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大熊貓這樣世界頂級大型獸類的野化放歸目前尚無成功先例。”祥祥”之死令人悲痛，但圈養大熊貓野外放歸的計劃不會中止。

世界上第一隻經野化訓練的圈養大熊貓放歸自然後，付出了死亡的代價。

5月31日，臥龍中國保護大熊貓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德生向新聞界公佈了我國首隻放歸野外大熊貓”祥祥”的死因：”祥祥”是與野生大熊貓在領地和食物爭奪中，從高處摔下造成嚴重內傷致死。

史無前例的大熊貓野外放歸前，大熊貓”祥祥”野化訓練近三年，然而野外生存不到一年，它的生命在與野外同伴的生存之戰中戛然而止。

臥龍自然保護區管理局局長張和民說，”祥祥”之死令人悲痛，我們決心汲取經驗教訓，從而進一步完善圈養大熊貓的野外放歸計劃。

“悲痛和反思並不會影響放歸計劃，大熊貓‘祥祥’的野外放歸，給我們留下了很多的經驗，激勵我們進一步研究下去。”李德生說。

●2006年4月28日，在眾人的祝福聲中，”祥祥”告別了圈養生涯，獨自迎接野外生存的挑戰，可惜的是，最後仍付出了死亡的代價。

缺乏打鬥經驗

圈養大熊貓中，”祥祥”算是科學家選擇的精英了，它的生存活力，是任何同齡圈養大熊貓也比不上的。

圈養大熊貓享受著人類提供的舒適環境和可口食物，食用的竹子都經過消毒，它們要定期驅除寄生蟲，不需要為棲息地和食物去掙扎。良好的環境和充足的食物， 人工飼養的大熊貓相對性早熟，3.5歲就開始談情說愛了，而野外長大的雌性大熊貓到了6.5歲才第一次發情。圈養大熊貓與野生大熊貓相比體重偏重。

“與野外大熊貓相比，‘祥祥’的生存競爭能力依然較差。”臥龍中國保護大熊貓研究中心高級獸醫師湯純香說，特別是攻擊和防禦能力很弱，沒有野外打鬥經驗，是它在兩次爭鬥中嚴重受傷的主要原因，也是它不幸死亡的直接因素。

大熊貓放歸屬于一項龐大的系統工程，臥龍中國保護大熊貓研究中心副總工程師周小平回顧放歸前那段時間，臥龍自然保護區的科學家反復研究，對熊貓個體及監測變量進行全面評估，是做了各方面的準備的，但是”沒有想到大熊貓之間野外的爭鬥會那麼激烈”。

2006年4月28日，在經過了近3年的野化訓練，在2005年冬經歷了邛崍山10年來最大的暴雪考驗後，”祥祥”邁出了籠子，慢踱兩步後，它帶著野外定位項圈，一路小跑，頭也不回地消失在臥龍自然保護區”五一棚”臭水溝區域的山林中。

捨不得它離去的飼養員劉斌，紅著眼睛離開了人群，默默為它祝福。

儘管在世界範圍內不乏關於瀕危野生動物野化放歸的嘗試，但像大熊貓這樣世界頂級大型獸類的野化放歸尚無成功先例。

4月，正是野外竹筍生長的季節，專家選擇此時將”祥祥”放歸野外，是為了讓”祥祥”更加輕鬆地覓到食物，有利它初期適應在野外的生活。

放歸地點位於臥龍自然保護區的核心區域，距大熊貓保護研究中心十多公里。

大熊貓的領地以及寄生蟲感染，是大熊貓在野外生活將面臨的兩大困難。

周小平介紹，該地區有十來隻野生大熊貓，但還沒有達到大熊貓的最大覆蓋量。然而”地頭蛇”會怎麼對待”祥祥”這個新人，大家心裏沒有底。

大熊貓發病大多數由體內寄生蟲引起，圈養大熊貓要定期取蟲，食用的竹子都經過消毒。野外，大熊貓只有自己保護自己。

通過衛星定位(GPS)頸圈結合無線電信號，研究人員一直在跟蹤監測”祥祥”的野外活動狀況，同時定期較近距離直接觀察其行為和健康狀況，對其棲息地選擇、採食規律、同類及物種間交流等進行分析和研究。大半年過去了，”祥祥”的監測信號一直正常。

