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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南方週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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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文平
十七大開幕式上代表們起立唱國歌 高潔／圖
2007年10月15日上午9時，中國共產黨最高領導人胡錦濤在乘坐國產紅旗轎車來到會場的黨代表的等待中，走向鮮花和話筒，代表中央委員會向党的全國代表大會作工作報告。
以此時此刻為時間原點，遙望5年前胡出任中國共產黨總書記的彼時彼刻，再將中國共產黨十六屆中央委員會執政中國的五年，置於一個更為宏闊的時空背景，透 過和諧社會、從嚴治党、黨外人士出任國務院組成部門行政首長之類的執政現象，我們發現，對普世價值的認可，對“法治國”應有的契約意識的尊重，對現代政黨 普遍規律的把握，正幻化成一股“柔性的力量”，策略性地注入中國共產黨執政理念，與“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党對國家機器的強力控制，融為一體，讓本該柔 軟的執政理念變得更為柔軟，讓理當剛硬的強權機構變得更為剛硬，一柔一剛，剛柔並濟地服務於不可動搖的執政領導權。
文◎郭力（發自杭州）
歷時半年，十次開庭，8月14日，馬英九”特別費案”終於一審宣判。
當法官說出”馬英九無罪”時，有人鬆了口氣，有人歎了一口氣；有人嘴上說鬆了一口氣，心裏卻歎了一口氣；有人重重地歎了一口氣，心裏面卻大大地鬆了一口氣。
鬆口氣的馬英九？
表面上看，最該大大鬆一口氣的，非馬英九莫屬。 »»»閱讀全文
文◎郭力（發自北京）、餘力（發自廣州）、Audrey（發自臺北）
“戒嚴”這個詞彙，大陸民眾未必熟悉，對臺灣民眾來說，這卻是他們整整38年的生活。
從1949年開始，根據國民黨”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為了抵抗”共產主義”，時任臺灣省主席的陳誠宣佈在臺灣地區”實行戒嚴”。
根據《中國時報》的描述，”那是一段頭髮不能留長、報紙不能亂報道、話不能亂說、字不能亂寫，甚至唱歌都要注意思想的日子。那是一個充滿‘禁忌’的時代，報禁、黨禁，樣樣都禁。”
而那段日子留給臺灣民進黨前主席施明德的記憶，只有八個字：”恐懼、不安、懷疑、猜忌。”
20年前的7月15日，國民黨政府宣佈解除實行了38年的戒嚴體制，進而宣佈解除”報禁”–允許人民自由辦報，解除”黨禁”–允許人民自由組黨。
這份政令，蓋上了蔣經國的大印，用時任蔣經國秘書的馬英九的話說：”歷史的一刻，終於來到了！”
“臺灣的大害–黨禁、報禁、戒嚴令”
著名學者馬克思‧韋伯的書，剛到機場即被扣住，因為”他名字也叫馬克思”；法國作家左拉的書被禁，則是因為他名字帶一個”左”字；《資本論》倒是有機會逃脫劫難，警察們會以為這是教人發財的書本。
在言論禁錮的年代，五四運動以來知名作家，包括魯迅、巴金、茅盾、老舍、沈從文在內，其著作皆在臺灣查禁之列。
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主委楊渡記得，”青年學子拿到禁書的一刹那，卻感到莫名興奮，有一種幹‘地下革命’的快感。”
臺灣記者盛竹如，在其《螢光幕前──盛竹如電視生涯回憶錄》書中，有這樣一段描繪：”雙十節這天(10月10日，”中華民國國慶日”)，不能發生不吉利的新聞，任何火警、兇殺、搶劫、車禍等案件一律不播出，就連地震都不能發生。”
