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浚攝於高雄的豆皮dog&pig，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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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朱紅軍

與那些已然手足無措，甚至連一份材料都沒有的失子家長們相比，辛豔華受過良好的教育，文字感人。更重要的是她熟稔網絡，她的丈夫曾與人合辦網站。

在2007年6月5日，辛豔華寫就《400位父親泣血呼救：誰來救救我們的孩子？》，發表在大河網上。此後，她一度隱身，”我只是以受害者家屬的身份發了一個帖子而已，沒有親身參與解救，也沒有實地調查，不應該是主角。”她說。

但終於有一天，她再也無法隱身了。

如果沒有她，山西黑磚窯事件或許不會揭開。

2007年6月6日晚，大河網首現《400位父親泣血呼救：誰來救救我們的孩子？》。這個點擊數以十萬計的帖子的作者，署名為”中原老皮”。

14天后，”中原老皮”再度出手，第二封求助信《尋子無果　400位父親再次聯名》被公開披露。帖子質問：解救工作已經接近尾聲，怎麼還沒有孩子的蹤影？

山西省省長于幼軍就黑磚窯事件接受南方週末專訪時，

提及山西警方正試圖尋找”400位父親”的發帖人，以進一步調查磚窯事件的破案線索。

而高層的坦誠，或許是觸動發帖人站出來的原因–7月6日，”中原老皮”主動聯繫本報，公開身份，併發來第三封公開信。此前，她竭力避免與山西有關方面接觸，並著手搜集失子家長的名單和聯繫方式。

“中原老皮”名叫辛豔華，一個普通的河南鄭州公民，一位7歲孩子的母親，文弱而低調。她曾多年從事青少年素質教育工作，因為16歲的侄子被拐賣至山西黑磚窯，並僥倖被尋子家長解救，始介入黑磚窯事件。”我所做的一切，純粹出於感恩和正義。”她說。

這是其首度直面公眾媒體。這位32歲的母親，坦陳了自己數次發帖的緣由，以及作為受害者家屬的悲憤、欣喜以及擔憂。

侄子獲救

2007年4月初，辛豔華的侄子–16歲的少年肖海星(化名)，從河南周口的家負氣出走，在鄭州火車站附近失蹤。後來證實，肖海星被人販拐賣至山西永濟縣一黑磚窯。

5月初，尋子無著的哥哥，求助鄭州的妹妹辛豔華，希望”見過世面”的她可以幫助尋找。

此時，河南電視臺都市頻道記者付振中正與數位家長奔波在山西鄉間，調查黑磚窯事件，並順途解救了部分被困孩子。5月26日，肖海星和另外兩位歲窯工，得以被尋子家長解救送回鄭州。辛豔華幾乎不認識自己的侄子了：披頭長髮，目光呆滯，渾身遍佈淤青和化膿創面。當夜，從侄子的轉述中，她驚悉關於黑磚窯的種種駭人情節。

她提出酬謝幾位家長，被婉拒了。家長們說，”不是為了錢，都為了可憐的孩子。”感激之餘的她拉著侄子說，給這些爸爸媽媽們鞠個躬吧！木訥的孩子失聲痛哭，一圈家長也哭成一團。

“一方面是出於感恩，另一方面出於作為母親的良知。”辛豔華覺得,應該以微薄之力去幫助這些家長們。

求助媒體

更多的孩子，還遲遲沒有下落。大海撈針般的無效尋找後，家長們一度籲請河南省有關部門開展跨省解救，但被無奈告知，”跨省解救不是容易事，需要山西方面的配合。”

辛豔華的丈夫張志博，曾供職于河南一家法制類報紙，出於記者的職業經驗，他建議妻子幫助家長們求助媒體。

河南省內一家都市報曾應約前來報道，辛豔華表達兩點願望：一是呼籲政府出面，跨省排查解救孩子；另一是讚揚這些家長們，忍著失子之痛，義務解救其他孩子，並不求回報的高尚品質。但次日報道出來，三四百字的短文反響寥寥。辛豔華又撥通省內以及中央的多家媒體的報料電話，可惜一無所獲。

幸好還有河南電視臺都市頻道的關注，但因為都市頻道沒有上星，加之省內媒體跟進者寥寥，跨省解救也似無進展。

網絡發帖

網絡便成了唯一的求助選擇。

與那些已然手足無措，甚至連一份像樣的文字資料都沒有的家長們相比，辛豔華受過良好教育，文字能力強。更重要的是她熟稔網絡，丈夫曾和他人合辦網站。

於是，在6月6日，辛豔華寫就這個著名的帖子。她向南方週末記者承認，因為尋子心切，並沒有逐一搜集失子父親的具體數字。”400″是她根據幾位家長掌握的名單數目，以及河南電視臺節目播出後的迴響得來的。

在朋友的提醒下，她也曾做些了預防工作–比如，選用”中原老皮”的網名，這不易於直觀揣測發帖人的身份；她也沒有在自己家裏或單位發帖，而是借用朋友公司的一台電腦。

選取發帖網站也頗費思量。最初是希望發在新華網上，採用跟帖留言的形式。但”因為涉及敏感內容，帖子被拒絕發佈”。最後帖子順利在大河論壇上發佈，同樣是以跟帖的方式，並無專設主題。註冊網名時，她還留下了丈夫的郵箱。

次日，大河網特約評論員表示高度關注。6月7日晚，附加了都市頻道報道圖片的專帖被大河論壇置頂。截至6月18日，該帖點擊率突破30萬。而被第一時間轉載至天涯社區的帖子，點擊率高達58萬。

網絡民意的洶湧，直接引發了傳統媒體的跟進報道，南方週末記者也正是根據網帖，第一時間到達了現場。其後，國家高層領導批示，山西、河南兩地政府的及時反應，一場空前轟動的黑磚窯打擊風暴就此展開。

再度出手

但這個一向低調的母親選擇了隱身，在全國媒體蜂擁鄭州，山西黑磚窯風暴愈刮愈烈的6月，她從未接受任何採訪。

她不願意示人以炒作自己的嫌疑，也不願意自己的正常生活受到干擾。”我只是以受害者家屬的身份發了一個帖子而已，沒有親身參與解救，也沒有實地調查，不應該是主角。”她說。

但與尋子家長們的聯繫卻一直保持，她每日都留心山西省展開的大規模解救行動，並知道6位發起家長中，只有1位找到了孩子。

6月下旬，眼見媒體呼籲聲浪有所下降，而前方諸多家長並沒有如願從解救行動中找回自己的孩子；她還不時耳聞前線家長轉述，一些孩子被包工頭非法轉移，躲過了排查的消息。此時，她以400父親的名義，寫就第二封求助信，並選擇了直接將信發到兩位記者的信箱，希望”擇日發表”。

