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深靖

2003年爆發的伊拉克戰爭迄今已屆滿4週年。然而，這場戰爭顯然並沒有結束。這四年來，美國和伊拉克雙方的死亡人數，每一天都還在持續累增。根據英國雜誌《手術刀》（The Lancet）最近的估算，美方的死亡人數迄今已逾3千人，伊拉克方面則超過65萬人喪命。若是按照這樣的數字推算，伊拉克戰爭的慘烈並不下於越戰。1961年爆發的越戰，前後打了12年，據估計，美軍的死亡數目約莫5萬8千人，越南軍民則高達百萬人。若是美國還堅持駐軍伊拉克，雙方的死亡人數恐怕很快就要逼近越戰。

從的死亡數字來看，美國在越南和伊拉克所進行的當然都是相當不對稱的戰爭。所謂「不對稱」，除了武力的巨大落差之外，還包括戰略、戰術基準上的基本差異。因為，一方是訓練有術的正規軍，另一方卻是採取游擊或恐怖攻擊的手法，雙方對於「勝」、「敗」的判斷，可能根本就南轅北轍。若是單看死傷人數的對比，美國當然是大勝。然則，若是從最後的結局來看，勝負恐怕不是那麼容易認定。

美國儘管武力強大，配備先進，後援充足，在越南和伊拉克卻都同樣陷入進退兩難的境地。即使在美國境內，反戰、質疑的聲音也不斷升高。美國這個全球最具帝國威力的戰爭機器，似乎越來越不靈光了！

相對的，游擊戰和恐怖攻擊的效力似乎越來越高，成為弱者對抗強者最主要的手段。且看看美軍進駐伊拉克以來所遭遇到的游擊隊或恐怖勢力，死傷動輒幾十人，甚至上百人。戰術上的「不對稱」，讓強者越來越吃龞。

目前，美國龐大的正規軍在他們進佔的伊拉克和阿富汗都遇到同樣的問題。他們眼前的「敵軍」，人數少，武器配備簡陋，經費極為有限，但是，隨著時間的拉長，一次又一次的攻擊或破壞行動，逐漸轉變其弱勢的地位，成為戰場上的強者。

這種不對稱的戰爭，在未來，很可能給予第三世界國家相當大的鼓舞，讓它們敢於起來對抗西方的強權。它們自知無法在軍事上獲勝，但是，它們很清楚，時間就是資產，隨著時間的推移，它們可以讓強大的敵軍陷入絕境。西方強權大多擁有龐大的空中武力，有尖端的雷達偵測系統，像美國一樣，戰機如雲，自詡可以飛掠敵人領空進行「手術般的轟炸」。然而，那些非正規的游擊隊或恐怖勢力，就偏偏要把你拉到地面來，近身、靈活、驚奇是他們基本的戰術。

這樣的戰爭模式，註定每天要看見被肢解的軀體，要聞見刺鼻的血腥和屍臭，恐懼和仇恨每天在胸膛內燃燒。而用鮮血和仇恨澆灌出來的暴力，註定越來越走向極端，甚至成為世世代代延續的基因。

21世紀的戰爭究竟會有哪些面向？美國這個「新自由主義」帝國，在未來究竟必須面對什麼樣的勁敵？在蘇聯瓦解之後，美國做為全球單一霸權，如今在中東，在非洲，在中南美洲，卻遭逢到越來越多的挑釁和對抗，為什麼？。這一期的《新國際》，我們選譯了一篇喬姆斯基（Noam Chomsky）最近的一篇訪談文稿。對上述的問題，他提供給我們一貫的真知灼見。

 

文◎潘欣榮（教育公共化連線、工人民主協會成員）

前言：「大老遠跑去另個國家討論全世界的問題，究竟對本地的運動有啥實質助益？」相信這是許多兩岸三地運動者的共同問題，也是作者的問題，透過此行到東非肯亞參與第七屆世界社會論壇，嘗試解答全球性會議的意義與對本地運動的幫助。

世界社會論壇是一種政治顯現（Political Emergence），由於新自由主義之全球化的各種壓迫形式會直接影響如少數民族、農民、地下經濟勞動者、移民、同性戀、兒童與青少年。世界社會論壇是要反擊前述的權力與壓迫，因此所有運動應連結，同時形成一種不同於傳統的組織化運動：在世界社會論壇裡並沒有所謂的領導人，也無所謂階級，但並不予以指導，不建立等級體制，不去審查或者限制，而只是將之作為各組織和組織群體所商討的結果。

…但它並不願成為代表世界公民社會的一個機關…各次會議不可有意將世界社會論壇表現為一個機關並宣稱代表這個機關。沒有人被授權來代表任何一次論壇，…論壇的參與者將不被號召統一作出決議。世界社會論壇的目的不是要取得權力，而是改變權力的面貌，而這樣目標遠大，但實踐上頌揚多元、經驗主義的民主方式，也為如何實踐會議決定埋下了不確定性。

2007年，世界社會論壇首次轉移到東非肯亞首都奈洛比舉辦，主題為「人民的鬥爭，人民的另種選擇People's Struggles, People's Alternatives！」每年主題類似性頗高，也呈現出反全球化提出抽象性、後現代傾向的「另種 / 類選擇」，避談社會主義等會引起路線辯論的敏感問題。

開幕遊行的起點在奈洛比中心商業區旁小山丘頂端，一路走向開幕地點Parc Center。起點位於這座市視野最好的位置，旁邊即是禁止攝影、武警戒備森嚴的高級住宅區。才轉個路口，沿著整片山坡，都是一間間用木板、帆布做隔間的貧民「房屋」、商店；被稱為第四世界的非洲，其貧富差距從世界社會論壇的開始就一直對在場的我們展示著，起著震撼的教育作用。

會場的開幕布條上，大大的印著跨國電信的商標，在這個反全球化的活動中，從現場供應的飲料到活動贊助都不斷面對商品化的挑戰。

開幕式和去年香港反世貿的行動相比，少了富有鬥爭性的演講，多了屬於非洲國家的音樂和舞蹈、表演。舞蹈讓人忘記痛苦與悲傷，但在這樣反對商品化的活動中，我們究竟應該如何看已經是富有商業娛樂氣息的跳繩、疊羅漢等「民族舞蹈」？

 

每個時段有超過50場活動同時進行，一天分成四個時段，所以在21-24共四天的論壇中，舉辦了超過800場討論會。以下簡要介紹活動類型與紀要。

一、 大會論壇（conferences）：
主辦單位的正式、大型演講，如邀請近三年諾貝爾女權獎得主來現場進行正式演講。

二、 專題討論會（panels、round tables）：
多數在體育館內舉辦的活動都屬這類，講者有幾十分鐘的報告時間，接著聽眾發問，最後講者回應小結。

三、 工作坊workshops：
講者僅起頭，其他多數時間交由聽眾發表自己的看法，積極發言、帶動討論。作者參與其中一場反戰、反侵略的工作坊，會中各國的朋友報告自己國內的狀況、表達抵抗侵略的心聲。

四、 書籍期刊研究發表seminars：
除了愛滋病、反戰等討論會之外，另個讓聽眾爆滿的議題就是中國在非洲的狀況，其中有兩場討論會，一場是由中國的官方NGO組織「中國民間組織國際交流促進會」(China NGO Network for International Exchanges)所舉辦的「中國與非洲的合作」討論會，另一場是由關注全球南方（FOCUS）主辦的「中國在非洲：帶來新殖民主義還是南方間的團結？」(China in Africa: New Colonialism or South-South Solidarity?)的座談會，後者還搭配著「中國在非洲」這本學術專書的成果發表，現場除了書籍的作者、非洲當地NGO之外，來自中國的NGO也加入了這兩場激烈的爭辯中。