臺灣《自立晚報》記者田士林，因為寫下”透過一位華僑的大腿，正巧看到蔣總統在校閱三軍部隊”一句話，《自立晚報》被停刊三天，而田士林則被送到了關押著政治犯、重刑犯的綠島”管訓八年”。
“整個臺灣陷入沉默。”施明德回憶說，”(當時的)臺灣社會是沒有聲音的，知識分子不敢講話，一般人民只有服從，或者是去當國民黨的‘料被丫’(閩南語，指打小報告的人)。”
臺灣《自由時報》將”戒嚴”與”動員戡亂”比作”兩尊門神”，”在大半個冷戰時代裏，一左一右地，緊緊看管著任何顛覆國民黨統治的可能”。
國民黨籍立法委員蘇起，特別向南方週末記者強調，”戒嚴措施對普通民眾影響有限”。不過謝長廷這樣的”黨外分子”，1981年中有一次打電話，聽筒裏突然傳來罵聲：”電話不要講那麼久”，原來監聽人員聽得不耐煩了，令他收聲。
在此兩年前，謝長廷、陳水扁等作為”美麗島大審”的辯護律師，開始為臺灣民眾熟知。而那次大審的”主犯”施明德，在法庭上大聲說：”臺灣的大害，就是黨禁、報禁、戒嚴令。”
“解嚴，這是國民黨的歷史共業”
儘管國民黨的宣傳管理機構”文化工作委員會”一直試圖阻止，但是1979年的《中國時報》，依然對”美麗島大審”作了詳盡報道。
“國民黨解嚴和民主改革，經歷了一個漸變的過程。”蘇起對南方週末記者介紹。而這個”漸變的過程”，伴隨著”黨外反對運動”的風起雲湧和臺灣社會經濟的飛速發展，不可避免地開始了。
上世紀80年代，臺灣經濟繁榮，民權運動風潮洶湧，終於在1986年促成第一次大規模、有動員的”反戒嚴”群眾運動。當時，台商與大陸間半公開的經貿已經悄然開展。
1985年，施明德曾傳話給蔣經國。”我要求他解放黨禁，釋放除了我以外的美麗島受難者。”施明德對本報記者說。
據蘇起回憶，也正是1985年，蔣經國指示成立了6個黨的”革新小組”，”革新”的議題，就包括瞭解嚴、開放報禁等。這一年的12月25日，蔣經國終於親口說，蔣家人”不能、也不會”再有人選下任總統。
“某種意義上，經濟發展初期，蔣經國實行的威權政治，贏得了經濟發展所需要的社會安定。”前中華經濟研究院院長于宗先對南方週末記者說，”但這是為政治發展提供條件。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必須開放，因為富有的人們自然要求自由。”在於宗先的記憶中，那是黃金十年，沒有那個年代的準備，便沒有現今的民主和自由。
1986年9月28日，臺灣第一個反對黨”民主進步党”成立。彼時”黨禁”尚未解除，但是《中國時報》用大字標題報道了這則消息。
9天後，蔣經國接見美國客人時，宣佈”即將解除戒嚴”。當時的英文翻譯正是馬英九。回憶二十年前的那一刻，馬英九說，感覺是”身上好像有電流通過！”
施明德記得，在那幾天之後，蔣經國就派了人去監獄裏找他。”他告訴我蔣經國答應撤除戒嚴令，但是需要一點時間。”施明德說。
這之後，到最終簽署政令宣佈解嚴，又是近10個月時間。無論對這個成立了75年的老大政黨來說，還是對這個和父親一起威權統治臺灣38年的老人來說，無論出於自願，還是被迫，這都不會是一個朝夕而得的決定。
“解嚴，這是國民黨的歷史共業。”施明德說。
一夕鬆綁，百花齊放
解嚴之後，反應最快的或許是在臺灣的大陸籍老兵和在大陸的臺灣籍老兵。等了近40年，他們獲准返鄉探親或定居後，一天也不願再多等。而歷史學者秦風也發現，”以前常年認為的‘搗蛋分子’，突然和執政黨平起平坐了”，一開始”還真不習慣”，”新的價值體系，需要學習”。
不過，解嚴之於臺灣，最顯著的變化，還是媒體，和管媒體的機構。
1988年元月”報禁”解除後，緊隨而至的，是不斷冒出的有線電視臺、報紙、雜誌，用臺灣媒體的話說，是”春雷一聲響”，”所有報老闆與記者都鉚足勁，好像等待開跑前的預備哨”。
“過去的禁忌沒有了，各種形式的深入報道與調查報道出現，媒體加速了臺灣政治民主化。”第一位到大陸採訪的臺灣記者徐璐這樣對《自由時報》說。