去年底，它在野外的生存出現了困難。

據介紹，2006年12月13日，無線電定位監測數據顯示，”祥祥”出現突然性的長距離移動。

經過不懈努力，研究人員終於在12月22日發現了正在竹林中取食的”祥祥”，其背部、後肢掌部等多處受傷，估計是在和野生大熊貓爭奪領地時造成的。

“祥祥”被接回大熊貓保護站，人們每天給它提供美味的竹子和竹筍，經過治療，它的主要傷情已癒合近八成。

再次回歸野外

接下來該怎麼辦？當時，人們面臨兩難選擇，是讓野放的第一隻大熊貓回到圈養場，還是讓它在野外繼續自己的使命？”只有在野生的條件下，大熊貓才能不斷地 發展壯大。瀕危野生動物能夠在自然的條件下生存和發展，這才是人與自然和諧的表現。”李德生說，祥祥在臥龍數以百計的大熊貓中被選中，它承載著人類用大量 圈養大熊貓補充瀕危野外種群的夢想。

經過20多年的鑽研，中國科研人員已基本解決了大熊貓圈養繁育中發情難、配種受孕難和育幼成活難的”三難”問題，使得全國圈養大熊貓種群得以快速發展。這是一個偉大的拯救大熊貓計劃的第一步。

目前，中國圈養大熊貓種群已有217只，其中，僅臥龍研究中心就有119只。”現在的圈養大熊貓種群數量，已完全能夠保證我們擴大野外放養規模的要求。而整個地球上，在野外大熊貓卻只有1590多隻了。”

經過專家認真研究，2006年12月30日，”祥祥”被再次放到”五一棚”白岩區域，繼續獨立的生活。

科研人員繼續用無線電定位儀監測”祥祥”的活動情況。2007年1月2日和4日，科研人員兩次進行較近距離觀察，發現”祥祥”的食欲、精神及活動基本正常。

2007年1月7日上午，科研人員跟蹤”祥祥”時，發現無線電接收信號很微弱，多處搜尋，沒有發現”祥祥”，最終無線電信號消失。

2月19日下午，搜尋人員意外地在大雪覆蓋的”轉經溝”雪地上發現了”祥祥”的屍體，它佩戴的頸圈已損壞……

圈養大熊貓放野以失敗告終。

“祥祥”的皮毛保存在研究中心，屍骨埋在了它生活了近1年的臥龍自然保護區”五一棚”地區。

“祥祥”放歸計劃傾注了眾多科學家多年的心血。大熊貓保護專家無法面對這一嚴峻的事實。

兩歲開始單獨生存

“祥祥”2001年8月25日出生在四川臥龍，雄性。它是圈養大熊貓中的”特別培養對象”。

“祥祥”之所以能夠從臥龍上百隻圈養大熊貓中脫穎而出，主要在於它有三個特質：年齡優勢、身強體壯和便於參照。

周小平介紹說，專家確定入選大熊貓的首要條件為年齡在兩歲左右的亞成體，而出生於2001年8月的”祥祥”非常符合條件。據瞭解，”祥祥”在同時入選的 大熊貓中體格最健壯，也是惟一一隻在整個圈養階段從未生過病的大熊貓。與其他同齡的夥伴相比較，”祥祥”反應敏捷，學習能力強，可塑性高。

