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大學的時候，暑假回台中老家，我常常陪父親南來北往出外做生意、修理鍋爐。如果他開車累了，或者應酬喝醉了，我就擔任他的司機。這大約是我們交談最多的時光。

青春期的叛逆，對文學與藝術的愛，讓我與不斷要求我讀商科、以後經商的父親衝突，甚至高三未畢業而重考大學的那一年，我們很少說話，吃飯儘量避開彼此，他往往對我怒目而視，而我也無言以對，刻意視若無睹。直到我考取了大學，讀的是文學系，他仍然不死心，認為只要畢業取得文憑，我就會回家經商，接手他的鐵工廠生意。所以他有意帶我出去應酬，習慣未來的生活。
　　
有一年夏天，我們開車去埔里酒廠談最後完工的收尾工作，父親請酒廠的工程相關人員吃晚餐。我們在一家靠山邊的啤酒屋吃三杯土雞，喝了大量的啤酒，父親不勝酒力，卻為了應酬執意拼酒，最後喝得頗醉了，我只得代打。可能因為我曾在啤酒廠打工，喝多了啤酒，還不至於太醉，最後終於把酒廠的人給喝得「茫舒舒」了。送走了客人，酒醉中的父親才用一種驚訝的語氣說：「你什麼時候會喝酒的？」
　　
「哦，在啤酒廠工作的時候，打工都喝啤酒。」我不敢告訴他，曾和朋友偷偷出去喝酒。他彷彿感覺兒子長大了似的，說：「你以後可以陪我出來應酬了。」
　　
我們沿著山路的階梯，走向停在山下的停車場。他彷彿非常快樂，把西裝外套脫下來，用手拎著，搭在肩上，酒醉的身體輕微的搖幌著，用輕鬆的口吻，兀自唱起歌來。那是一首日本演歌。他回頭看著我，解釋說：「這條歌的意思是，一個男人啊，在夜晚的東京街頭喝醉了，把西裝脫下來，搭在肩上，走著自己的路，雖然是很孤單，但是很自由，很快活。心情是很輕鬆的……。」
　　
「一個男人，出來外面打拼，就要這樣。不怕孤單，自己唱歌，開創自己人生的喲…。」父親快樂的說。
　　
「以前，你都是自己一個人開車，這樣出外，會不會感覺沒伴？」我找話聊天，怕他醉了。
　　
「是啊。一個人。」他從身上拿出香煙，點上，坐上車，看著窗外的夜色說：「埔里還好，路程比較近，有時候一個開去台北，要省錢，不想住旅館，半夜自己開車回來。那時候只有普通公路，沒高速公路，一開就是四小時。有時候太累了，就在半路上睡一下，再繼續開。」
　　
「有一次，半夜，我開到苗栗的九彎十八拐那裡，實在太累了，正想停下來休息。沒想車子在半路就熄火了。那山路，非常暗，伸手不見五指，旁邊都沒一戶人家。很久才有一部車經過。他們也不敢停下來。而且，我怕半路被人家搶，也不敢出來。就那樣，半睡艾醒，在車子裡，等到天亮，才走很遠的路，去找電話，找人來修理。」父親淡然的說。
　　
那是沒有手機，沒有任何通訊方法的年代。那是70年代的台灣。我看見父親，一個日據時代生活下來的男子漢，走在最暗的夜路上，為這後來被稱為「台灣經濟奇蹟」的過程，作著一個人的奮鬥。

（本文發表於中國時報《三少四壯集》，2007年3月8日）

三叔公可能是家族裡流浪最遠，流浪最久的人。上海婆子的離開，讓他決定離開家鄉，到世界去闖盪。他在基隆做貿易，往來於上海、廈門、台中各城市間。他生性風流，結交一些女人，有過各種情愛韻事。做生意，或許也不免有一些瓜葛。總之，這一段時間並不長，他就帶著一身病回到家鄉。
　
他得的是糖尿病。父親說，他可能是被打傷腎臟，也可能有其他原因，所以要天天打胰島素。這時，三叔公的妻子已經走了，唯一的女兒，也跟著離開，他乏人照顧，年少的我父親手腳靈便，就成為他使喚打針的特別護士。
　　
不能從事農活的三叔公，在三合院裡，曬著南方的陽光，就只能回憶過往。他在廈門如何當通譯，如何逃亡，如何偷渡回台，上海的世界如何繁華，生意要怎麼做，酒家有多少女人等等故事，為我父親狹窄的農村生活，開了一扇窗。我父親想像的世界，想像的未來，慢慢離開一個農民之子，而走向另一個大世界了。
　　
三叔公是一個充滿想像力的人。有一天，他看到電話，悠然和我父親說：「這社會這麼進步，咱孩子的時候，都沒想到可以聽見那麼遠的聲音，以後啊，不只是有聽到聲音，早晚要可以人看著人，在講話喲。」 »»»閱讀全文

