器官移植中心二樓辦公室裏，朱志軍顯得有些憂心忡忡。從春節後到現在，近半年過去，這家號稱亞洲最大的器官移植中心總共才做了15例肝移植手術。而在2006年，東方器官移植中心創造出了一年完成600多例肝移植手術的紀錄。
“主要是沒有供體。”朱志軍無奈地看著手術數量直線下降。即使已經完成的15例移植手術，供體也都是活體移植，也就是說肝源供體來自于親屬。
朱志軍認為，目前的困境源於最近關於器官移植一系列法律法規的頒佈，而衛生主管部門對人體器官移植的管理也變得更加規範和嚴格。
從今年5月1日起，國務院《人體器官移植條例》正式實施。條例規定，將未經許可摘取人體器官的行為視作違法。同時，該規定還禁止以盈利為目的的人體器官買賣，不得摘取未滿18周歲公民的活體器官。
王偉強患有肝硬化，但他是個幸運兒。在耐心等待兩個月後，這位來自新疆的出租車司機終於在2006年的最後一天得到一個匹配供體，並順利完成肝移植手術。在支付6.5萬元的”供體材料費”後，現在，48歲的王偉強胸腹裏搏動的是一個31歲男子的肝。”手術很成功，排斥反應很小。”王偉強毫不介意供體來源。他是去年在東方器官移植中心接受肝移植的600位患者之一。
業內人士透露，我國器官移植的供體來源主要有三種，死刑犯捐獻、親屬間活體移植，以及腦死亡和傳統死亡之後的自願無償捐獻者。
從1993年以來，由於技術突破和一批新生力量加入，中國的器官移植手術突飛猛進，成為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器官移植大國。但是中國內地肝臟移植方面的臨床實踐和研究成果，始終無法出現在國際頂級醫學期刊上。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論文作者無法說明供體的來源。
“國際器官學會曾經發過一個3頁的文件，公開拒絕中國內地學者向大會提交有關器官移植的論文和報告。”畢業于劍橋大學的陳忠華對此深有感觸。
2005年7月，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在世界肝臟移植大會上首次表示，目前中國多數移植器官來自死刑犯。他指出，摘取死刑犯器官是在征得死刑犯及其家屬同 意的前提下，並遵循普遍性的倫理學原則進行的。他同時表示，中國政府將鼓勵親體和活體提供器官。黃潔夫的發言引起轟動，也得到了國際器官移植學術界的高度 認同。
為了鼓勵病人進行活體移植，東方器官移植中心副主任朱志軍最近決定對該中心的前50例手術實施費用減免，”把原來15萬－20萬的手術費用降到10萬，差額部分用科研經費補上。”
“為了讓人體器官移植與國際慣例接軌，暫時犧牲手術量也是值得。”朱志軍說。
過去的幾年中，陳忠華一直在竭力推廣腦死亡標準的立法工作，試圖能得到同行和法律界的認同。目前，中國執行的死亡標準是心臟死亡，而心臟死亡後幾分鐘，器官功能就會喪失而不能進行移植。但有關腦死亡問題的動議，最近幾年毫無進展。
目前，陳忠華所在的同濟醫學院器官移植研究所已實施55個腦死亡案例。共捐獻222個器官給40多家醫院，為200多個患者進行了器官移植。
讓器官移植更公平高效
2005年6月，被診為肝癌晚期的電影演員傅彪在天津第一中心醫院進行了第二次換肝手術，引起輿論界對器官分配公平性的強烈爭議。
作為東方器官移植中心常務副主任，朱志軍對招攬器官移植生意的中介很”痛恨”。一些中介仗著有錢，到處找人說情，找機會”插隊”。而在東方器官移植中心，病人等待供體的原則是按登記資料”先來後到”的順序排隊。因此，中介的做法讓其他病人怨聲載道。
朱志軍期盼能建立一個器官移植登記網絡，就像美國器官共享聯合網絡UNOS那樣，能根據病情、等候時間、配型結果等因素來排序分配器官，”不用為器官的來源和分配而苦惱，做個純粹的醫生”。
可現實的情況是，每家醫院尋找供體時，都是各自為政，各顯神通。”大家比的是誰的公關能力強，誰獲得供體業務就多。”一位業內人士說。
為了解決器官分配公平和有效使用器官資源，衛生部計劃用3－5年的時間建立包括科學註冊體系和行政註冊體系兩個層次的人體器官移植體系，加強對器官移植 的集中監管。其中，有關器官移植技術規範和臨床指南等科學註冊體系已經開始進行；而包括器官來源、捐獻和分配信息共享網絡在內的行政註冊體系也已啟動。目 前，由香港大學協助建立的包括26家肝臟移植中心的肝移植登記中心，已經運營兩年多。去年7月1日，衛生部頒佈的《人體器官移植技術臨床應用管理暫行規 定》正式生效，以進一步規範器官移植管理和供體資源的有效利用。”這是一個准入制度，對施行移植手術的醫院和醫生進行資格認證。”器官移植專家陳忠華評價說。
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曾嚴厲批評泥沙俱下的器官移植醫療機構，”全國一共有600多家醫院、1700名醫生開展器官移植手術，太多了！”相 比之下，在美國，能夠做肝移植手術的只有約100家醫院，從事腎移植的不過200家；而香港特區能夠從事肝、腎和心移植手術的醫院僅各一家。衛生部政策法 規司副司長汪建榮日前透露，全國開展器官移植技術的600多家醫院中，將只有160多家醫院獲得資質。
顯然，中國正在對迅猛發展的器官移值領域進行嚴格的規範。在此過程中，本顯不足的供體會變得更加緊張。而對於有限的供體資源如何進行更公平的分配，自然是題中之意。所以，此次衛生部嚴格限制對外國人進行器官移值，實屬水道渠成之舉。
“由於’器官移植旅遊’對中國器官供體來源不明的爭議，從區域間問題已被放大為一個國際性問題。”陳忠華說，衛生部發佈禁止”器官移植旅遊”的通知，正是對國際輿論擔心的一種回應。
“對於’器官移植旅遊’的外國患者，應該讓他們都回家！”陳忠華所服務的醫療機構已拒絕為外國人提供器官移植。他認為，不能因為外國人支付更多的錢，就給他們進行器官移植，”這損害了本地人權益”。
而對朱志軍來說，針對外國人的這條禁令，他並不擔心對東方器官移植中心的業務會產生影響，”我們不愁沒有病人，很多港澳臺同胞在排隊等著。只要有供體，一個電話，他們立刻就來。”
“現在最重要的問題是供體不足，沒有供體怎麼進行手術？”朱志軍說。
（應受訪者要求，報導所涉患者均為化名）
各期電子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