五、 遊行demonstrations：
每日的川流不息的遊行，將場內討論會的訴求，轉為口號、標語透過圍繞體育館遊行展現。多數遊行都是在主辦單位的允許下進行，但其中一個「世界社會論壇不容出賣：停止向肯亞當地人收取報名費！」的遊行，卻揭穿了世界社會論壇的真實矛盾。因為肯亞當地人參加世界社會論壇必須承受沈重的經濟負擔，報名費需要500先令（約美金8元）、午餐400先令，市中心距離會場17公里，均攤計程車費需250先令，「世界社會論壇不容出賣！（WSF is not for sale！」抗議標語點出問題。

六、 藝文表演cultural activities、靜態展覽exhibitions：
同性戀、婦女、反戰等團體在現場搭起大型帳棚，透過歌謠、舞蹈、吟詩、藝術品，提供一種讓人放鬆、欣賞的討論空間。

 

在世界社會論壇中可以聽到「我們必須透過由下而上的方式改變政府和體制」的結論，但是究竟我們面對的是個什麼樣的政府？在全球化底下，政府和資本進行跨國的串連，然而人民的串連應該如何進行？只是透過寫聲明，還是有其他辦法足以翻改變這世界？

每年參加世界社會論壇的人數不斷攀升，2005年全球就有135 個國家超過15萬人與會者。這屆世界社會論壇參加人數首次減少，大會登記的報名人數僅有5萬8千人。人數減少的因素除了肯亞食宿交通費用昂貴之外，更大的警訊是「世界社會論壇討論的結果無法促成問題的實質轉變」，有些人認為這是因為世界社會論壇的治理階層組織委員會（Organizing Committee，簡稱OC）與國際理事會（International Council，簡稱IC）無所謂層級，而是以共識與協商的方式進行決策，「共識決」民主造成議而不決、決而不行。

但另一方面，世界社會論壇不但面臨「社會主義者與共產主義者曾用離席抗議它不提出解決方向」，甚至原本力挺它『多元價值』的無政府主義也批評其「極權」的矛盾處境。究竟為何世界社會論壇光說不做？是主觀意願不足還是客觀條件缺乏？

回顧第一屆世界社會論壇在2001年舉辦時，當時巴西工黨的聲望可說如日中天，而當時巴西工黨正是透過「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供人各自表述，但卻不講明究竟是什麼樣的「世界」？今日世界的根本、衍生問題各是什麼？誰必須為今日世界的惡果付出最大責任？更重要的是，究竟建立另外一個世界的經濟、社會基礎是什麼？透過什麼方式完成？

正是希望透過這樣模糊、曖昧的訴求取得多數社會運動者的支持，希望用熱門的「反全球化」取代已經過時的「社會主義」。如此只批評今日世界的問題，以及期待另一個世界的美好，卻避談如何跨越銜接兩個世界的步驟，正是世界社會論壇的最大危機。

我們承受新自由主義下全球化的苦果，但卻常常認為「國外的狀況和本地的狀況不一樣」，因此總自認為是第一次遇到這個問題，故只能自行發展一條新方向。我們很少去冷靜思考目前全球社會發展的潮流論述，因此沒有意識到兩岸三地是全球發展鏈裡的重要行動者。

外國的經驗不是萬能，卻能讓本地的運動少走冤枉路；在世界（World）社會論壇中認識彼此的問題、學習成功與失敗的經驗，在地方（Local）與區域(Region)的世界社會論壇中討論鬥爭的策略、建立具體的合作模式──改造去政治化的舊世界社會論壇，建立新世界社會論壇，標舉「『公共世界』是必要的！」

 

文◎潘欣榮（教育公共化連線、工人民主協會成員）

前言：在2007年的「世界社會論壇」中，有一場關於東非教育現況的討論會，由國際教師會(I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所主辦，主要是介紹東非的教育制度在私有化底下的慘狀，同時討論可能的出路。我們最好奇的是，究竟遠在非洲的國民教育和台灣有何異同？

專業的教師比什麼都重要！

主持人David Archer(服務於ActionAid)開門見山說：在過去歐美的公益廣告中，人們常能聽到幫助東非小朋友建立新的、漂亮的學習環境等訊息。但現實狀況是什麼？今天就來打開潘朵拉的盒子！

以肯亞為例，在IMF（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國際貨幣基金會）底下，透過對肯亞貸款的附加條件，從1997年開始，進行教師數量的總量管制，限制教師數量成長。雖然肯亞的教師會用「教師的品質（quality）是重要的」來反對IMF。但IMF卻認為，為了拯救肯亞的經濟，必須透過「結構重整計劃」來裁撤專業的教師培訓機構（如師專、師院）。IMF有「效率至上」的迷思，在效率導向下，只要有唸過高中或大學的人都可以教書，不需要浪費資源「培訓」專業教師，難道他們認為任何人都可以教書嗎？

教育受到私有財產權的限制下，教師會不容易針對教育體制本身進行質疑。老師必須簽訂10個月更換一次的合約，學校不願意雇用更多的老師。當師生比不斷擴大的今日。一位來自肯亞的國小教師Fenale老師認為：

「重視品質、公共化」的教育，應該成為一個重要的社會政策。一旦撤除教師培訓學校，上哪去找有品質的教師？我們來看看所謂的「切除多餘教師的預算（cut the extend teacher' budget）」政策下的惡果：1970年代，烏干達就擁有大學，1千7百萬人受過教育，師生比1：100，但今日烏干達的師生比不斷擴大，在沒有完整的教材計畫、訓練下，教師的教學內容只好自己決定，這難道是給予教師的「自由」嗎？

同時，她問在場的聽眾：「大量被裁減的教師上哪去？」，這些被裁撤的老師進入私立學校，或成為私人家教，變成有錢人的專屬教師，教育原本是要拉近貧富差距，私有化政策卻是激化了它。不合格（under qualify）、未受專業訓練的教師充斥在公立學校中，合格教師因為有經驗、需要較高的薪水，所以多去私立學校任教。

她指出，如果大家都支持世界社會論壇的信念「另一個是界是可能的！」，那麼，我們必須知道，「合格的教師是通往另一個世界最重要的柱！」，同時，從人權的觀點指出，如果教育是人的基本權利，那就應該是孩子的權利！

 

不僅在肯亞如此，在東非的其他國家中，1年的學期有7個月，但許多公立學校的教師只領得到3個月的薪水，剩下4個月必須到私立學校任教，支領私立學校的薪水。那麼你或許會問「那麼在這4個月中，公立學校的學生怎麼辦？」辦法是：在沒有老師的4個月中，孩子只好用西方國家捐獻的電腦、電視來看教學錄影帶。早在500年前，烏干達的教師為貴族服務，但是當時有清楚、終身的教師受雇政策，但烏干達教師於今的勞動待遇卻比不上500年前。

已有上萬名教師起來反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所帶來的私有化教育，Fenale老師沈痛地呼籲：「我不能再等待，因為我們的孩子也不能再等待，他們不停的成長著，在場的各位也終有一天成為父母親，也得面對這樣的問題，如果我們認同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我們就必須在今日將目標化為行動！」

教師不足，學生受害

接著，是同樣來自肯亞的Gorge校長做報告，他批評道，在廢除師專、師院之後，肯亞的教育政策更做出「縮短學生受教年限」的政策。詳見下表：

	基礎（國民）教育elementary school	中學secondary education	大學University	總和
原來	8年	4年	4年	16年
IMF施壓變更後	7年	4年	3年	14年

在2000年，奈洛比（肯亞首都）有124位合格的幼教老師，全年有5億元shillin（肯亞幣，約2.5億台幣）的教育經費，但2006年（遇缺不補）僅剩下101位合格教師，經費也大大緊縮。談到先進國與落後國的差異時，他引用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標準，已開發國家幼教師生比是1：10，國民教育是1：50以下，但在奈洛比的幼教、國教是1：100與1：170。他談到：

2002年各位看到我們缺少教室，2003年我們呼喊缺少桌椅，正是在這樣惡劣的處境下，我們教導孩子如何消滅愛滋與其他許許多多的疾病，希望能透過教育讓孩子活下去。

Gorge校長企求免費的國民教育（Free Education），但卻從1997年開始，國教的師生比從1：100爬升到1：120，他們自我調侃說「我們的教育是一對一的高品質教育」，就是老師一天教一個，一學期（4個月）剛好教完所有的學生。反觀私立學校，在2001年，肯亞私立學校學生有1萬人，到了2004年已經暴增到29000人，成長將近三倍。