但次日她的信被全文公開，甚至還帶著錯別字。被多家媒體援引後，此信再成焦點，並且被解讀成”失子家長對山西解救行動不滿”。

山西省省長于幼軍次日即留心到此信並作出批示，要求山西省公安廳主動聯繫發帖者，進一步查證破案線索。

搜集名單

而這也驚擾了辛豔華的平靜生活。

為了躲避，她搬離了市區的家，落宿于朋友宿舍，也更換了手機號碼。而山西警方尋著線索，找到她發帖所在的公司，並希望與其接觸，但均未遂。

此時，山西黑磚窯風暴也正漸趨平息。經過大規模的排查和解救行動，山西省對外公佈，被解救的窯工有359人，其中童工12名。

這一數字多少與原先其網帖所說的”400位尋子父親”有所出入。尤其在第二篇公開信被曝光後，辛豔華從網絡上看到了少數指摘其誇大其辭，以及別有動機的說法。

她自覺委屈，對南方週末記者強調，”之所以發帖對失子家長們施以援手，一是對其侄子被解救的感恩心情，另一是出於一位母親的正義和良知。”為證明所言不虛，7月上旬，她開始搜集證據，以待準備充足後，與有關部門接觸。

7月7日，她向南方週末出示了搜集的失子家長的名單–已近400名，她說，家長提供的失蹤孩子超過2／3為河南籍，包括成年人、未成年人以及童工。

“網帖所謂的孩子，是站在父母的角度而言，並不單指童工。”辛豔華解釋說。

當晚，她又給本報記者發來短信：”準備充分之後，心裏坦然了許多。幾天來第一次走在大街上，感覺真好。”

●如果沒有辛豔華的努力，這些窯工今天會是什麼境遇？

文◎王寅（發自紐約）

徐冰在紐約的工作室原來是一家意大利麵包房，徐冰入住後保留了原來的格局。每天早晨，徐冰從樓上的臥室走進昔日的麵包房，在那裏完成一個又一個創意。

6月27日至9月10日將于紐約現代美術館(MOMA)展出的《地書kk畫語》是徐冰的新作。《地書》參加的是5位國際知名藝術家的聯展《自動更新》，這次展覽的主題是–面對網絡時代和”video藝術”時代的高科技、新材料，藝術家如何做出應對。

從《天書》到《地書》

徐冰的成名作叫《析世鑒–天書》，1987年動手，1991年創作完成。”天書”中的”漢字”都是徐冰自造的，他自己都不認識，別人就更別想了。

20年之後，徐冰再次拿文字開刀，只不過與當年的《天書》正好相反，《地書》是一本人人都能讀懂的書：”這兩本看上去截然不同的書，又有共同之處，不管 你講什麼語言，也不管你是否受過教育，它們平等地對待世界上的每一個人。《天書》表達了我對現存文字的遺憾；而這本《地書》，則表達了我一直在尋找的普天 同文的理想。”

《地書》的靈感來自於機場和飛行器的機艙。徐冰經常前往世界各地參加展覽，他注意到，機場的標識和航空公司安全說明書的設計都以非常簡潔的圖形為主，基本上不用語言就能把複雜的內容傳達給操著不同語言的乘客，相當於一個”國際讀本”。

從1999年開始，徐冰收集了上百張航空公司安全說明書。2003年，徐冰看到口香糖包裝紙上的三個小圖kk第一幅圖是一個嘴唇和一個小紅點，表示口香 糖嚼完了；第二幅圖畫了一張紙，小紅點放在紙中間，表示把吐出的口香糖包在紙裏；第三幅圖是把包著口香糖的紙團扔到紙簍中。徐冰覺得，既然三幅小圖能講一 個短故事，那麼圖畫也應該能講長故事。從那時開始，徐冰開始收集、整理世界各地的各種標識，很快就收集了上萬個圖形標識。

徐冰發現，很多領域 早就有了國際通用語彙，比如化學符號、數學符號、建築符號、地圖和天氣標識等等。美國把核試驗廢料埋在阿拉巴馬沙漠裏並規定，一萬年以後才能解除危險警 報。然而一萬年以後英語可能已經消失了，如何才能有效地向後來者傳達警報呢？最後，科學家還是用簡單的圖形做了說明，告訴未來的人類，此地危險。

《地書》嘗試建立的是一個語言文字的烏托邦–不論你是否受過教育，不論你操哪種語言，只要有生活經驗的人都能閱讀。在徐冰的工作室，南方週末記者看到 已經裝訂成冊的《地書》樣書，那是一本標準的圖畫書，連續排列的圖形標識記錄了一個愛情故事，故事是從太陽升起開始的：早晨7：00，一個男人被鬧鐘叫 醒，起床，洗漱，吃早餐，打車趕去機場，坐上11：00飛往紐約的飛機……

“這是一個藝術家的理想，但是它帶有很強的未來性。”為配合《地 書》，徐冰特地製作了”字庫”軟件，使用者將英文句子打入鍵盤，電腦即刻轉譯成圖形標識語言。以後還將開發中文和其他主要語言的轉譯功能。”字庫”軟件會 有實用價值，比如在某個國家問路，可以輸入中文；別人可以輸入他使用的語言，通過電腦轉譯而來的圖形標識達成交流。在紐約現代美術館的展覽上，觀眾可以親 手在《地書》現場展示的電腦上過一把癮。

這套”新的象形文字”的介紹，仍是傳統文字，而不是圖形文字。對此徐冰解釋，所有文字都要經過從初級 到高級的發展過程，自己的圖形文字還處在”甲骨文階段”。徐冰希望《地書》是一個開放的作品，他特地為《地書》建立了一個網站(http： ／／www.asinglescript.com／)，每個人都可以參與進來，加入自己發現的圖形文字：”我做的只是收集整理，我不想自己編造一套文字。 文字之所以叫文字，因為它是約定俗成的，已經被認可的。”

天地之間的那些事

聲譽日隆，徐冰卻對頻繁參展心生厭倦，並對現有的藝術系統提出了質疑：”最終看一個人的一生，是看你到底給人類提示了多少有價值的思維和想法，而不是你在藝術界多熱鬧。我希望直接關注社會，認真地做一些有意義、有創造、有益處的事情。它是不是藝術？我不太考慮。”

除了《英文方塊字書法入門》和《地書》，”電腦桌”和”肯尼亞森林計劃”都傾注了徐冰的心血，這些作品的共同點是—具有實用價值並具有一定的社會功能。

電腦的副作用是對使用者眼睛和肌體的損害，很多專利和發明都試圖解決這一問題，但效果都不理想。徐冰發現，人體保護的所有資訊都建立在科學家給出的科學數據上，比如最佳姿勢和距離，最佳光度等等，這些數據解決不了本質問題。

徐冰和加拿大科學家共同設計了一個電腦工作臺，這個工作臺的鍵盤和屏幕能夠前後左右緩慢地水平移動，對使用者全身肌肉都有按摩作用。徐冰的設計參照了中國太極拳的原理，太極拳講究的是牽一髮而動全身–人一伸胳膊，牽動的不僅僅是一塊肌肉，而是渾身所有肌肉。