此外，”祥祥”還有一個雙胞胎兄弟”福福”，一直生長在人工圈養環境裏。由於兩者有著相近的基因及類似的先天條件，因此方便研究人員開展對照實驗。

2003年7月8日，即將滿兩歲的”祥祥”就被單獨放到一個海拔2080米、面積2.7萬平方米的一期野化培訓圈，這裏面有充足的水源和竹子。

慢慢地，”祥祥”學會自己找竹子吃；不再跟著飼養員屁股跑，對進餐口哨聲不再敏感，並學會採食半枯竹、多年生竹子，甚至會選擇富有營養的竹葉。

在寄生蟲感染高發季節，它會爬到高高的樹上休息或逗留在相對乾燥處；在零下十多攝氏度的嚴冬，它能在二三十釐米深的積雪中活動。它甚至還學會用糞便築起溫暖的巢穴；警惕地聽動靜，迅速找地方躲避。

經過一年多野化訓練，”祥祥”對人工食物的依賴明顯減少，抵抗體外寄生蟲的能力和防衛意識均有所提高，體重由62公斤增加到80公斤，高於同齡野生大熊貓。

2004年9月15日，”祥祥”成功晉級，開始第二階段的野化訓練生活。它戴著無線電項圈”住”進了海拔2480米、總面積24萬平方米的二期野化培訓圈。

又經歷了一年多風霜雨雪的考驗，”祥祥”已逐漸成長為一隻能夠完全獨立生活的大熊貓了。即使面對從小將它養大的飼養員劉斌，”祥祥”也兇神惡煞般地把他驅逐出境。

“如果在臥龍圈養大熊貓中舉辦一場摔跤比賽，‘祥祥’一定可以拿冠軍！”專家對它的能力很有信心。

2006年2月17日，在臥龍自然保護區舉行的專家論證會認為，”祥祥”已基本具備野外生存能力，可以擇機放歸野外棲息地進入第三期試驗—完全野外放歸研究階段。

在近3年的野化過程中，”祥祥”已經野性十足：學會了自己築巢、選擇食物、標記地盤、驅逐入侵者等本領。

野外放歸還會繼續

雖然”祥祥”不幸在野外死亡，但”祥祥”的野放給研究人員留下許多寶貴的經驗。

“今後的大熊貓放歸宜選擇野生種群密度小的地方。”周小平沒有想到大熊貓之間的野外爭鬥會那麼激烈。”進一步訓練圈養大熊貓的野外爭鬥能力很有必要，尤其是攻擊打鬥和防禦能力。”

成都大熊貓繁育研究基地專家李光漢建議，”希望能改進大熊貓頸部的項圈，比如採用埋入皮下的高科技跟蹤設備，避免大熊貓因為頸部的項圈影響活動。”

臥龍中國保護大熊貓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德生說：”‘祥祥’的放歸研究證明，雄性個體不易被異地野生種群接受。在下一步的放歸行動中，雌性大熊貓將成為首選。”

長遠來看，放歸圈養大熊貓是大勢所趨。

國家林業局副局長趙學敏說，加大對野外種群恢復的人為輔助力度，才能使瀕危物種的數量短期內有較快的增長。

科學家們有一個願望：將恢復棲息地與短期的人工飼養以及將有關的物種放歸大自然聯合在一起進行，就有可能成功拯救大熊貓種群。

20世紀，大熊貓們已經退縮到四川、陝西和甘肅三省的6大山系的局部地區，其生存空間被分割成大小不等的二十多塊孤立的”山島”之上，殘存於秦嶺、岷山、邛崍山脈以及涼山和相嶺六大山系，棲息地破碎化嚴重。

選擇幾個較大的大熊貓棲息地的毗鄰結合區域，建設大熊貓保護走廊帶，可以促進和實現大熊貓種群之間的遷移和擴散。

“圈養大熊貓就像熊貓社會的孤兒，要適應野性社會還要一個過程。”大熊貓研究專家胡錦矗介紹，圈養大熊貓放歸自然，能夠活下來，還不是成功，能夠繁育後代，才是成功。科學家還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本文轉載自2007年6月21日出刊之《南方週末》。