「當您聽到20.5萬時，你有什麼感受？」或許聽來只是個數字，但當作者聽到20.5萬是肯亞學齡失學孩子的數量時卻感到非常難過，尤其這些孩子是為了尋找食物而不去上學。但因為老師數量太少，無法跨出校門把孩子找回來。Gorge校長甚至自我調侃說：「在肯亞每個老師都是校長，因為全校只有一個老師（Every teacher in school is president, because just one teacher.）」

 

他認為要改變教育現況必須搭配聽得進人民聲音的政府，當他們積極在教育中推動民主的觀念，告訴學生「誰可以投票，誰就可以成長Who can vote, who can grow!」；肯亞的教師、校長也同時向國家昏庸政客吶喊；「選擇槍或選擇工作，就靠我們的教育！Shift gun or job, it's beyond education！」

開放現場討論時，一位印度的男性談到印度的教育近況：「印度的職業結構像個金字塔，塔頂是醫生、律師、工程師，然後依序是軍人、司機、奴隸和勞工。在20年前，家長讓孩子接受教育，就是深信他們有機會往上一層的階級流動。但是，在歷經20年的教改之後，教育越來越走向私有化，幾乎已經沒有流動的可能了！」這樣的說法令作者感到震撼，因為當在台灣的我們看到印度憑著IT產業而成為「金磚四國」之一時，是否曾經想過，能夠靠IT產業富足的人是多麼小部分，而多數無法接受教育的孩子，要如何生存？

教育經費從哪來？

肯亞的校長斬釘截鐵的說：「來自西方的朋友們，請不用擔心我們的教育經費不夠，其實，只要砍掉一切負債，我們就已經足以辦好教育！」

總結討論時，主持人又丟出一個議題，「我認為免費沒有好東西everything free is no good!，所以我們不是要所有的教育都免費，只是希望多一點均衡、多一點公平。我認為私立學校可以存在，但其前提是：要有足夠品質、數量的公共教育以滿足人民基本的需求。」

這句話讓我想到在台灣許多私有化政策的支持者也會質疑「推動教育公共化」是否就禁止私立學校的設置，不讓學生去念私立學校？我覺得根本問題是教育究竟是誰的責任？

公立學校應該提供價廉而質優的教育，而私立學校應該是種補充性質的教育，教育經費應該優先分配給公立學校，同時私立學校不能排擠公立學校的經費。在這樣的原則下，當然是允許私立學校的發展。

但更重要的問題是，所謂「免費沒有好東西」，其實只是種隱諱支持私有化政策的說法，在台灣現有的公立教育下，因為制度的官僚導致我們對教育的想像僅限於「便宜但沒有品質」，但是公共教育是經費由政府支出，而分配、規劃由師生家長共同參與，因此公共化教育絕不等同於公立教育，公共化教育也不是讓每個孩子都得到一樣多的經費的「大鍋飯」教育。

 

公共化教育是在政府出資興辦的學校中，針對不同的孩子、不同的需要，盡力提供能幫助他達成夢想的老師與教材，因此必須視每個孩子不同的專長、興趣提供廣泛的支持（詳見黃武雄的「學校在窗外」）。

人本教育基金會等教改智庫在90年代推動教改時就已經看到這種適合孩子的教育目標；可惜的是，他們並沒有坦陳這樣的教育需要大量的經費、同時也需要「專家以外」的基層工作者共同加入討論，結果在教育經費不足下，小範圍、小規模的實驗「自願就學方案」無法修正並普及的讓全體學生受惠。

台灣和肯亞都在執行教育的私有化

在聽完整場演講後，我腦中不斷縈繞著一個問題：「台灣的教育資源雖然遠勝於東非、教育所浮現的問題雖然不大一樣，而這樣的討論究竟能帶給台灣教育什麼樣的反思呢？」

我想，同樣的問題也出現在每個參與「世界社會論壇」的運動者心中。而這個問題的答案，其實只要把非洲開發中國家與台灣的教育現狀，轉換成台灣與歐美已開發國家的教育問題對比，舉個例子，在政府財政困難下，英國的國民教育從免費現在逐步走向收費，今日台灣亦循此「使用者付費」的「教改」道路。而在肯亞，他們是在教育經費不足下，公校的孩子僅能靠電視教學來「分享」老師。

雖然呈現的現象不同，但背後教育經費不足的狀況都是相似的，然而，當英國、肯亞的進步教師、學生、家長團體已經開始對此進行抗爭時，身處台灣的我們，如何能夠向已開發國家學習他們的抗爭經驗，同時也能夠從開發中國家的現象中看到「因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所帶來的私有化政策，教育永遠是受到政府排擠的！」如果我們積極的抗爭，受惠的不僅是我們自身，有朝一日，當台灣能夠在「世界社會論壇」上分享成功的抗爭經驗時，我們幫助的對象將不再侷限於台灣，而是透過我們的努力與嘗試，讓開發中國家的孩子，能夠在反教育私有化的抗爭中成為實際受益者。

台灣現在教師過剩的現象和肯亞教師不足的狀況恰巧相反，但當我們瞭解台灣的師院整併和WTO的教育人員市場開放有關，而肯亞的裁撤教育專業機構也正是因為IMF的壓力時，兩者其實都捲入在教育私有化政策的漩渦中。此時回頭看看肯亞，雖然台灣自稱是個已開發的國家，但在新自由主義的私有化下，台灣和肯亞正同時品嚐教育私有化的惡果。此時更必須回頭看看，究竟台灣教育改革的推動過程中，深深牽連教育品質的經費來源和使用分配兩端是否合理？從非洲教師抗爭的實例，我們應該認識到：在台灣，一個由教師、學生和家長共同決定的公共化教育，是值得我們期待和追求的！

 

整理◎朱政騏

主持人：
黃德北（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
與談人：
簡錫堦（台灣促進和平基金會執行長）
高梅香（中華電信工會理事）
姚欣進（工人民主協會 / 芝加哥大學社會思想委員會）
蘇偉碩（台灣新社會協進會 理事長）
楊開煌（銘傳大學公共事務學系 教授）
李文忠（前立法委員）
賴幸媛（立法委員）
林金源（淡江大學經濟系 副教授，提供書面資料）

主持人黃德北（以下簡稱「黃」）：今天很高興邀請到一些對台灣社會，特別是對社會中弱勢者特別關注的朋友，以及長期從事社會運動的朋友一起來這邊，針對李登輝最近提出的政治新路線「中間偏左」來進行座談。相信大家對這件事情都非常關注，也有很多意見。

中間偏左：創造未來社會價值的運動

簡錫堦（以下簡稱「簡」）：中間偏左最早應推到「新潮流」所提出來的「三面紅旗」：台灣獨立、群眾運動，中間偏左。在政治上，是社會民主政黨的傾向。由於台灣長期沒有左派的社會環境，沒有從左派出發的論述，更談不上社會主義。那麼，中間偏左的力量到底撐不撐得開這樣的社會結構？其社會基礎到底夠不夠？這是我們工運長期遭遇到的困境。

工運有兩種路線，一是革命路線，主張工人民主專政；一是中間偏左，也就是議會路線。所謂中間偏左絕對不是革命路線，它是妥協的，對資本主義不是完全的否定，對生產工具私有化的問題不會做根本的挑戰。當初，「新潮流」中間偏左的倡議應該是要「產業民主」，從德國的產業民主論述到瑞典的民主協商。我們內部對此有很嚴肅的辯論，後來決定不走左派的力量而是走向中間偏左的力量，因為台灣的社會趨勢不可能用工人專政去挑戰資產階級。

所以，台灣如果要談中間偏左的話，傾向資本主義太可惜了，但走社會主義大家一點概念都沒有，這個社會沒有這個局勢。何況，我們當今所面臨的是「全球化」的資本主義，不再是「一個國家」的資本主義，新自由主義的興起使台灣遭受更大的挑戰。