文◎郭承啟

前言：

從解嚴以來，追求二二八事件真相的聲浪從來沒有停止過，但是經過這麼多年來，真相好像是愈追求愈失真，特別令人不解的是，像這麼重大的歷史事件，真相的追求，唯有透過國家機才有辦法辦到的，但在登輝執政之後一直到陳水扁，國家機器掌握在手裏，一樣找不到真相。

二二八事件的真相是什麼？擺在眼前的現實是，在二二八事件在無法擺脫政治操弄的情況下，真相是很難被找到的，或者應該這樣說，操弄二二八事件者，打心眼裏就不想讓人們把真相弄清楚。

中華基金會主要就是由老同學所支持所成立的，而這些被外界稱之為「老同學」的人，就是白色恐怖時代的政治受難人，其中絕大部分的老同學都是二二八事件的見證者，更是參與者，其中不少參與者如自治聯軍（嘉南縱隊）司令員張志忠、政委簡吉、台灣省工委台中市工作委員會委員謝富等後來被槍斃掉、或是撤退到大陸像蘇新、民主聯軍實際負責人謝雪紅、台灣省工委台中市工作委員會委員楊克煌、民主聯軍副官古瑞雲（周明）、台灣省工委學生工作委員會書記徐懋德、陳炳基等人，以及入監服刑出獄的辜金良、民主聯軍的二七部隊突擊隊長的陳明忠等人。

二二八事件發生迄今剛好一甲子，六十年了，對一個個人來說，意謂著人生即將走入盡頭了，對於二二八事件的受難人與家屬而言，自然又要重新勾起無限哀泣與思念，而對全體台灣人而言，卻又要去承受那難以承受的負擔與沈痛，因為年年在這一天政客又會要求找真相，可是任誰都清楚，這個真相至少在可以見到的未來，是找不到的。 »»»閱讀全文

一個上海婆子，帶來一個農家的家庭革命，那還得了。族中長輩於是要求這女人也要分擔洗衣煮飯的農活。但她怎麼會遵從？

台灣人的血脈裡，彷彿一直有移民者的那種好奇、勇敢、衝動、冒險、流浪天涯的精神。當然，並不是每一個家族成員都是這樣。但在我聽過的許多家族故事裡，彷彿每一個家族總是會出現這麼一個繼承血脈的人。

我的祖父是七、八個兄弟中的長子，最老實的農民，木納不擅言詞。日本警察曾說，如果每個人都像我祖父，就不需要警察局了。但三叔公是另一種典型。他生性冒險，永不停止。

»»»閱讀全文

文◎楊渡

智利獨裁者皮諾契特死的那一天，我有一種難言的感受。那是獨裁者、殺人者竟得善終的不甘心。但歷史就是這樣了嗎？

被稱為「社會良心」的英國導演肯．洛區（最近他的電影即將在台灣上映，名為「吹動大麥的風」，很好看，值得推薦），曾在電影「九一一事件簿」裡，拍了一段流亡英國的智利年輕人的故事。

故事是這樣的：一九七一年，有社會主義傾向的阿言德總統上台後，開始經濟改革。一些美國獨佔的開採銅礦事業被收歸國有，經濟日漸復甦。美國開始從運輸與貿易上抵制智利。然而，阿言德依舊得到全民的支持。美國不願眼見南美洲的「後院」有一個社會主義政權，並且它會擴散為南美洲的社會主義浪潮，遂陰謀支持一群右翼軍人，他們花了一千萬美元，鼓動社會暴動，製造社會不安，試圖搞垮阿言德。但在民眾支持下，阿言德依然穩定當選。在這種情勢下，在美國支持下的軍人遂發動政變。

一九七三年的九月十一日，美國主導的這一場「政變」，由皮諾契特帶頭，以飛機坦克，對智利總統府發動攻擊。當時的總統阿言德，即使有多人勸說他快快逃亡，但他堅定的留在總統府，他帶著卡斯楚送他的一支自動步槍打到最後。然而他仍被打死，整個面容被打得面目全非。而智利的大逮捕開始了。當時逮捕的人數之多，讓監獄無法容納，最後甚至以一個足球場，把所有人關在裡面。 »»»閱讀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