文◎朱紅軍（發自山西洪洞）

持續三周的”風暴”，讓這個令全國側目的黑磚窯只剩下斷瓦殘垣。那16個出磚口均被泥土填封，起屍的土坑同樣無跡可尋。2007年5月27日，山西省洪洞警方在廣勝寺鎮曹生村王兵兵的磚窯裏排查民爆物品時，偶然發現命案，並當即解救出31位被長期禁錮、遭受非人折磨的當代”包身工”。被解救者披露了他們被虐待的駭人事實（相關報導：山西黑窰4年未見，輿論怒批”官商一家”），其中以甘肅籍青年劉寶被活埋最為駭人。

6月14日，胡錦濤、溫家寶等4位政治局常委對山西黑磚窯問題做出重要批示。一時間，此事引起舉國關注。山西也當即展開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打擊黑窯主，解救被拐騙民工”專項行動。僅幾天時間，便解救出被拐騙農民工351人。

這究竟是一座什麼樣的磚窯，何以會淪為”人間地獄”？

●2007年6月17日，在山西的洪洞縣，黑磚窯老闆王兵兵被抓，他的奶奶走在空無一人的黑磚窯裏，磚場已停工。她說平時這裏有好多窯工。（翁洹／圖）

黑磚窯如何起家？

與無數黑磚窯一樣，王兵兵的磚窯僻居在曹生村外一處山坡上。即便與窯廠咫尺之隔的三條溝村段姓村民也承認，從未進過磚窯—那裏的狼狗讓人望而生畏。每天，只能從窯廠清晨五點便傳出的機器聲以及晚間十點仍未熄滅的燈光，感受到其中的忙碌。

南方週末記者調查獲悉，該窯廠成立於2003年年中，論規模在當地只能算是中小型。

“事實上，前兩年窯廠一直沒有掙到什麼錢。每年也就一百萬磚。”窯主王兵兵的妻子張梅說。

這從王兵兵家幾乎與鄰居無異的家庭裝飾可見一斑。張梅出示了為開辦窯廠購置機器而至今未還本的貸款字據—數目約5萬。這筆賬記在了窯主王兵兵、其父王東己、其弟王江江，以及另兩位熟人的名下。

而磚窯最初兩年的效益不佳，直接源於早期雇傭本地工人的生產方式。”每天13塊的工錢，只能雇到年老體弱的婦女。”張梅說，”一遇到下雨，找不到人幹活，只能幹看著磚坯被淋爛。”

曹生村並無多少村辦企業，大多青壯年勞力要麼外出打工，要麼到附近的煤礦裏挖煤。磚窯因為屬於重體力活，工資又遠不及挖煤，一直少有青壯年問津。

而整個洪洞縣的磚窯數目，當地政府披露為93座，95％以上無合法手續。本報記者走訪鄰近多名磚窯主後獲悉，由於磚窯所需的原料黏土幾乎免費，人力成本在磚窯經營中所占比例巨大。所以”要想擴大利潤，只能在這上面做文章”。

這直接導致了窯主王兵兵與河南包工頭衡庭漢的結識。時間其實可以追溯到磚窯開工之初。張梅的回憶是，二人因在運城修理磚機時結識，衡當時就曾表示出承包意向，聯繫了兩年，但一直未能就承包價格達成共識。

2006年2月，”承包協議”終於達成。那些渴望掙錢養家的河南工人開始陸續進入這個磚窯。自此，窯場的生意漸有起色。從中逃離的少年張玉文(化名，見 6月14日本報頭版報道)回憶說，磚廠生意供不應求，一度日產3萬塊磚，這是個可觀的數字，而工人們的加班時間也隨之不斷延長，以至於最後為了搶時間，窯 內磚塊尚未冷卻已逼使工人冒險出磚。

王兵兵家屬出示的字據顯示：2006年一年裏，王兵兵一共支付給包工頭11萬元左右的工資費用，依照31人的規模，即便足額發放，每人的月工資也只在300元上下，何況包工頭還得賺取其間的主要部分。