現在李登輝願意提出中間偏左，我很好奇。但是，我不知道他對中間偏左的認識是什麼。左派運動先從勞動階級出發，後來新左派才有女性、民族、環保等議題加入，追求所謂平等、公義的社會。中間偏左要從左邊走回來中間，這一塊的論述有待我們去挑戰。我認為，如果把中間偏左當成創造未來社會價值的運動，那麼，首先就要超越過去政治的窠臼，也就是所謂藍綠之下的統獨議題。

前提是：我們要讓統獨得不到選票，凡是操弄統獨、族群的政黨，都讓它選不上去。如此一來，台灣才有可能做一個深刻的反省。中間偏左也才會正式回歸到人民的生活，才能充實左派，也才有可能建構一個新的社會價值，來面對全球化的挑戰，或是資本主義所帶來的貧富差距、租稅不公平、少子化、老年社會等問題，這些都是中間偏左的政治議題。

我相信李前總統也同意，現在說這種中間偏左的理念，沒有人懂啦！不過，既然要操作這個議題，就要趕緊加入一些左派的思維進來，而不要用同情、照顧弱勢這種語言，這些只是一種上對下的，是有權利者對於弱勢者的一種同情，人民不需要這個。人民需要的是知道勞動三權是什麼，這是他們的權利啊！從這樣的認識論開始，才能回歸到整個社會的價值改變。若只是在上位者，或者是政治上有發言權的人，他高高在上說著要同情、關心勞工、新移民配偶、環保等等語言，這不可能讓中間偏左的思考在社會裡頭發酵。價值的改變才是公民社會、社會多元化的根本，然而，我們這個社會欠缺的就是左派的思維。

 

「新時代台灣人」與「主體政權論」

楊開煌（以下簡稱「楊」）：李登輝先生今年1月29日發表談話時，我人正好在大陸，所以有一些特殊的觀察。我認為，中間偏左應該包括三個方面：政治、經濟和社會。首先，從政治上來講，李先生有兩個新論述：一是「新時代台灣人」，一是「主體政權論」。

我覺得，在族群融合的議題上，我們應該注意到李先生從「新台灣人」到「新時代台灣人」這樣的論述轉變。特別是我們看他在接受中天電視台訪問時，對於「新時代台灣人」這個部分他做了一個蠻好的論述。如果是「新台灣人」和「舊台灣人」的話，還有一個時間上楚河之爭。從時間上來分辨台灣人的新舊，其實並不是很正確的作法，所以李先生就改用空間論述的方式，就是你只要認同這個地方，當代人就是「新時代台灣人」，沒有所謂誰為「主」誰為「客」的問題。朝野政黨如果認真體會這樣的論述，這對島內的族群融合很有幫助，可以創造出台灣人的新主體性。

此外，去年台聯黨慶的時候，李先生就已經提出來了，那就是以「主體政權論」來解決所謂「外來政權」的問題。我們都知道，「外來政權」曾經是一個很powerful的論述，這事實上就是李先生提出來的。但是，十年之後，當大家都在講台灣史啦，講本土政權啦，李先生反而提出這個論述。非常可惜，就像簡委員剛剛提到的，媒體並不重視論述，他們只關心李先生是不是支持罷免陳水扁。對於未來的台灣來講，如果真正建立起主體的論述，建立起「主體政權」這樣一個新的思考路線的話，那麼中共真的不得不好好面對。

所以，有關李先生提出來的新路線，主要是要處理「民主內戰」的問題，處理島內那種不可調和的紛爭。李先生用「新時代台灣人」和「主體政權」這樣的論述，把大家通通融合在一起，這是他的希望……這是我所看到的第一個部份。

在經濟方面，我覺得比較重要的是意會到現在已進入全球化的時代，所以李先生自己雖然沒有公開明言，我覺得他對他自己原來「戒急用忍」的政策是有一些反思的。也就是說，在我看來，1990年代的時候，全球化的特徵或力量還沒有真正外顯出來，所以當時李先生的構想是：台灣應該發展高科技的主體產業，因此，台灣真正應該依賴的是美國和日本這樣的高科技大國。

然而，美、日那時候技術轉移到台灣的時候，有很多限制，限制你不能輸出。在美、日共同監控之下，台灣很多企業的技術當然不能轉移到中國大陸去，是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李先生提出「戒急用忍」的政策。

在那個時候，李先生其實已經掌握到亞太營運中心規劃的制高點，但是，在權衡之下，他把亞太營運中心放棄了，留下了戒急用忍。到了陳水扁以後，不論是「積極管理，有效開放」還是「有效管理，積極開放」，不管他怎麼變，都還是不脫離「戒急用忍」的精神。問題是，時代改變了，到了1990年代末期，全球化時代快速來臨，這時候，李先生提出來的是讓經貿流動，讓資金出去，也要讓資金進來。過去是擔心資金出去會造成產業空洞化，現在，資金既然已經出去了，就要想辦法怎麼讓資金再進來。目前，全球化之下，資金快速流動，出去是沒有問題，關鍵是，台灣現在只有出去，沒有進來。所以，李先生在他的談話裡對於如何讓資金流入，提出一些新的辦法。

 

楊開煌：從台灣經濟發展的角度來思考，李先生認為陸資（中國大陸資本）顯然是全球化當中的一環，當然沒有理由特別要去設限。而且，就全球的資金流動來衡量，由於兩岸的特殊關係，陸資進島恐怕是比較容易的。只要資本進來，它就會創造就業機會，這是第一個作用。

其次，如果開放大陸觀光客來台，服務業所能帶動的就業機會，相對於高科技產業出走所流失的工作，恐怕是有一個挽救的作用。所以李先生在不明言的狀況下，他用自己的話來修正「戒急用忍」這種比較保守的觀念，而採取尋求台灣在全球化下的新定位，這樣的作法，是不是有「中間」或是不是「偏左」，我無法去判斷。

但是，在第三個層面，也就是社會的層面來看，對於台灣勞工的失業、對於台灣農業優勢的逐漸流失，我覺得他是非常憂心、十分關懷的。所以在社會層面，他提出兩個東西，我覺得這倒有點左翼思想的味道。第一個是「怎麼樣讓人民的生活過得好一點」，特別是勞苦大眾。怎麼樣讓工人也好、農人也好，能夠透過台灣經濟的總體改善，使他們的生活能夠有所著落。

因此，台灣在這七、八年以來經濟的衰退，李先生應該不是無動於衷的，他是非常非常憂慮，非常關心的。他設法怎麼透過經濟政策的改革，讓老百姓們都能夠有工作，能夠過好的生活，所以他一再強調，政府的責任，就是要改善老百姓的生活。

在社會層面，還有第二個部份，也就是公平與正義價值的重塑。我們注意到他在批評執政者，或者批評某些教會人士的時候所用的言詞，譬如說：一個人的心中如果沒有公平和正義，那麼死後會接受審判；或者認為有些是非的認定，根本就脫離原本的認知，這些其實都是在呼喚公平正義的原則。

也就是說，我看到的是，李登輝希望在「綠」的這個部份，能夠接受他「台灣主體」的思想；再揉合「藍」的這部份，能夠接受他的兩岸政策；最後，再加上紅衫軍他們所呼喊的那種公平和正義的原則。於是，他要促成脫胎換骨的台聯黨能夠走「中間偏左」的道路。這是我個人的一點體認，謝謝各位！

把公共利益擺在第一位

姚欣進（以下簡稱「姚」）：我今天來的身份雖然是「工人民主協會」，但是以下的發言只是我個人的一些淺見，來就教於各位，這些內容都還沒有經過內部集體的討論，不能代表「工人民主協會」的發言。

我今天的立場很清楚，是要從社運、從台灣基層勞動群眾他們生活需要的角度來談，所謂第三勢力作為一種政治運動的可能性，它可以嘗試的空間在哪裡？它的條件在哪裡？簡錫堦先生剛剛提到中間偏左的定義，還有如何定義左派等等，但是我不願意從這種比較抽象的標準和概念來作討論。因為我們談政治就需要提出客觀的政策，拿出具體的訴求，然後大家再來看這些客觀具體的東西是左還是右，也可能是不左不右。