這件作品現在已經投產。”我是興致勃勃地去做的，是把它當作藝術作品來呈現的。為什麼沒有實用性的東西才是藝術家應該做的？我覺得是不是藝術品無所謂，只要這個東西值得做。”

徐冰另外一件煞費苦心的作品遠在肯尼亞。2005年，美國4家美術館共同發起了提高保護自然文化遺產意識的項目。4個美術館分別選擇了4個藝術家，由藝術家自己選擇一個自然文化遺產保護地，徐冰選了從未去過的肯尼亞，做一個和野生動物保護題材有關的作品。

實地考察之後，徐冰瞭解到，野生動物保護和森林的存亡休戚相關。徐冰為這個項目設計了一個自動循環的捐贈系統，利用股票運作系統和電子銀行轉賬匯款系統，用最低的人力消耗，讓金錢從富裕的地方自動流到肯尼亞，為恢復森林提供資金–這個計劃叫做”木林森”。

徐冰與肯尼亞的幾所小學建立了聯繫，讓孩子們繪畫，這些繪畫都會在網上展示、拍賣。每幅畫兩美元。兩美元在紐約只是一張地鐵票，但在肯尼亞可以種10棵 樹。為了提高孩子們作品的價值，徐冰把他們的畫都編了號，然後組合到自己的大畫上。這樣，孩子們的作品價值就會隨著徐冰的作品價值水漲船高。

“木林森”計劃將于明年最終完成，屆時，徐冰將和另外三位藝術家一起在紐約做最後的展示。”木林森”最後呈現的作品將是一面機場、車站常見的巨大的電子顯示牌，上面是肯尼亞森林的分佈示意圖，24小時都會變化。捐款數字慢慢聚合成一個不斷生長的”木”字。

在搬到布魯克林之前，徐冰一直住在藝術家眾多的東村。一天晚上，徐冰帶記者去他當年在東村聖馬可街的舊居–一個半地下室。在徐冰之前，這裏是艾未未租 住的房子，《北京人在紐約》的很多場景就是在那裏拍攝的，1993年，艾未未回國以後，徐冰接手，一住就是6年。他的隔壁是一個同性戀俱樂部，半夜，群交 的喘息和呻吟每每穿牆而來。拍攝《北京人在紐約》時在地下室門口留下了一個紅燈泡，這在無形中等同於一個標誌，流鶯經常帶著嫖客在地下室潮濕幽暗的臺階上 苟合。徐冰的很多代表作品《在美國養蠶》、《英文方塊字書法入門》、《煙草計劃》等都是在這裏完成的，他十分喜歡東村寧靜自由的氣氛，詩人金斯伯格在世的 時候，徐冰在東村的街道拐角經常可以看見他。

戴著圓形眼鏡的徐冰是藝術家中的謙謙君子，給人的通常印象是說話溫文爾雅，辦事和風細雨。一天， 記者和徐冰一家走在紐約地鐵擁擠的通道裏，徐冰淘氣的女兒突然撒歡向前奔跑。徐冰說，這孩子瘋起來就是這樣。其實我在藝術上也是這樣特別狂放，和我的外表 有著天壤之別，在生活中實在是太壓抑了。

●”木林森”計劃的目的是用藝術品募集資金拯救肯尼亞森林。兩美元在紐約值一張地鐵票，在肯尼亞可以種10棵樹。（圖片由徐冰提供）

●《地書》(左為局部圖)講的是一個愛情故事，翻譯過來就是：早晨7：00，一個男人被鬧鐘叫醒，起床，洗漱，吃早餐，打車趕去機場，坐上11：00飛往紐約的飛機…。（圖片由徐冰提供）

1955年出生于重慶的徐冰，是世界頂尖藝術家行列中屈指可數的幾位華人藝術家之一。1999年獲得美國文化界最高獎項”麥克•阿瑟天才獎”；被《美國藝術》雜誌評為2004年16位國際藝術界年度最受注目人物之一。

去年10月，貝聿銘邀請了三位華人藝術家在蘇州博物館的現代藝術展示空間作展覽，他們是趙無極、蔡國強和徐冰。

今年3月23日，全美版畫家協會授予徐冰”版畫藝術終生成就獎”，授獎的理由是：”徐冰對於版畫藝術專業領域的發展所作的出色貢獻。”該獎是美國版畫界最高的榮譽，每年授予一位藝術家。（王寅／圖）

●本文轉載自2007年6月21日出刊之《南方週末》。

文◎張英、朱晴依

5月22日下午，海澱區藝術職業學校(以下簡稱”海藝”)的代課地理教師、70歲的孫辛卯遭遇了四十多年教師生涯中最”慘”的一課……

他們衝向老師

早上六點，孫老師就起床了。他花半小時洗漱完畢，吃過早餐，背上舊得發灰的小黃布包，把月票掛到脖子上，就該出門了。從他住的清河毛紡廠宿舍到海澱藝術職業學校，得擠近一個小時的公共汽車。

和往常一樣，頭髮花白的孫老師先在黑板上寫下了課程提綱，授課開始。大約一刻鐘後，坐在教室右側第2排的男生小陽掏出手機，一邊喊”錄影了，錄影了”，一邊對準了前排被同學稱為大驢的男生(線民稱其為”耳釘男”)，然後把鏡頭轉向中間兩個聊天的女生。

大驢脫口解說：”這他媽就是地理課。”某同學跟著起哄：”大驢，給大家表演一下，娛樂一下自己。”

大驢馬上起身，走向正在教室左側一邊看書一邊講解的孫老師，試圖摘下他的帽子。孫老師趕忙一閃身，奪下了自己的帽子。幾位學生哈哈大笑，還有人問，”錄下來了嗎？”

回到自己的坐位上的大驢則一邊笑駡，一邊把一個空水瓶扔給了教室後排的強子。強子隨手把空水瓶擲向了繼續講課的孫老師，沒打中。前排的同學揀起瓶子回扔給強子說，”欠點！”

強子拿起自己桌上的另一瓶水，一邊奮力晃動一邊走向前臺，將瓶蓋對準孫老師噴去，口裏還叫喊著：”幹死你！”一旁的大驢指著孫老師罵道：”這就是一傻B！”

講臺上的孫老師轉過身，氣憤地說：”你們還上不上課？我一再講你們不要影響別人聽課，你這樣，我怎麼講課？”

大驢應聲說：”甭管我，您講吧，我們這兒講話，腦子在動著呢。”在場學生哄堂大笑，攝影者小陽乾脆起身，給同學們拍起了特寫。這時候大驢又走到了講臺上，一邊試圖摘去孫老師塞在胸前口袋裏的月票卡，一邊大喊：”老師，問您一問題。”

孫老師強忍著情緒上完了這一課之後，立即向該班(二年級影視班)班主任張潤蓮投訴。聽完孫老師的投訴後，張老師在這天放學前找到了大驢和強子，在嚴肅批評的同時，當場宣佈給大驢一個警告處分，對強子進行批評。