這一標的低得出奇的的承包協議的簽訂，從一開始就明顯意味著所雇傭窯工的特殊性。而作為窯主的王兵兵卻與衡庭漢達成默契，甚至作為協議知情者的村支書王東己也未表示任何懷疑。

按照雙方約定的每一萬塊磚360元的價格，該磚窯全年的生產規模應在300余萬塊。依此推斷，除去當地約20元一噸的泥煤以及必要的運輸費用，窯主一年的利潤應為十余萬元。

在這個幾乎是中國最貧困的地域，對於王兵兵來說，這無疑是一個巨大的誘惑。2002年，當地農村信用社在資產評估時，曾預測王家當年的收益情況，包括燒石灰能掙8000元，跑運輸能掙5000元，此外還有3000元的農業收入，合起來僅16000元。

而這驟增的十餘萬的利潤，滿足了窯主和包工頭兩個人求財若渴的需求，也註定了31名民工陷入絕境的命運。

“前幾年掙不到錢，用了包工頭後有效益了，於是就抱著僥倖心理。”王東己在事後如此揣測兒子王兵兵的心理。
窯主及其”保護傘”

最終，窯主王兵兵為貪婪付出了代價—”5‧27″事發後，王兵兵即被警方逮捕，羈押在該縣看守所。

這個三十多歲的中年男子，留給村民最深的印象來源於十年前。有一次他販糧至鄰近鄉鎮，因車輛無相關證件，被當地運管所扣留。為抗拒交費，他竟渾身捆滿雷管與運管所對峙，後被證明雷管為假，遭一陣痛打。

這使得他在村民中口碑甚差，被認為”腦子缺根弦，做事認死理”。而在廣勝寺鎮各相關職能部門口中，他也被形容為一個典型的抗法刁民。

幾年來，王兵兵一直在設法謀求發家致富。他曾一度以運輸為業，但所獲寥寥；還承包過兩年全村的農田灌溉業務，卻屢因收繳資費，與人發生齟齬。2002年，他還曾開辦石灰窯，但適逢臨近的廣勝寺風景區搞建設，石灰窯因被本地電視臺記者三度曝光，只好關停。

在2002年農村信用社放貸時的資產評估中，王兵兵家擁有固定資產41000元，其中包括價值20000元的房子和13000元的農用車，在當地家境一般。

磚窯開辦於石灰窯關停之後，被王兵兵寄予厚望。2003年6月，王兵兵向農村信用社貸款五萬元，成立了這座後來的”黑磚窯”，但收益一直不佳，直到衡庭漢的出現。

到如今，信用社的貸款本金王兵兵還一直欠著。他最後一次為5萬元的貸款還利息，是在2007年4月30日。27天后，磚窯命案東窗事發。

事發後，王兵兵的父親王東己—這位58歲、有過17年參軍經歷的村支書，因為身為村支書和窯主父親的角色而備受指責。”失職、瀆職、保護傘！”媒體 和上百萬網友給他扣上了帽子。王東己於1970年入伍，服役於解放軍某工程兵部隊，曾擔任副排長。他自稱在部隊立過兩次三等功，並於1975年入黨。

二十多天來，在許多記者眼裏，他神秘失蹤。但事實上，他一直獨居在磚窯背後的荒山窯洞裏，排斥著任何陌生人的造訪。6月16日清晨，在翻越多處山坡後的一處簡陋窯洞裏，本報記者見到了這位備受壓力的村支書。58歲的老頭哇哇大哭，”事到如今，不如一頭撞死！”

他自稱，一直保持沉默，是因為事到如今，”跳進黃河也洗不清，只會越抹越黑”。6月14日，他接受了縣級聯合調查組的再度詢問，被告知可能要被撤去支書職務，遂連夜整理手中的工作以便交接。