所以，我下面的談話希望從具體的政策和具體的需求來談。從政治的角度來看，今天藍綠兩大政黨，顯然在政治上、經濟上的統治產生了一個非常大的困難，我們可以用毫不誇張的語氣來說，他們已經進入到一個「統治的危機」。既然已經是統治的危機，那麼是不是意味著我們的社會大眾需要一個新的政治力量來呼喊他們現實的需要。從我的觀點來看，既然要談政治上的可能性，那麼我們就要先來談一談經濟上的現實，再來談現實經濟發生困難時，所帶來的社會的保證是什麼？

 

姚欣進：這要分三個層次來談。第一個，是目前台灣的經濟現實是什麼？我用幾個簡單的數字給大家作參考。從陳水扁執政以來，這七年中，每年台灣的經濟成長率平均是百分之三點七；可是，這七年來全球的經濟成長率高達百分之十點三，拿所謂的四小龍來比較，台灣也是最後一名，其他小龍都高達百分之五點二。用經濟學的術語來講，台灣的經濟發展已經停滯，也就是一直在原地踏步。

再舉最後一個數字，台灣1997年國民平均收入所得差不多是一萬三千到一萬四千美金，而到了西元2005年的時候，我們才變成一萬五千美金，等於只增加了一千塊美金。可是各位注意喔，這是從1997到2005年，換句話說8年來只增加了一千美金，而且還是在社會非常不公平的分配情況之下，所以大部份的人可能是倒退的。

那麼這種趨勢在未來有沒有改善的機會呢？從經濟學分析的角度來看，我覺得是非常暗淡的。再告訴各位一個「家扶基金會」做的統計，這是非常慘的，光是因為生活不下去，父母帶著子女自殺的，從2004到2007年這三年來，就高達50件，去年就有22件，這成長的速度非常快。之前我們在辦「台灣社會論壇」的時候，有一個非常精確的統計數字，就是每一天自殺成功的，還不包括自殺未遂的喔，每一天就有12個人，再加上自殺未遂的話，大概要20多個了。

因此，我們可以知道，有許多人的生活方式、生活條件越來越向中下階層傾斜，也就是所謂的M型社會，中產階級不斷在下滑，底層的人越來越多。換句話說，我們的財富分配不均，經濟發展沒有指望，老百姓的生活越來越慘。我的談話就是根據這樣活生生、血淋淋的現實，以非常客觀的政治經濟分析方式來詢問，我們社運團體或者進步力量，面對這種情形的時候，我們該怎麼辦？

最近，《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的學者或社運團體都在討論，如何形成一股政治上的第三勢力，也就是社運如何化身成為政治力量，讓社運和政治結合。我覺得這個取向是非常好的，從西方的理論來說，這叫作「直接民主」，過去我們社運界往往都只在社會的領域進行抗爭，我們要求的是一種社會權利，例如居住權、受教權、醫療權，還有大眾運輸權。

不過在政治力量上，我們沒有政黨，沒有所謂工黨、社會黨這些東西，所以我們過去都只能期待檯面上的政黨，像是國民黨、台聯黨、民進黨等等能夠支持我們，而我們只是作為一些壓力團體。將社會權利與政治權利一分為二，這就是代議民主。今天我們社運團體應該要將這兩者合一，直接以自己的政治力量來捍衛並爭取我們的社會權利，這是我的基本看法。

其次，那麼我們社運團體追求的理想社會是什麼？我非常簡單的說，各位都知道所謂「公民社會」，而公民社會就原則來講非常簡單，就是「把公共利益擺在第一位」，私人的利益是擺在第二位的。那什麼是公共利益呢？不是我說是公共利益它就是公共利益，而是要公共參與，要公民共同的參與。

在多元價值方面，就是要針對特定、弱勢群體利益或特殊文化價值而提出多元利益的訴求，例如同性戀、原住民的社經利益或古蹟保存等等。最後，整個公共資源的提供，應該是以公共資源來優先照顧弱勢者。總之，各種多元抗爭社運的共同理念，乃是將社會公益、公共資源與公共價值等擺在第一位，而每個個別成員都有平等權益去參與、管理與分享社會資源。

 

姚欣進：因此，社運界可以提出什麼共同的政治訴求出來？我個人的講法很簡單，就是「社會基本需求公共化」或者「社會基本需求公有化」。什麼是社會基本需求呢？我認為有五個：第一是生態；第二是醫療公共化；第三教育公共化；第四資訊公共化，我們的大眾媒體要公共化；第五是大眾運輸公共化。我們要是在這五個基本的訴求上有共同的立場，就可以從這裡進行我們的政治介入，來捍衛我們的社會權利。

「民主失靈」與「市場失靈」

蘇偉碩（以下簡稱「蘇」）：我覺得這個問題有幾個脈絡可以切入，第一個是從李登輝的發言方式，去看看他真實的本意是什麼，不過我是比較建議暫時先放棄這一塊，因為他到底是怎麼談，我們還要進一步去分析。我們應該回過頭來看台灣社會究竟遭遇到什麼樣的問題？這可能就可以回應部份政治觀察者的幸災樂禍，懷疑台聯究竟有幾個人懂「中間偏左」這幾個字要怎麼寫。

我認為「中間偏左」起碼點到台灣的問題點了！台灣今天其實有兩個失靈的問題，在政治上是「民主失靈」；在經濟和社會總的來看是「市場失靈」。儘管台灣在民主化的過程是模範生，在自由化的過程我們非常肯定市場的力量，但非常遺憾的，台灣是一個非常負面的例子。

我先談市場失靈的部份，過去我們認為只要經濟成長起來，透過利益均霑的理論，我們多少可以喝到一點湯，但是現在台灣的情況，富者越富，但貧者沒有跟著富起來一點點，這個允諾失效了，市場均霑的理論失靈了。特別是政治力量深入市場，過去以為是政府的問題，但現在根本不是，而是有力人士可以伸手進去操作，造成市場失靈。

本來在傳統的民主理論也有市場，其基本假設是所有公民都有相同的公民權，大家在市場上都有公平的交易平台。在政治上，是把所有人的利益，特別是需要運用社會資源分配的這一塊，透過民主選舉或公共討論的方式進入。所有的人在政治上都會有代表，議會民主也好，直接民主也好，也就是大家都來「喬」嘛！這個民主的最終是要反應社會的需要，達到民主的理想，可以與時俱進。

中間偏左沒有左，座標都不知道要放在哪。國際上有左有右，中間也在偏左偏右，那我們台灣國很尷尬，我們講第三勢力都有點不好意思。因為，人家講第三勢力是左右都各有一個勢力，我們是走中間一點，說我們是第三勢力，那我們到底是不是中間，自己在定位上有時候很困難，很難跟群眾說清楚，他們也聽不懂，因為台灣本來就沒有左邊這一塊，要界定真的很困難！所以國際規格到台灣來，經常要重新調整。放到台灣民主化的制度化運作過程來看，原本允諾充滿奶與蜜的承諾通通沒有了……

唯有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我們比較能夠去體會85歲的李登輝所講的話。社會共同體的基礎已經開始裂解，台灣目前在社會、經濟存在兩個很大的分裂危機，一個是經濟成長率不如人，但還有3點多，工資成長率連0.3都變成是一種夢想，兩頭拉開非常嚴重。這個社會整個裂開的力量非常大，可是在政治的解決方式是以毒攻毒，以分裂治分裂。分成百分之一的贏者圈，和百分之九十九的輸者圈，也就是一直得不到生活水平的那一塊，結果最後卻必須要用統獨問題來做彌合。要用政治上的分裂對抗，談統獨的假議題才能掩蓋社會分裂的現狀。

 