第二天，也就是5月23日，孫老師又去給該班上課。他一進教室，大驢就說了聲”老師，謝謝您給我個處分”，就安靜地坐下了。這堂課上，受了批評的強子也沒有什麼出格行為。

看起來事情就這樣過去了。孫老師3月份才開始教這個班，和學生也不熟，只知道他們是剛從”海藝”的小西天分校新搬來的。

兩天後，這件事情激起了軒然大波。

視頻”走光”了

旭旭後悔得要命。她沒有想到，從同學小陽手裏拿到的那段用來消遣的視頻竟然在虛擬世界掀起風暴，把現實生活吹得搖搖欲墜—學校門口十幾家媒體和網站的圍追堵截、網友電話責問、QQ的騷擾……她和視頻當事人乃至整個學校，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之中。

5月25日下午4點，在網路上和同學聊天的旭旭，不僅把這段視頻轉發給了其他同學，還上傳到了自己的個人博客裏，名曰：”超級搞笑……這就是我們的課堂……哈哈哈哈……天天笑聲不斷，全能班無所不能”。

旭旭沒有料到，同學把她轉來的視頻發到了魔獸網站上，很快，這個視頻又被網友們轉到了各大網站的論壇裏。

3個小時以後，回家吃完飯上網的旭旭發現自己的主頁突然增加了5000多個點擊率，還有100多條憤怒的留言，她迅速刪除了自己頁面上的視頻。在接下來的一個多小時裏，仍有訪問者繼續留言責問，她又把自己的電子相冊和日記刪除。

此時，事態已不可能由旭旭的刪除而停下腳步。當天晚上，來自國內各大網站的一些憤怒的網友，順著她的博客找到了她同班同學的博客，在謾駡、恐嚇留言的同時，她和同學們的QQ號被公佈，在網路上流傳開來。

海藝影視班的另外兩段視頻也被網友搜到，並公佈出來：

第一段視頻同樣是”課堂題材”，在這段1分24秒的視頻中，一位元短髮、身穿淺灰色T恤衫的中年男老師在上課，同樣是在教室右側，身穿粉色汗衫的男學生一把抓下一位穿白上衣的男生的眼鏡，兩個人相互辱駡並爭奪座位，一名女生在旁大聲嬉笑。老師走過來大聲批評，他們才不樂意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第二段視頻則有點暴力色彩，在這段1分11秒的視頻中，教室裏的課桌、板凳被搬到了旁邊，強子、大驢等4名學生沉默對視，突然有人站起身來，伸指謾駡，雙方打成一團。

在27日晚上9點的博客留言裏，旭旭對前去謾駡的網友解釋說，”現在藝校都這樣，那天他們是玩過頭了，我們也只是想開個玩笑，並不是惡意的。事後才知道我們錯了，我們也道歉了，老師學校也原諒了。他們的日子也不好過，整天被騷擾，都挺後悔的，所以請你們別再鬧了。”

另一位當事人強子在6月1日北京電視臺的《法制進行時》節目中這樣解釋自己的舉動：”那天有人拿著手機拍照玩，幾個人就有了作秀的心理，沒想到後果會有這麼嚴重。”

“海藝”是什麼

現在的海澱區藝術職業學校是由原海澱區旅遊職業學校、原海澱區藝術職業學校及其小西天分校3所學校合併而成。近10年來，職校的日子都不好過。隨著高校擴招，大學門檻降低，為了生存下去，一些職業學校只能降低入學門檻。

因為北京生源不夠，”海藝”也開始向新疆、陝西、吉林、遼寧、山西、內蒙古、河北等外省份招生，還與延安、遵義等一些地區的學校聯合辦班，開設了動漫、旅遊服務與管理、飯店服務與管理、電腦網路技術、公關文秘等十幾個專業，但最有名的還是幼兒藝術教育專業。

“這個影視表演班，前些年在小西天分校的時候還紅火過一陣，多的時候一個年級有三四個班。現在不景氣了，沒什麼人報名，後來一個年級也就一個班了，連房租都付不起了，辦不下去了，只好搬到總校來。”孫老師說。

“海藝”招生簡章顯示，影視表演班屬於中專，招生物件多是初中生。

費用方面，每位學生3年學費18000元。據孫老師介紹，除學費外，這個班的學生還得花錢買服裝、道具，請比較好的演員來上課，畢業實習也得花錢。

但是，找工作往往是個大問題。”上學對於我來說沒有任何意義，我真是學錯了專業，表演，在別人不知道內情的情況下，肯定非常羡慕我這個專業，可是又有多少人真正地知道和瞭解這個專業呢。學完以後，唯一的出路就是考北影、中戲那些學院，如果考不上，這個專業你就算白學，這三年的學費一萬八就那麼打水漂，我是真的沒有信心考上那種大學。”

“今天開家長會了，全校就我們一個班開，相當拉風。原因我想不用我說，大家都會明白哈，因為我們班剛到那個學校，就是墊底的班了，唉！別人都在努力的拼搏，而像我們這樣的人卻在浪費我們的青春年華……”

上述兩段文字，摘自影視班一名女生的博客。

學校出面，學生道歉

媒體和網友出現在”海藝”門口，是師生沒有想到的。當天在百度的”海藝吧”裏，一個學生留言說，”我和他們不是一個班的，他們幾個當事人回家去避難了，你們就別再把事弄大了。我們都沒心情上課……求你們別再鬧了。”

晚上，3輛警車的到來惹來了一堆看熱鬧的居民。家住”海藝”附近的馬先生對記者說，這是他第二次看到這麼多記者。上一次是在2005年，海藝的一個高一學生遭到了八九名陌生男子刀砍。

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女老師在校門口接受南方週末採訪時說，現在的海藝除了幾個幼師班外，一些職業班的學習情況都差不多—上課時學生睡覺、小動作、走動、說笑是常有事，老師的苦口婆心往往只能換來學生的嘲笑。時間長了，老師都麻木了。

接受記者採訪時，影視班的班主任張潤蓮表示，自己看到視頻也感到非常震驚，”視頻裏這麼過分的場面以前還沒有出現過。”她認為，”大驢是個性格簡單的孩子，不管遇到什麼事，經常會沖在最前面，尤其是愛在同學面前表現自己。”

“海藝”校長徐素霞對這起網路和視頻引發的風波毫無心理準備。那幾天裏，徐素霞辦公室的電話不斷響起，打電話的什麼地方的人都有，有的甚至是國際長途，電話內容只有一個，就是聲討視頻當事學生和學校。

5月29日早上9點，南方週末記者趕到了清河孫老師家，才知道孫老師已被學校接走。後來據孫老師回憶，這天上午，學校停了一節課，在多功能廳裏舉行了一個名為”尊師愛生”的全校會議。除了海澱區教委領導，還有老師和學生代表，在學校領導的主持下，大驢、強子、旭旭和視頻拍攝者小陽向孫老師彎腰鞠躬致歉。全校學生通過廣播收聽了現場實況。