“我甘願接受組織的任何處理，”他說，”唯一的請求是希望保留黨籍。”而對於活埋工人事件，他稱”作為村支書和窯主父親，確有失職之罪。但對死人的事，確實不知情”。而這也被其認為”一定要堅守到底的原則”。

對於兒子，王東己認為其發財心切、咎由自取。他稱，自去年妻子因車禍意外去世後，自己”幾乎很少去兒子家吃頓飯”。而在5月27日當天，在派出所聽到消息後，他癱倒在了沙發上。

他對南方週末記者辯稱：”假如我知道了想包庇，完全可以解散工人，不會這麼愚蠢，到今年還在幹。難道吃豹子膽了？”

但這種”不知情”的解釋，並未被曹生村部分村民所接受—在他們眼裏，王東己平時給人們留下的印象是”霸道、沒人敢惹”。

人們不相信，他幾乎每天都經過磚窯，會毫不知情。而王東己稱，自己以前在部隊做過修理工，幹活髒累不以為意，看到窯廠工人蓬頭垢面時也沒當回事，”現在 想想，是自己太麻痹了”。他說，曾詢問過衡庭漢那些呆傻工人的來路，被答復為從家鄉帶來後，也覺得可信，”看事情，沒看到骨子裏”。

兒子的磚窯無任何手續，為何可以持續存在？王東己解釋說，磚窯在某種意義上說，可以創造致富機會，取土還可以削坡成田。他承認，這是他一手推動的結果—曹生村目前有5座磚窯，”一度還作為經驗受到縣裏表揚”。而他也已連任兩屆縣人大代表。

因為兒子窯廠命案的發生，王東己自言陷入眾叛親離的境地。而在曹生村，一些針對其個人經濟問題的指控也浮出水面。

這包括：有人指責其截留國家撥付的農業補貼，每畝20元；農村宅基地批復費用，每塊6000元，不知所終；還包括承包村裏祖墳所在荒地，收取埋葬費用等。

對此，王東己對南方週末記者一一澄清，比如農業補貼用來購買了農村合作醫療保險、宅基地費用用於村裏電壓改造，還有部分錢投入了對村小學的修建和道路的建設等。

但因曹生村一直處於村務不公開的狀態，會計幾乎不涉賬務，全由王東己說了算。所以，難掩民眾的抱怨和不信任。

6月18日，中華全國總工會紀檢書記張鳴起公開宣佈，涉嫌在山西洪洞黑磚窯事件中充當保護傘角色的曹生村支部書記王東己被”雙開”–他32年的中共黨員生涯就此結束。這也是”5‧27事件”後，第一位為此埋單的基層幹部。

這一天，王東己清早被派出所帶走，整整呆了一天。

誰在視而不見

6月16日，河南籍包工頭衡庭漢落網，連同窯廠主王兵兵的逮捕，直接當事人已經全部歸案。

但對責任歸屬的追問並沒有停息。洪洞縣聯合調查組已正式介入調查其間政府官員的履職情形，目前接受調查的官員幾乎涵蓋磚窯管理所涉的各個部門，達二十餘人。

王兵兵的妻子張梅，一度冀望於以指控基層官員的瀆職，來為丈夫求得一線生機。她見人就訴說相關職能部門的不作為。她還出示了廣勝寺鎮派出所在事發後索取的1.1萬元辦案經費的收據、鎮國土資源管理所的行政處罰單，以及環保部門出具的限期整改單。

這些證據無疑令相關人員如坐針氈。

6月19日，就在媒體曝光派出所收取辦案經費的次日，廣勝寺派出所退還了王家3.3萬元的經費，並收回了收據。

此前，該所所長承認：分管該區的片警竟一次未去過磚窯，是重大失職。而事發後，該派出所因場所有限，將獲解救工人重新送回窯場看護，致使8名工人連夜逃散。

而另一位被點名批評的官員—廣勝寺鎮國土資源管理所張副所長，在本報記者追問下，承認罰款的事實存在，但”最多的時候有11家部門收磚窯的費用”—他列出了諸如環保、工商、水利、牆改辦等部門。