蘇偉碩：所以，不管台灣存不存在左翼，或未來有沒有可能存在左翼的問題，我們最後還是被迫要去面對，李老先生也面臨同樣的問題。明明李登輝說的是統獨緩議，也把工農、青年學生的問題、貧富差距的問題丟出來，但是他還是被統獨問題給卡住了，大家都在檢驗他的台獨立場有沒有發生變化等等。今天就算中間偏左的問題談清楚了，統獨的鬼魅還是無法立刻脫離，這是我們要探討的。

勞動是財富之父，大地是財富之母

賴幸媛（以下簡稱「賴」）：在座各位和我的看法應該是一致的，今天的這場論壇，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討論平台。首先，我們都在問「什麼是中間偏左」，我願意引用法國重農學派一位學者於兩百年前的說法：「勞動是財富之父，大地是財富之母」，用他的講法來闡述中間偏左路線的內涵蠻貼切的。我希望中間偏左著重在「勞動」與「環境」這兩個生產要素。

台灣過去二十年，有很多社運先進做了很多努力，為什麼中間偏左還是沒有在台灣發芽，沒有達到國際社會左翼的水平？我認為，台聯所提出的中間偏左這條新路線還不達到左翼，是因為它不涉及所有權的問題，只涉及所得的重分配。

中間偏左是尊重私有制的，只是針對這幾年實施資本主義造成的種種後果，進行補救。在勞動和土地問題上做政策的補救。對勞動而言，我們是要保障工作權。憲法第15條，工作權跟生存權的保障是很重要的。

對環境而言，具體的政策是運用聯合國倡導的綠色GDP對永續發展的建構。從勞動層面來看，政府必須負擔起保障國民生存權、工作權的責任，所以經濟的發展就是為了保障全民的就業，只要有人應就業而未就業，政府就要負責，這是我認為中間偏左要釐清的重點，並且政策方向要和人民共同來擬定。

在具體的政策上，我初步提出「三生原則」：人民生活要有收入、社會生活要有品質、環境生態要保育。若化為政府施政基本原則，以下幾項可以提出來討論：第一個是「經濟發展」。為何李前總統登高一呼提出「中間偏左」路線，實在是因為經濟停滯、財富分配不公、貧富差距懸殊，造成中產階級往下墜落，本來就是弱勢的更無以為繼，被擠壓到邊緣。

台灣自殺問題嚴重，去年超過4500人自殺，這是有報案的數字，沒有報案的數字恐怕更多。攜家帶眷自殺的案例，一年平均就有30幾個。所以經濟發展就是要以創造工作機會為優先，必須要讓國民盡可能就業，如果人民沒有工作，政府就要負起責任，這就是要來兌現保障國民的生存權。

第二個原則，就是國家的產業政策要以全民就業為目標。我們看到政府過去七年來的產業政策是一個無效的產業政策，都是在扶植高科技。政府給予高科技許多獎勵措施：不用繳稅、免費取得土地、資金取得容易，對面板、半導體的投資了好幾千億，事實上創造的就業機會少之又少，這樣的產業政策就有問題。我們應該要求國家所扶植的高科技產業回饋或反哺我們的傳統產業，讓傳統產業可以高科技化，提升產業結構的全盤水平，以提供最大多數就業為最重要考量。這就是中間偏左。

 

賴幸媛：再來，就是有關文化的，我們應該要確認，中間偏左的一條路線應該要尊重我們是一個多元的社會，社會成員有各種不同社會身份，政府有義務必需尊重、也要發揚不同的身份的主體性。環境方面，我主張採取聯合國所編製的「綠色GDP」核算方法，國家資源的配置必需符合環境倫理，必須為我們子孫後代留下環境的基盤。

總而言之，這些年來，金權政治以及政黨惡鬥不斷輪迴。這種讓大家幾乎喘不過氣來的藍綠惡鬥、族群撕裂，都與我們的選舉制度有重大關係。所以，中間偏左的選舉制度，就是要讓全民能夠參與政治，亦即「參與式民主」。這個原則就是必需要有「公辦選舉」，公辦選舉就是能夠貫徹國民參政權，讓有理想的，沒有錢的青年或一般公民，能夠平等來參與政治，讓中下階層不要被金權政治活埋。
有關教育，國民義務教育應該延長到12年，教育不應該商品化。

有關對外經貿的關係，台灣既已加入WTO，我們就應該儘量利用WTO的機制與平台，來行使WTO提倡跟允許的權益。事實上，資本主義講求自由貿易，但是自由貿易產生的弊病，就是需要國際經貿組織去解決的，所以，在目前的條件之下，中間偏左的國際經貿政策，就是要善用WTO提供給每一會員國的權利，盡量去保護自己的產業，以便進行公平貿易，在國際競爭舞台上不要永遠當弱勢。

WTO有一套機制的設計，包括防衛措施、反傾銷、平衡稅，這一些我們理應去護衛，但是，目前的民進黨政府卻反其道而行，不僅自己不願意做，還打壓產業，讓他們不能做，真是匪夷所思！

再來就是有關外交與援外，我們也應該鼓勵外交部門與援外部門創造條件，透過政策鼓勵年輕人積極投入。我們的對外援助，其實也可以配合國家經濟發展來創造商機。

基本上中間偏左有許多政策，需要大家共同來參與，譬如，中間偏左的醫療政策、中間偏左的農業政策、中間偏左的性別政策是什麼，需要大家一次再一次的討論，集思廣益。

中間偏左在英文講得很清楚，但是在中文很難表達。台灣社會特別的現象，就是根本沒有左翼的勢力，所以現在講中間偏左，到底中間是什麼，偏左是什麼，眾說紛紜。但英文上就可以講得很清楚，英文的中間偏左是center-left，基本上還是尊重資本主義的運作邏輯，但是針對資本主義運作邏輯對人類社會造成的禍害與後果，要想辦法來匡正。

為什麼提出中間偏左，雖然各位先進努力了二、三十年，左翼思想與力量在台灣社會還是沒有生根。所以，在目前這個階段，我們只能從一個可行性的角度來提出中間偏左，並以此作為一個政黨的經濟與社會路線。我們認為這個是比較能呼應當前問題，呼應這些年來所產生的社會經濟跟民生的問題。

這一條路線是要透過人民共同的討論，產生出來具體措施跟方案，以解決當前我們所面臨的問題。還談不上要直接挑戰資本主義，或者直接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政黨或社會主義的政府。有一天，如果這樣的理念能夠出現，像歐洲許多國家的左翼政權，這樣也很好。

但是，以台灣當前的條件，我認為提出中間偏左已經是一個很大的跨越，尤其是由一個政黨以及李總統這樣一個有份量的政治人物提出來。李總統的努力，或許能夠為目前面臨這麼嚴重困境的台灣提供機會，散播左翼思想的種子。我們希望跟各位所領導的進步團體以及我們在學界的進步學者，進一步來推動，讓它能夠在台灣這塊土地上來著床，我認為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使命，也是一個很關鍵的時間點。如果不是這樣，我想不出來台灣還有什麼路可以走！

 

賴幸媛：回應簡錫堦先生的話，How to do it？做法就是我們大家要結盟，在自己的崗位上努力。我現在擔任立法委員，剛好有政黨的力量，我們就利用這個政黨來做。雖然大家質疑這個政黨可能做得到嗎？左怎麼寫都不知道？這有什麼關係呢？不會的話，多講幾遍就會了，人是可以自我教育、反省、往前走的，對人永遠不要失望。如果這可以引領風潮，大家就一起來做，像我是台聯黨的立法委員，我就在立法院提出並推動中間偏左的法案。

舉例來說，兩小時前我才主持「阿里山BOT案公聽會」，政府竟然把阿里山這樣一個生態保育的重要區域給了宏都財團，讓他們大肆砍伐。民進黨政府執政以後和國民黨一樣都是偏向財團的右派。

這塊貧瘠的土地需要大家一起來努力，這是李前總統的心情，至於選舉考量那都是次要的。一個政黨提出這樣的訴求，如果可以自我調整與自我轉化，並讓人民認識進而取得認同和支持，這本來就是政黨應該做的。如姚欣進先生所說的，我們社運團體是否應該組成政黨、形成政治力量，如果有這個條件，我也樂見其成。不管用何種方法，我認為都是殊途同歸。無論如何，進步的力量一定要在台灣生根著床，否則台灣是萬劫不復。