9點46分，前幾天還認為”視頻不是真實的”的”海澱藝術學校官方博客”上出現了一則聲明：”校方調查確有此事！我們展開調查……最終找出並確認了當事學生，對他們進行了訓斥，並讓他們寫了保證書，下次再這樣直接開除！同時他們也對當事老師進行了誠懇道歉，老師也接受了道歉……到場見到了當事人的記者都可以做證……每個學校都有調皮的學生，這樣的現象也不只是在我們學校存在，希望此事能讓各學校引以為戒，加強對學校的管理。”

5月30日，北京幾家報紙刊出了內容相同的學生道歉報導。刊發報道的幾家北京報紙記者證實，學校並沒有對他們發出邀請，他們也沒有目睹現場，只收到了一封電子郵件，裏面是一封以學生名義發出的致歉函和一篇學校提供的新聞素材稿，還有一張四個學生彎腰向孫老師道歉的圖片。

6月1日，視頻的當事人強子出席了北京電視臺”法制進行時”節目，在節目裏，他向孫老師和全社會公開道歉。”我錯了，對不起，請老師原諒，給學校帶來不好的影響，對不起大家。我希望能恢復到正常的生活中，希望大家能給我和我的同學一次機會，我保證這輩子再不會發生這樣的事了。”

在接受南方週末記者電話採訪時，徐素霞只是說，”不能因為一段視頻否定整個學校和所有同學，我只希望學校恢復正常的教學工作，對我來說，這個事情已經結束了。”

看起來，一切都結束了。6月4日，過完週末的大驢、強子、旭旭等人在父母的陪同下進入了學校的大門，他們恢復了正常的學習。而接受了道歉的孫老師卻一直沒有在學校裏出現。

孫老師的苦衷

5月30日晚，在家中接受南方週末記者專訪時，孫老師滿眼血絲，眉頭緊鎖，這位頭髮花白的老人已經幾天沒睡好覺了。他仍然穿著上課時的那件白襯衣，坐在黑色的小圓凳上，背靠著床沿。

孫老師是在5月28日早上在教務處的電腦上看到6天前地理課上的那段視頻的。孫老師不用電腦和手機。

“他們讓我看視頻，在思想上有個準備，我教了一輩子書，從來沒上過什麼電視臺，今天算是讓人家都知道了。我是老師，這節課出現了這樣的事情，好像給海澱的教育抹黑了，給中國教育抹黑了，這個事情對我也有壓力，但我不能把這個責任推給別人。”

孫老師的老家在河南農村，河南大學地理系畢業之後，分配到北京市海澱區清河中學任教，一直工作到退休，退休工資有2700多元，加上在毛紡廠工作的老伴的1000多元退休金，按理來說兩個老人可以過上不錯的晚年。

但古稀之年的孫老師要養活的人很多。

在建委當工程師的大兒子動了腦手術，留下了後遺症，不能繼續工作；大兒媳當醫生，收入不高，只能養活自己和孩子。小兒子在房山區的一家汽車配件廠工作，每月工資只有1000多元，二媳婦是農村戶口，只能在公交公司做臨時工，兩個人的工資加起來每月2000出頭，還要養活孩子，孫老師多少也得幫點。

北京的家人需要錢，河南老家也需要錢。孫老師在鄉下的弟弟因病去世，弟媳改嫁了，留下4個還在上學的孩子，這4個孩子的生活費和學費就落在了他的肩上。為此，從清河中學退休以後，身為高級教師的孫老師一直漂在北京的各個學校裏，做代課老師。

從2003年起，孫老師被海澱藝術職業學校聘為代課老師，惟一的收入是講課費。一星期上10節課，每節課收入45元，扣掉稅以後，孫老師每個月的代課收入約1600元。

學校正式在崗教師享有的基本工資、獎金和福利補貼，孫老師都沒有。1600元錢對孫老師十分重要。工作了一輩子的孫老師，從來沒像這幾天這麼”閑”，這讓慣于操勞的孫老師發慌。他現在最擔心的是自己還能不能回學校代課。

6月4日上午，孫老師在家裏給學校的副校長打了個電話。電話裏，校長讓他繼續等通知。雖然網路上有人號召給他捐款，但他不接受：”我身體健康，還可以繼續工作，這個工作對我很重要，因為我是代課老師，不上課就沒有一分錢。”

孫老師上課時為什麼戴著帽子？老人說，不戴帽子有時會感冒頭疼。關於這點，他早就向學生解釋過。(為保護未成年人權益，文中學生均為化名)

文◎程綺瑾

自從1998年香港高校開始在內地招生以來，各所香港大學一直發愁的是在內地的聲望不夠。”我們設立高獎學金、招高考狀元，都有引起關注的需要。”香港 科技大學中國內地學生及學術事務主任朱力徑博士說。但是今年，在內地做完一圈招生宣傳後，朱力徑發愁的問題變了：”現在變成很多家長帶有盲目性，非要孩子 來香港讀書不可，就像‘非要再見劉德華一次不可’。”

內地學生在香港面對怎樣的學習和生活？兩樣水土兩樣人將遭遇怎樣的”衝撞”？南方週末記 者赴港走訪的6所大學中，在讀學生們都見過或聽說過，有不喜歡香港生活而主動退學或因荒廢學業而被退學的內地學生。香港浸會大學新聞系主任黃煜估計：”每 一百個裏面有一兩個出現這種狀況。”

我們關注先行者的故事，尤其是故事背後的文化理念差異，提供讀者作為參考。

初到貴地

她發現”香港女生好會打扮”，紮著馬尾的她顯得格外幼稚。

約見戴雅琦時，她剛剛花300港幣看完調侃香港特首選舉的棟篤笑《男人之虎》，對這出近三個小時的粵語演出讚不絕口（記者注：棟篤笑是香港特色的表演形式，類似單口相聲）。她帶南方週末記者去香港理工大學附近的一個快餐廳吃晚飯，興沖沖地去點餐時，服務員誤以為她還是學生，用廣東話問：”縱沒放假啊？” 戴雅琦答：”我在做工啊。”服務員大概聽出她的廣東話不夠標準，換用更不標準的普通話說：”你那麼勤勞啊。”

戴雅琦說，現在香港人的普通話進步大多了。她2002年初到香港時，與本地人的溝通完全是零，出去買東西要靠手勢和計算器。

戴雅琦是安徽人，2001年考入南京大學新聞系。入學一個月後因為英語分級考試成績優秀，意外得到了去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的機會。那時，香港高校只能 委託內地10所高校招生，即所謂”代招”，學生須先考入北大、清華、南大等10所大學，之後再經過選拔進入香港高校。而且，每所香港高校的招生名額限在 10到30名。