而據于宗先觀察，”有了表達的自由，社會運動反而少了”。
那一年，現任職於《中國時報》的夏珍剛進入報社不到一年。”我們已經沒有了前輩記者的感受，什麼地方是禁區，什麼地方要曲筆，我們已經沒有這個概念。”她對南方週末記者說。
1987年，《中國時報》固定12版，現在已經發展到至少36個版。同樣經歷了真正市場化的發展的，還有《聯合報》、《自由時報》。它們迅速取代了國民黨中央機關報《中央日報》，成為臺灣”三大報”。
同樣經歷著深刻變化的還有國民黨的宣傳機構”文化工作委員會”。這個曾經管理所有媒體的機構，迅速失去了曾經享有的”尊榮”。
“文工會偶爾還會來電話，讓我們不要報道什麼事。”夏珍說，”報社老闆有時候會給面子，但是下面的編輯記者，誰也不會理會這樣的招呼了。”
現任國民黨政策委員會副執行長的張榮恭，彼時也在”文工會”擔任”非正式職務”。他回憶說：”以前都是文工會的中層直接打電話給各個媒體的高層，解嚴之後就反過來了，文工會的高層打電話給媒體中層，人家也愛理不理了。”
“國民黨的身份變了，淩駕在上的心態和作風也必須改變了。”張榮恭說。”文工會”後來改制成為”文化傳播委員會”，主要職責也變為”與媒體溝通，為媒體服務”。張榮恭一度任其主委，”我們唯恐怠慢了媒體。”他笑著說。
“仿佛打開了一扇關閉了很久的門”
“得益於臺灣四十年地方自治選舉的民主訓練，和經濟大發展後很小的貧富差距，解嚴之後，臺灣社會並沒有發生什麼混亂。”秦風說。
而國民黨反倒是經歷了一場深刻質變。到1990年，臺灣政黨總數已經近百，”國民黨也只是在民政機關註冊的政黨之一了。”張榮恭說。
如果說1988年國民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將其黨內民主進程推向縱深，那麼，1996年國民黨正式推動”總統直選”，”則可以說國民黨真正完成了向民主政黨的轉變，”蘇起說。”這正是國民黨在解嚴之後，最大的收穫所在。”
但是第二次”總統選舉”失敗，國民黨失去了政權。
“失敗原因不在於解嚴，而在於自身分裂。”蘇起說。于宗先還提到，”從李登輝時代開始，財團的政治獻金氾濫，甚至成為了常態。””執政黨對自己沒有了約束，才真正失去了人民的信任。”
“其實正是國民黨推動的民主進程，給了國民黨新的機會。”秦風分析說，”如果國民黨堅持威權統治，那麼一旦這個政權被臺灣民眾推翻的話，國民黨就將徹底退出歷史舞臺。而現在，民主憲政體制下，它還有自新的機會，它還有重新通過選舉贏得政權的機會。”
“我們現在要考慮的，是如何改革，如何提供人民更好的願景。”張榮恭對南方週末記者說。
誠如施明德的觀察，”戒嚴太久了，需要一段時間來消化。現在的臺灣社會，謾駡、懷疑、攻擊、爭權奪利、算老賬，這些都是戒嚴的後遺症”。
“解除戒嚴20周年，到底是在慶祝什麼？難道只是慶祝一個黨取代了另一個黨嗎？”施明德這樣問道。
“解嚴對臺灣來說，仿佛打開了一扇關閉了很久的門”，”臺灣社會開始學習認識人的尊嚴與平等價值，思考更為開放，觀念更為多元，生命力也更加自由亮麗。”《中國時報》的評論，似乎是一個回答。
在於宗先看來，20年來，有兩種力量很了不起。”立法院，政黨們可以在這裏互相揭短、攻擊和辯論，執政黨很難為所欲為，因為有對手在看著；另一種就是狗仔隊，除了最高長官們，做大官的人都有狗仔隊在盯著，一不小心就會被拍下來。這也是約束的力量。”
秦風的闡釋是：”20年來，民主憲政的目標已經實現了不少。””而這種源自社會民心的民主憲政的力量，才是最大的收穫。對國民黨如是，對臺灣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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