台灣是否有左翼的傳統？

李文忠：我是右派。或者說是有良心的右派。中國崛起，台灣對中國投資過度，很多傳統產業和公司在這過程中是受害者。王永慶繳的稅遠多於郭台銘，但受到政府的補助卻遠少於郭，更何況其他的小企業。面對崛起的中國，統獨不是假議題，只是過度被濫用。統獨絕對不是假議題。

黃默教授：台灣少了左派那一塊，所以談中間偏左看起來不是很容易的事情。重要的是下一步要怎麼做，很多的人，從知識份子到民間社運工作者，都在尋找解決的辦法，所以當前應該也是一個契機。

鍾秀梅：簡錫堦問到台灣有沒有左翼，或至今有沒有過，我覺得是有的，甚至是不輸國際水平的，例如1930年代的左翼運動，不管是農民運動、工人運動、文化運動都是不輸國際水平的，尤其是二林的農民運動在國際上是領先的。

左翼教育是怎麼進行的？30年代的左翼運動是非常平民的，例如到處演戲、演說，還把人民抗爭的理念寫成可以朗朗上口的三字經。如今，我們的高等教育環境，其實是非常右翼的，或者是非常私有經濟的那一套東西。我要強調的是，我們其實有過左翼的傳統，即使到了1980年代末期，也有過左翼政黨政治的嘗試，比方說工黨、勞動黨或者是社民黨，多多少少曾經努力過。

林明賢：我採取比較務實的看法。李登輝提出中間偏左，不妨就把它當成一個帽子，底下要去搞什麼、什麼比較進步的思想或對人民比較有利的政策、對這個社會可以整合的、怎麼樣讓做事的人可以得到比較合理的對待，就是一個契機，而不在於左右的分別。

兩岸經貿應該要提出一些具體可操作的方向，戒急用忍好像走不下去了，可行性方案越早提出來越好，因為沒有辦法提出一些具體方案的話，又要被統獨議題所扭曲。姚欣進提出的「公共化」這三個字我覺得很好，過去我們在反對私有化的時候，其實我覺得「公共化」就是一個很好的策略。中間偏左扣連很多議題，如果能夠用公共化來做論述和深化，並形成政策的話，或許能夠在台灣的統獨議題之外創造出一些空間。

吳宜臻：我現在是失業青年。兩個問題請問簡錫堦先生和賴委員。第一個問題請問簡錫偕先生：走中間偏左改良路線，但北歐的社會福利國家都已瓦解，社會福利逐漸在削減，社民黨走向右邊。在社會民主國家已經全面崩解之後，你認為有什麼條件可以繼續走這條路、可以落實的更好？

第二個問題請教賴委員：妳有定義中間偏左因為只涉及所得重分配，而不談所有權？我覺得非常好奇，為什麼？還有要保障人民的生存權、工作權，但又要善用WTO的機制。但各國進行結果，WTO卻造成更嚴重的私有化，像WTO讓教育商品化，這明顯是一個相牴觸的立場和意見，我不曉得這到時要如何實踐？

簡錫堦：瑞典、北歐一直被說要垮了，但是到現在都還沒垮。瑞典不會倒，而且正在挑戰所有的歐洲國家。

 

賴幸媛：為什麼不直接談左派？不是不好談或不願談，左派在歐洲是個fashion term，所以就理想或理念的話，我希望自己是一個左派份子。但是，在我的認知裡，左派是涉及到所有制的變更，而我現在是個政治工作者，必須要考慮到現在的政治環境和條件，當今的政治環境根本不允許我們去否定私有制，所以在中間偏左上我們才去強調所有制的重分配，不是讓財富集中在少數有錢人身上，不讓他們完全掌控社會。

第二個問題，WTO跟我們中間偏左的理念是不是矛盾的？我認為WTO基本的理念，當然和公共化有一些基本的矛盾，但這個機制有一些是可以善用的，我們可以利用它的措施和機制來符合中間偏左的路，這是可以做到的，只是我們的政府這幾年來非常的stupid，連懂都不懂。

譬如說談到教育公共化問題，我們的服務業在1998年入會時，完全零保護，世界上只有台灣如此！WTO不是沒有機制，而是需要利用它的措施來做談判，在進行階段性經濟策略時，來保護我們的產業、文化等等。WTO包括各項保護措施，譬如我打毛巾案，利用WTO提供進口救濟和反傾銷措施來保護我們的產業，爭取五到十年的緩衝期，讓他們在這十年期間能夠進行產業調整，讓我們的勞工不會失業。

潘欣榮：李先生講的照顧工農，我們不要忘記，這種中間偏左的信念，蔣經國、希特勒都講過，究竟李先生講的和這兩者有何不同，牽涉到我剛剛聽不懂的中間偏左的東西。二十年來，台灣一直向外宣傳自己是東方北歐的經驗，可是我很好奇的是北歐幾乎50%的稅都繳給政府，可是在台灣只有15%，你要如何讓企業主的口袋願意掏出其餘的35%？

今日左派要提出的不是所謂中間偏左，因為大部分中間偏左路線都逐漸出現問題的時候，只會讓群眾對左派更加失望，我們要提出的是什麼，是「公共化」，可是我覺得「公共化」是什麼，需要更明確的去講。「公共化」的所有權應該是屬於所有人民的，應該收歸公有，它絕對是挑戰私有財產制的。我們今天要學習的，不是學習中間偏左的政治思想，而是學習資本家和工人的利益是永遠衝突的。

林明賢：所有的東西應該要從具體的社會、具體的環境出發，才有實踐的各種可能。用你這樣的方式談左翼，沒有幾個人聽得懂。沒有一些政治空間，要如何著床，讓民眾有一些開展的可能，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實踐基礎。在今日的台灣社會，有什麼樣可能的空間都應該去嘗試，我個人是抱持要開放的態度。

簡錫堦：我以前也是連修正主義都不能接受，但現在的策略是要聯合有良心的右派。像李文忠，我都覺得可以策略地結合。

賴幸媛：要和北歐這些有長久左翼思想傳統的國家去比，我們根本做不到。不過，自從我們提出中間偏左的想法，社會各界有相當多的反應，正在不斷擴大發酵之中，我覺得這是好現象。台灣左翼前輩這二、三十年來的血淚努力，告訴我們，這個東西不是在台灣可以憑空產生的，我們必須要一步一步地來，沒有社會基礎，沒有一定的社會力支撐，進步事業是不可能發展的。

我相信，今天即使還有許多爭議，未來還是可能殊途同歸。我們討論的時間時間還不足，重要的是，我們必須要結盟，讓大家不斷的去分析，去闡述，到底什麼是真正的中間偏左政策，有哪些是在今日的台灣可以落實的！目前，我只能說，我們中間偏左就是要向勞動階層，向市井小民來傾斜，從這個原則出發，而後擬定政策來執行，這是中間偏左當前的意涵。

所以，我認為，我們沒有悲觀的權利，即使目前社會條件還嚴重不足，但是，沒有做就永遠不可能產生嘛！目前最重要的是，我們需要聯合大家的力量，努力再努力。

 

文/◎邱士傑
 

魯迅與臺灣青年

1927年2月上旬﹐日本記者山上正義前訪甫到廣州的魯迅。山上後來成為魯迅的好友﹐是《阿Q正傳》的日語版譯者。他回憶道﹕那是正逢逐漸開始聽到青年們對魯迅失望和不滿的呼聲之時﹐我見到魯迅﹐也正是魯迅也逐漸對廣州﹑特別是廣州的學生和青年開始感到幻滅之時。