戴雅琦自認為同級的南大學生中，比她聰明比她優秀的大有人在，但是很多同學都拒絕來浸會大學。有的因為不清楚這個名字奇怪的大 學教學水平到底如何，有的則認為香港並不是一個適合穩定做學術研究的地方。戴雅琦也認為：”如果學商科、社會科學，適合在香港。如果學數學等理工科還來香 港的，多半是想把香港作為跳板，想三年之後再去國外。但是三年之中，這個人很可能就變了，不再那麼想做學術了。”

她當時倒沒想到這麼多，更多 是憑著”天性就不安穩”的勁頭，豐厚的獎學金也對家境並不寬裕的她頗具誘惑力。她的父母是下崗工人，用積蓄供女兒讀南大。香港高校一年的學費約為6萬－8 萬港幣，生活費在1萬－4萬港幣左右。如此高昂的費用對內地學生不啻攔路虎。為了吸引尖子生，香港高校都拿出了獎學金。戴雅琦拿到的獎學金”覆蓋了學費和 生活費”。

2006年，戴雅琦已經從浸會大學畢業一年，王碩考入了這裏。這一年，因為報考香港高校的內地學生爆增，獎學金已經頗難申請到。王碩沒能被港大錄取，自費來到浸會大學。

王碩把採訪地點約在星巴克咖啡廳，一杯咖啡二十幾塊，差不多相當於戴雅琦一頓飯錢。她化著淡妝，除了牛仔褲是從家裏帶來的，其他衣飾都是在浸會大學附近 的一個高級商城買的。這個商城滿是名牌專賣店，王碩剛到香港時，也曾被這裏的價格嚇住，如今適應了。她的一身加起來近千元。比起戴雅琦認識的一些專買 Prada的學妹，王碩花錢並不算誇張。

王碩選擇來香港，比戴雅琦更深思熟慮一些。她曾來香港旅遊過兩次，對此地的購物環境印象深刻。高中快畢業時，她和父母比較過香港與內地大學，認為香港的教育環境更國際化，更多出國機會；也比較過香港與外國大學，認為香港畢竟是華人地方，更好適應。

王碩的老家在山東勝利油田，父母做生意，不是大富，但也供得起女兒在香港一年約10萬港幣的開銷。2006年8月底，當父母帶著大小行李，送王碩到了浸 會大學宿舍時，她的表情相對淡然，惟一不開心的是：高中時經常做學生活動”抛頭露面”，自認裝扮算得高層次的王碩，發現”香港女生好會打扮”，紮著馬尾的 她顯得格外幼稚。

一年之後，出現在記者面前的王碩，已是齊肩碎發。

下馬威

“過了那一關，就不覺得還有什麼苦和累的。”

一年之後，香港大學的劉潤哲盤算著再參加一次迎新營，做罵人的人。他笑說不是想報復，而是希望認識樓裏的新人，也希望鼓勵更多的內地學生參加迎新營。

王碩初到浸會大學時，參加的是內地學長組織的迎新營。怎麼辦香港身份證？什麼東西應該去哪里買？內地學長一一傳授經驗。她很快也加入內地學生聯誼會，才兩個月，就在香港找到歸屬感。確切地說，是在香港的內地學生中找到了歸屬感。

劉潤哲入學之初遠沒有這麼溫馨。他自找苦吃地選擇加入香港學生的迎新營。這個迎新營是由他所住的宿舍樓組織的，目的是讓同一樓裏的同學儘快熟識。內地新生因為不會廣東話，可以不參加，但是如果參加，會得到額外的好評。

需要解釋的是，香港高校的宿舍與內地迥然不同。香港中文大學的研究生傅秡秡還記得他剛到香港時很驚訝：”為什麼香港讓不同專業、不同年級的學生混住在一起？”香港同學一樣驚訝：”為什麼內地讓同一專業、同一年級的學生住一起？這樣怎麼能開闊視野？”

香港的宿舍文化直接沿襲英國大學教育。沒有內地所謂的輔導員、班主任，教師只負責上課，學生的課外生活主要是自我管理。自我管理的途徑之一是記者採訪中最常聽到的hall（宿舍樓）文化。通常一幢宿舍樓有一位舍監，由教師兼任，平時很難見到。每層或幾層樓選舉出一位學生做”宿舍導師”(tutor)，是 最常與住宿生打交道的”管理者”。他們通常是高年級學生或研究生，職責是組織宿舍活動，協調住宿同學之間的關係。

劉潤哲所在的香港大學是最英式的大學，也是宿舍文化最濃郁的大學。劉潤哲當時剛在北大完成頗為悠閒的一年基礎班，又度過一個更為悠閒的暑假，完全沒想到聽起來頗為溫馨的迎新營，實際 經歷卻”比軍訓還苦”。為期十天封閉式管理，宿舍導師設計的團體培訓的項目填滿了日程，劉潤哲每天都只能睡兩三小時，有一次甚至持續28小時都沒合眼。

那次，他和同組學生被關在一個大房間裏，吃飯都不准離開，打瞌睡也會被罵。他們要輪流站起來，接受學長的”拷問”，回答之後再接受他們的訓話。”回答得 真差！真不知道你是怎麼混到大學的！”諸如此類的批評讓受訓的新生一個個像被霜打的茄子一樣蔫了，有的還哭了出來。從沒受過委屈的劉潤哲心情跌至穀底。

從大房間放出來之後，所有人又恢復親切溫和。劉潤哲才瞭解這個活動的目的是為了讓新生們學會接受別人的批評，增強抗壓性。其實學長們對他已算仁慈。一則認為內地學生願意參加這個迎新營，勇氣可嘉；一則因為他們的普通話不夠流利，批評起來總沒有講廣東話那麼有氣勢。

一年之後再回看這28小時，白皙瘦高的劉潤哲認為很值得：”過了那一關，就不覺得還有什麼苦和累的。”
兩樣日子

把父母給的錢用在出門長見識，比用在烘衣服有價值。

今年3月，劉翛給《中國青年報》寫了一篇文章，題為《”水土不服”，一些內地學生尖子生逃離港校》，開頭講了他的一個北京同學從香港理工大學”逃離”的 故事。一個重要原因是這位同學覺得香港怪怪的，香港人也怪怪的，長相、打扮都怪怪的，他不適應、不喜歡這裏的許多東西，再也不想勉強自己了，寧可回去複讀 再考內地大學。

彼此看不慣的情況是有的，劉翛也聽說過曾有香港學生用英語對一個內地女生說：”你為什麼來香港？我最討厭來香港的內地學生。”

這些沒有發生在劉翛身上。如今他已經與退學的北京學生失去聯繫，卻與香港學生Gibson成了朋友，約著一起打球，偶爾遇到也會一起去吃飯。

Gibson的普通話講得不是很流利，雖然他小學時曾經學過。那時候Gibson並不理解校長為什麼要開設普通話課，覺得這門課又悶又沒用處。後來他做 建築工程的爸爸被公司派去廣東工作，他開始感受到內地對香港經濟的影響。直到上大學，Gibson才認識第一個內地人—他的”衛生間友” （toilet－mate），把小學時的普通話撿了起來。

