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彭蕙仙

連續的敗選，對民進黨來說，不單單只是權力的失喪，更重要的也許是黨的路線與核心價值的傍徨。這回，蕭萬長在博鰲論壇的表現，更進一步催逼著民進黨必須重新思索自己的定位與策略目標，因為很顯然的，民進黨不但不能繼續做「愛台牌」的專賣店，「恨中牌」也在現實環境下，逐漸失去了魅力。

長久以來，把持著「本土路線」即可一路暢行的民進黨，在馬英九壓倒性的勝利後，被迫陷入長考：就選舉策略而言、就政黨發展而言，到底所謂的台灣主體意識還有多少市場？人們對兩岸和平雙贏的期待與努力，也讓民進黨必須嚴肅面對該如何與中共進行合理互動的選擇。 »»»閱讀全文

文◎彭蕙仙

採訪對象：台灣大學社會系教授張苙雲

訪談主題：台灣需要行動力

「在這次的會議中，我聽到一些人的遺憾，他們說當初的理想『所託非人』，因此對未來會有更審慎的期望，」張苙雲認為：「務實是好的，但務實不應該只表現在態度上，更應落實於『實踐』的層次。」張苙雲說，就她這次與會的感受，「似乎檢討和反省還是不夠，主要是我比較希望看見起而行的動力。」

張苙雲說，八○年代的知識分子帶領社會風騷，在社會變化的關鍵點上扮演重要的角色，許多人對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多有嚮往，甚至會想把那樣的意興風發召喚回來，但是張苙雲認為「時代已經不同，環境也不同了。」她認為，目前所需要的，不只是論述、批判的能力，「更是行動」，知識分子到底希望建構出一個怎樣的社會，他要出的力氣不只是「描繪」，而且還要有策略性思維，也就是說，對於「怎麼去做」，他也要有想法。 »»»閱讀全文

文◎彭蕙仙

採訪對象：中央研究院研究員王汎森

訪談主題：散碎化的後現代台灣社會

二○年前也參加過《中國時報》在宜蘭棲蘭山莊所舉辦的那場「國是會議」的王汎森說，他的感覺是，與這次會議相較，兩場會議有明顯的不同，二○年前的與會者用當時還很新的角度在看台灣社會，很具啟發性；王汎森說：「而這次會與的人，談的都是各個領域比較現實的問題，我覺得這樣也蠻好的，因為意味著大家很想要找到答案。」

王汎森說，很多人都很關心知識分子是不是對社會已經沒有影響力、知識分子是不是不見了，等等的問題。王汎森認為，其實這個現象各國都有，「主要是後現代主義的關係，」他說，後現代主義將一切「散碎化」，認為沒有意義才是意義，「不要英雄模式，也不認為誰要對什麼事承擔起責任。」 »»»閱讀全文

文◎彭蕙仙

採訪對象：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林萬億

訪談主題：快速變化的台灣社會

台灣社會的貧富差距是最近的熱門話題，「M 型社會」這四個字幾乎成了最新流行語。林萬億的觀察是，台灣貧富差距是有擴大的趨勢，但還不到 M 型的程度，「看統計數字就知道，沒有這回事，但是現在人人朗朗上口 M 型社會，這對解決問題並沒有幫助。」

林萬億認為，現在台灣應該花精神去做的，不是一直在指責，而是認真想想：在社會變遷的過程中，哪些人受到傷害，哪些人掉進了「新貧階級」，需要趕快扶一把？「我們要找出陷入困境的『標的人口群』（ target population ），努力幫助他們。」林萬億並且提醒，台灣的問題絕不是「換哪一個人、哪一個政黨就可以解決的，要從結構面找出問題的本質是什麼，然後再理性地尋找對策。」 »»»閱讀全文

文◎彭蕙仙

採訪對象：中央研究院副院長朱敬一

訪談主題：知識分子的行動力

「知識分子有很長一段時間感覺無力，好像找不到什麼人可以好好講講話，」朱敬一說：「這次陽明山上的研討會讓我感受到了溫暖，因為看見還是有不少人對這個社會懷抱期待、願意好好談談問題、做點什麼。」

朱敬一說，很多人在談知識分子該怎麼樣發揮影響力，也有些人對社會似乎已不怎麼看重知識分子感到挫折。「我不知道別人怎麼想、打算怎麼做」，但朱敬一說，他就從教育的札根開始做，「盡我的自己的一分力量。」二○○七年九月，朱敬一在北一女等高中人文與社會資優班開授「社會科學概論」課程；朱敬一親自授課一學期近五○小時，為的是提倡人文社會學風；這創下中研院院士在高中開設長期課程首例。 »»»閱讀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