學生和青年們為什麼對魯迅感到失望了呢﹖

青年學生們所期待於魯迅的﹐是要他作一個同他們一起走上街頭﹐大聲地議論革命與文學﹑革命與戀愛﹐有時又和群眾一起搖晃紅旗的實際運動的領導者。

出現在他們眼前的魯迅﹐卻是位有了北京15年的經驗﹐因而立刻就發現了在這高唱三民主義的廣州﹐存在著產生新軍閥的萌芽的嚴峻的人。他是一個既如饑如渴地追求著光明﹐又在那光明和學生們輕率的鼓噪中預感到未來的黑暗和壓迫的懷疑家。他是一個既不叫又不跳﹐不得不冷靜地觀察﹐發出輕輕歎息的悲觀論者。
當我問到先生對廣州的看法時﹐魯迅回答說﹐「廣州的學生和青年都把革命遊戲化了﹐正受著過分的嬌寵﹐使人感覺不到真摯和嚴肅。毋寧說倒是從經常處在壓迫和摧殘之中的北方青年和學生那裏﹐可以看到嚴肅認真的態度。」

「在廣州﹐儘管有絕叫﹐有怒吼﹐但是沒有思索。儘管有喜悅﹐有興奮﹐但是沒有悲哀。沒有思索和悲哀的地方﹐就不會有文學。」﹙山上正義﹐〈談魯迅〉﹚

白色的反動勢力確實在各地蠢動著。但最大的問題並非潛在的白色恐怖與反動﹐而是青年們對待革命乃至文學的態度﹐這才是魯迅最關心的。這一態度不但決定了青年們如何看待魯迅南下﹐更最終決定了革命與反革命之間的力量對比。魯迅南下之前﹐在北京﹐1926年3月18日發生了段祺瑞鎮壓北京的請願學生的慘案。在子彈與棍棒的鎮壓中﹐數十名學生死傷于段祺瑞執政府前。其中﹐女學生的從容赴死﹐震動了魯迅﹕

我目睹中國女子的辦事﹐是始於去年的﹐雖然是少數﹐但看那幹練堅決﹐百折不回的氣概﹐曾經屢次為之感歎。至於這一回在彈雨中互相救助﹐雖殞身不恤的事實﹐則更足為中國女子的勇毅﹐雖遭陰謀秘計﹐壓抑至數千年﹐而終於沒有消亡的明證了。倘要尋求這一次死傷者對於將來的意義﹐意義就在此罷。﹙魯迅﹐〈紀念劉和珍君〉﹚

軍閥壓迫下的北京青年﹐用生命的結束作為最後的反抗﹔裏面包括了魯迅自己的學生–劉和珍。但魯迅還是由此見著那一絲光明。「苟活者在淡紅的血色中﹐會依稀看見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將更奮然而前行。」

倘若1927年是中國近代史上關鍵的一年﹐那末這年的4月12日﹐便必然是其中最重要﹑也最血腥的日子。就在這天﹐蔣介石在上海發動流氓﹑特務﹑別動隊﹐將共產黨員與大批工人解除武裝﹔大街小巷不斷上演慘絕人寰的大屠殺。不知有多少的工人與青年慘死槍下﹐棄屍荒野。這是中國革命的轉捩點。原來在共產國際支持之下的國民黨﹐竟將槍口反過來對準了共產黨﹐不能不說是對國共合作策略與共產國際的一大諷刺。而陣容最壯盛﹑甫奪得起義勝利的上海工人階級﹐就在反革命的撲殺中潰散。至於廣州﹐這個誕生了黃埔軍校的「革命後方」﹐隨即迎來了與黃浦江畔同樣的悲劇。這天是四月十五日。

上海的「清党」始於12日清晨﹔在拂曉及拂曉之後血染上海。雖然魯迅已然預感到反革命的危險﹐身處廣州的他仍至15日才親見此一血腥的慘案。就在腥風披靡上海的前一天﹐廣州的魯迅在11日寫下了這樣一篇文字﹕

還記得去年夏天住在北京的時候﹐遇見一位臺灣的同志﹐聽到他說過這樣意思的話﹕「中國人似乎都忘記了臺灣了﹐誰也不大提起。」他是一個臺灣的青年。
我當時就像受了創痛似的﹐有點苦楚﹔但口上卻道﹕「不。那倒不至於的。只因為本國太破爛﹐內憂外患﹐非常之多﹐自顧不暇了﹐所以只能將臺灣這些事情暫且放下。……」

但正在困苦中的臺灣的青年﹐卻並不將中國的事情暫且放下。他們常希望中國革命的成功﹐贊助中國的改革﹔總想盡些力﹐於中國的現在和將來有所裨益﹐即使是自己還在中國做工作。

張君月澄君是我在廣州才遇見的。我們談了幾回﹐知道他已經譯成一部《國際勞動問題》的書藉〔籍〕給中國﹐還希望我做一點簡短的序文。我是不善於作序﹐也不贊成作序的﹔況且對於國際勞動問題﹐一無所知﹐尤其沒有開口的資格。我所能負責說出來的﹐不過是張君於中﹑日﹑英三國文字俱極精通﹐譯文定必十分可靠這一點罷了。

但我這回卻很願意寫幾句話在這一部譯本之前﹐只要我能夠。我雖然不知道勞動問題﹐但譯者在遊學中尚且為中國和臺灣民眾盡力的努力與誠意﹐我是覺得的。
我只能以這幾句話表出我個人的感激。但我相信﹐這努力與誠意﹐讀者也一定都會覺得的。這實在比無論什麼序文都有力。

雖然四月之間的《魯迅日記》幾乎沒有一天不可查考﹐但12日至14日之間卻只有乏善可陳的材料﹐這導致了許多版本的《魯迅年譜》多選擇略過這3天的記事﹐直接從11日跳到15日。15日那天﹐魯迅冒著午後大雨前往中山大學參與關於廣州形勢的緊急會議﹔這天是魯迅在廣州最關鍵的一次轉折。如此看來﹐上面這段引文﹐幾乎可說是魯迅在全國陷入4月反動之前的最後一篇文章﹔魯迅獻給了臺灣青年。

魯迅抵達廣州之後﹐自2月至3月之間﹐曾有臺灣青年6次來訪。他們是上述引文所提到的"張君月澄"﹙張秀哲﹚﹐以及後來的名作家張深切和老台共郭德金。這些臺灣青年在當時的廣州組成了「廣東臺灣革命青年團」﹐是臺灣共產黨在1928年成立於上海之前﹐臺灣青年在大陸最後一次﹑也是最大規模的組織化行動。在魯迅失望于廣州及廣州青年之時﹐那麼頻繁地與臺灣青年接觸﹐很不尋常。或許恰恰反映了魯迅對於臺灣青年的某種特殊觀點或情感。

就在廣州的"四．一五"前兩周﹐「廣東臺灣革命青年團」在4月1日發行了機關刊物《臺灣先鋒》。據張深切回憶﹐當時也曾向魯迅邀稿﹐只是事不湊巧沒約到。不過魯迅仍在11日為張秀哲的譯書寫下了小引。據秦賢次的研究﹐魯迅此前還為這些臺灣學生轉入中山大學的事宜而奔走﹐希望能從寬保送他們免費入學。﹙秦賢次﹐〈魯迅與臺灣青年〉﹚至於魯迅在前引文中所提到的「一位臺灣的同志」﹐則是魯迅在北京所認識的臺灣青年張我軍。張我軍拜訪魯迅時﹐曾將連載有自己譯稿 –山川均的〈弱小民族的悲哀〉–的四期《臺灣民報》致贈給他。或許正是這次的會面﹐讓魯迅對於臺灣人民被壓迫的景況有了新一層次的認識。

故土淪亡的臺灣青年﹐西渡彼岸為祖國的革命與解放而努力。對於魯迅來說﹐或許這又是另外一種中國青年的典型。而魯迅自己 –「只要我能夠」–便竭力扶助﹐這是魯迅不論在南在北﹐都會為青年們所盡力而做的罷﹗但反革命的反撲卻斬斷了魯迅與這群臺灣青年之間的交往。6月﹐國民黨政府開始捕抓臺灣革命青年團的成員﹐命令解散。七月﹐武漢國民政府正式「分共」。「大革命」宣告失敗。八月﹐日本殖民當局在臺灣島內大肆逮捕青年團成員﹐組織至此全面潰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