香港理工大學的本科生宿舍是兩個人一間房，兩間房共用一個衛生間，於是有了”衛生間 友”這個概念。第一眼，Gibson並沒有判斷出這位”友”是內地人。因為他的上衣並沒有塞在褲子裏–這種有些”土”的穿法是他們判斷內地人的標誌之 一。打招呼之後，他才發現這個英文名字叫Luis的學生只會講普通話。

“你從哪裡來？”—”北京。”Gibson第一反應是：曾聽一個朋友說，內地消費比較低，但是北京的物價和香港差不多。

“你讀哪個科目？”—”計算機。”Gibson讀的是放射學，這個畢業後很容易在醫院找到一份好工作的科目，目前還沒有內地學生來搶。

“你喜歡什麼運動？”—”乒乓球、羽毛球。”Gibson樂了：終於找到了共同之處。

Luis是劉翛的英文名字。後來Gibson在衛生間也認識了劉翛的室友黃默，但是感覺黃默”土”一點，也拘謹一點。Gibson和室友更多還是與劉翛 接觸。Gibson原本聽說內地學生喜歡自己形成小圈子，他也不否認香港學生一般不會主動找內地學生玩：”根本不會想到這麼做，因為已經有很多香港的朋友 了。”不過機會既然擺在面前，他也願意多去瞭解內地學生，滿足自己的好奇心。

隔三差五地，Gibson和室友聽說劉翛去了海洋公園、迪士尼公園、澳門，不禁感慨內地學生真有錢。Gibson至今沒去過迪士尼，覺得380元的門票太貴。他雖是家中獨子，上大學還是自己打工出了一半學費：”如果問父母要，他們應該也能出得起，但是我不好意思。”

劉翛覺得還是香港學生有錢。因為香港人洗衣服習慣直接烘乾，劉翛覺得太貴：”每6分鐘要兩塊錢，通常要20分鐘才能烘乾。”他認為把父母給的錢用在出門長見識，比用在烘衣服有價值。不過劉翛在網絡論壇上看到內地學生在宿舍晾衣服的行為經常會引起香港同學反感。好在他的室友黃默也是北京人，不介意。

Gibson發現兩個內地學生都頗有理想。劉翛剛入大學就已經明確將來要去美國繼續深造，學習自己喜歡的人工智能。Gibson和他的朋友們則不會想得這麼長遠，他們喜歡說”見步行步”，相當於普通話的”見機行事”：”以後的事情，現在想也沒用。”

Gibson對這個差異沒有褒貶態度，但是另一件事，”土土”的黃默確實讓他生出了敬意。即將到來的三個月暑假，黃默要去美國打工做管家。薪資很少，黃 默還要自己貼上兩萬，他看重的是去美國感受一下。Gibson當時沒有申請，一則因為想去香港的醫院實習，另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害怕去一個陌生地方。他佩 服黃默”懂得把握機會到處去看看”。

同在香港理工大學，比Gibson高一個年級的香港女生Polli已經先後與兩位內地女生做過室友，一個來自北京，一個來自天津。兩個內地室友沒有學會廣東話，Polli學會了普通話，比Gibson流利得多。

Polli總結兩個室友的共同之處，一是都不會做飯，對於打掃衛生也沒什麼概念，北京室友甚至連笤帚都拿不好。她們的”衛生間友”還曾對Polli抱怨：”你的室友太髒了，洗澡之後地上都是頭髮。”Polli覺得，”也許因為是獨生子女，在家裏比較受寵愛吧”。

另一個共同之處是兩人的消費都頗高。Polli的家境在香港屬於中等，家有姐弟四人，她從小就被媽媽要求學做家務，消費習慣也頗節約，一件T恤三四十塊 就可解決，吃飯不是回家就是自己做，一個月開銷大約2000元。而兩位內地室友達到5000元。天津室友經常在外吃飯，喜歡買名牌衣物，有時跟外國交換生 去酒吧蘭桂坊玩。北京室友沒這方面開銷，但是因為不適應香港天氣，來了之後長了滿臉痘，每個月都要花大筆錢護膚。

在學習方面，兩個室友都頗刻苦。北京室友沒什麼朋友，每天除了上課就是在宿舍看書。天津室友是交換生，沒太多學習壓力，但仍然頗上進。剛來的第一個月，她不適應全英文上課，會用MP3錄下老師的講授，回來對照筆記反復聽。

有一個晚上，Polli與天津室友都因為準備考試沒睡好，兩人邊聊邊哭了起來：”天津室友說她壓力很大，因為父母給她那麼多錢，對她那麼好，她不可以不努力讀書。”

兩樣腦子

“她怎麼會想到把內地的做法帶到香港呢？”

5月下旬，內地的大學生們休完五一長假，逐漸恢復學習狀態的時候，香港的大學生們已在忙著應對期末。

期末自然意味著考試。考試來不得虛的。別說照抄別人，就算寫作中對別人的作品有所引用，沒標注清楚，都會被判抄襲，被扣分數。香港大學的劉潤哲通過網絡 提交論文時，發現校方的接收程序會自動在論文數據庫裏檢索，用藍色標出與別人論文相同的地方，如果超過多少比例，系統自動會判定該論文抄襲。

劉翛比劉潤哲提早一年感受到這種嚴格，因為他的一年基礎班不是在內地大學委培的，而是直接在香港理工大學讀的。這一屆理工大學的內地學生有兩百多，其中北 京學生就有86個，比往屆更抱團，不與香港學生交流。一年下來，個性開朗的劉翛熟一點的也僅限於對面宿舍的兩個香港學生。但是嘴角喜歡往下撇的劉翛在看自 己的內地同學時，已多戴了一副批判的眼鏡。

劉翛剛到大學就發現樓道、電梯口到處貼著嚴肅考試紀律的海報，考試前夕學校也經常通過群發電子郵件 告訴學生，怎樣的行為屬於犯規，後果如何。但是這次期末考試，他還是聽說有內地同學作弊：數學科有人抄公式，倫理科有人抄小紙條。抄的人都沒被發現，因為 老師監考頗松，倫理科的老師甚至在監考時戴著耳機聽音樂。這場考試的形式是寫作論述性文章，老師在考前已經劃出考試範圍，在老師和劉翛看來實在沒什麼可抄 的。

劉翛也看不慣一些內地同學在小組課上的表現。他在寫給《中國青年報》的文章裏寫道：”香港的大學特別注重學習過程中的團隊精神培養。那裏 很多課程的作業、小組演講、小組報告都要由四五名同學共同完成，課程的評定以小組為單位打分，同一組的學生會獲得同一個分數。這種方式就容易出現個別同學 自己不出力，靠分享別人勞動果實‘混’分的情況。而我們以前幾乎沒有經歷過類似的訓練，且喜歡單打獨鬥。所以，一身個人英雄主義的內地同學很不習慣，更不 願為他人作嫁衣裳。”

其實劉翛的判斷有激憤之嫌，類似的情況在香港學生中也有發生。香港科技大學的樊一比劉翛高一年級，已經與香港同學一起上 課。他和很多同學都發現，遇到小組功課，內地學生常常會擔任組織者，因為大多數內地學生更希望得到好成績。樊一不介意替同組的同學多做一些，同學一句”你 果然靠的住”就足以讓他心中暗自得意。

每一位接受採訪的內地學生都聽說過去年發生在香港城市大學的事情：一位內地女研究生給老師一萬塊錢，希 望”買”個好分數，結果被老師舉報，以行賄罪入獄。”她怎麼會想到把內地的做法帶到香港呢？我們在香港都生怕給內地人丟臉。過馬路比香港人還遵守紅綠 燈。”即將在香港大學法學院完成最後一年學業的高欣說。

香港理工大學的香港學生Gibson也聽說這事。他認同當事教師的舉報做法：”他要證明自己是廉潔的。因為信譽很重要。”當記者問他：”信譽為什麼重要？”他愣了一下：”這個，你們覺得需要理由嗎？從小到大，父母老師都是這樣教我的啊。”

在香港的文化環境和教育制度下，內地的尖子生是否依然是尖子生？

南方週末記者在香港科技大學採訪時，受訪的商學院和工程學院的內地學生總結說：”通常班上成績最好的還是香港學生。剩下的大多數香港學生就比較愛玩，內地學生在中間，有很好的，一般不會太差。”

香港理工大學的Polli就是成績最好的香港學生之一，目前的GPA是班上第二名。第一名是另一個香港同學。她說同班的一個內地學生也很刻苦， 但做題的時候，老師總會說他的思路有問題：”比如研究一個杯子是該什麼材料做，我因為學過專科，注意應用，會往這方面想。而他是用中學課本裏的思路在想。”

香港大學政治與法律專業的香港學生謝翠婷也曾有過”楞了一下”的經歷：”課堂上談到西方法律思想的原則是每個人的基本自由都不應受到限制時，香港同學因為從小到大聽的都是這類觀點，不會有什麼反應，而內地同學會質疑，他們擔心這樣會使社會失去秩序。”

第一份工

“這裏真的是很適合年輕人打拼的地方。”

在香港的就業市場，碩士學位並不比本科學位更有競爭力，也不會得到更多的薪金。相反地，一些內地本科畢業生在香港讀一年碩士，廣東話還不能完全聽懂，去 找工作常常競爭不過本科生。但是，作為一個有工作經驗、善於組織活動、普通話粵語英語均流利的研究生，張豔豔尚未從城市大學正式畢業，已經在香港換了兩份工作。

兩年前她從北大中文系本科畢業，拿著工作簽證到了香港城市大學，全職做研究助理，兼職讀研究生，剩餘的時間還擔任自己所住宿舍的學生導 師。去年，她順利找到了自己一直嚮往的工作，進入香港本地最大的財經公關公司。由於近年內地公司在香港上市的增多，張豔豔所在的”中國組”任務繁重，一個 人要負責七八個客戶，經常要通宵工作，週末也要加班，薪水卻並不豐厚。三個月的試用期熬下來，張豔豔決定辭職。

辭職之前，她匆匆找了另一份工 作，去一家普通話學校做老師。這家培訓學校的老闆是一位從內地嫁到香港的太太，管理頗為情緒化。但是張豔豔沒得挑：如果不能夠及時拿到一個新的工作簽證， 她就必須離開香港。與很多在香港讀書的學生一樣，她也想在香港住滿7年，得到香港居民護照。這本護照在全球一百多個國家免簽證，出國方便。

戴雅琦找工作沒有張豔豔那麼順利，但是目前的工作狀態比張豔豔開心。

戴雅琦2005年從浸會大學傳播系本科畢業，就曾想過找工作，但是正逢香港經濟不景氣，工作難找，連一些香港本地學生都選擇讀研作為緩衝。戴雅琦當時心裏也更傾向讀研。原因卻是從大二的失戀開始。

當年與戴雅琦一起從南京大學來到浸會大學的18個學生，內部組合出了三四對戀人，其中包括雅琦和她的男朋友。這男生愛打電腦遊戲，傳染給了戴雅琦。沒想到結果戴雅琦比他玩得更上癮。

對於拿獎學金來讀書的戴雅琦，學習成績一定不能落下。戴雅琦聽說往屆有被退學的學生，不是因為打遊戲，而是參加課外活動太多，耽誤了學習。”我們內地來 的學生，別的不會，學習肯定是最拿手的。”接受採訪時，戴雅琦兩次說到這句話。如此，她只能犧牲與男朋友相處的時間。不久，男朋友交了另外的女友。失戀的 傷痛讓戴雅琦得出一個結論：人一定要有一個精神寄託，這寄託不一定是一個人，也可以是她如此熱愛的電腦遊戲。

於是，浸會大學本科畢業時，戴雅琦決定再用一年的時間修讀自己喜歡的專業的碩士學位，她進入了理工大學學習三維動畫設計。一年的時間修讀一個新專業，還要找工作，其繁忙程度可想而知。那時的戴雅琦卻對此預估不足。

臨近畢業的8月，戴雅琦一方面要找工作—與張豔豔一樣，她面臨簽證失效壓力。另一方面，她要找房子—學校的宿舍必須在8月底之前退掉。同時，她還要完成畢業論文。

戲劇性地，矛盾在去年的8月20日集中爆發。當時，戴雅琦剛剛在理工大學附近找到一處房子，連廁所在內15平方米的單間，裏面什麼都沒有，月租 3000，算是便宜的。雅琦把行李搬去這裏，但沒有時間買傢具，只能借住在另一個內地同學處。第二天還有一個工作面試，戴雅琦沒有太大信心。因為找工作連連碰壁，當時只有一份賣保險的工作機會。她也曾猶豫過要不要回內地，卻被父母寄來的一疊剪報打消了念頭，剪報上全是關於內地大學擴招後，畢業生難就業的報 道。那天晚上，她又接到同組做畢業論文的香港同學的抱怨電話，她承擔的部分算是輕鬆的，她都沒能很好完成，耽誤了小組的時間進度。

縮在床上，戴雅琦哭了，這是她到香港之後惟一一次流淚。”哭不是因為委屈，而是對自己不滿。不應該辜負這麼好的環境，辜負對自己的期待。”

第二天如雨後彩虹。面試竟然順利通過，兩天后就接到香港大學的錄用通知。這份工作的薪水相當於大學裏的二級助教。她期待著明年拿到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證， 然後去歐洲玩。”第一個要去的國家是荷蘭，希望以後能去那裏學習設計。”說完嘿嘿一笑，”不過長住的話還是在香港，這裏真的是很適合年輕人打拼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