他自稱苦衷在於，”在磚窯主不配合執法、拒不執行關停的情況下，罰款也許是比較可行的方式”。

而鎮環保所提供的資料顯示：1999年之前，國家經貿委已經明令取消鄉村磚瓦輪窯、立窯項目。2006年，他們曾親自去取締過王兵兵的磚窯，但缺乏執法能力，只能下發停工通知，其後未有下文。而在事發前三天，該所楊副所長還去過磚窯，但停留半小時後離去，”窯主不在，我們也只能稍作停留”。

該縣宣傳部一副部長則將命案及虐待工人的主要原因，歸因於窯廠主和包工頭人權意識的淡薄。

他介紹，在貧困的山西農村，國家推行的空心磚等新型建築材料村民往往無力購買，而低廉便宜的實心磚一直受追捧，”上面的有關政策從全局考慮，但具體到基層，有時與實際情形不相匹配。”這或許是黑磚窯長期存在的土壤。

“事發後，洪洞縣緊急清理了所有磚窯廠。”該副部長說，”沒有發現第二起類似事件。因為一個極端例子，而使洪洞全縣遭受屈辱，有點遺憾。”

接受本報記者採訪的諸多基層官員都解釋說，由於各自職責所限，無心也不可能去徹查黑磚窯。而表面上看，”人髒些、頭髮長些，並沒有引起足夠重視”。

可堪反思的還有民間的熟視無睹—在本地人眼中，那個被稱為”老衡”的河南包工頭比較拘謹，甚至有點憨厚。

衡庭漢的兒媳–那個在磚窯裏做飯的女人–顯然很害怕他，但衡庭漢與本地人說話時都很客氣。居住在磚窯幾十米外的一個老漢告訴記者，衡庭漢剛來的時 候，他曾經對衡帶來的這些工人有一絲懷疑，問他怎麼帶這麼多傻子出來打工呢，衡庭漢笑呵呵地說，這些人都是他的老鄉，在家裏給家人添負擔，連個羊也不會 放。所以家裏人委託他帶出來打工，這樣還能掙幾個錢。老人又問他，這些傻子的工資怎麼辦？衡回答，過年回家的時候就把錢給到他們父母手上。還有時候，他看 見工人身上傷勢嚴重，衡庭漢就告訴他，工人裏那幾個傻子經常打人，他也沒有辦法。

除此之外，便幾乎沒有村民對這些黑工產生過懷疑。記者隨意走訪的村民，有偶爾去王兵兵家串門的，磚窯就在王兵兵家門口，但他們認為怎麼管理那些外地工人，那是河南人老衡的事情。(《中國新聞週刊》記者鄭楮對本文亦有貢獻)

●陳成功，河南汝州，14歲，曾經在黑磚窯裏面工作3個月，於2007年6月6日，被解救出來。

（本文轉載自2007年6月21日出刊之《南方週末》）

文◎曹以會

「油價上漲、能源枯竭、溫室氣體」這些都是外在環境，「缺少運動、脂肪累積、百病叢生」這是內在問題，在內外交迫下，騎自行車成了顯學。但是「空氣汙濁、險象環生、竊賊處處」，這種情形，再有心的人都不會想騎車來虐待自己。

有自行車愛好者，發起了環台千里自行車道(或步道)；不少人騎車走上街頭，要求自行車路權；交通部同意研擬交通法規，明定自行車的路權。很多人都在傷腦筋，如何讓自行車可以自在愉快的騎在路上，不用擔心，不用受怕。

不論未來台灣會不會出現環島千里的自行車道，現階段只要在台北市做一些小小的改變，一切都會改觀，不用改交通法令，不用去跟擁擠的車道搶路權。而且這個小小的改變，也真的花不了什麼錢，就可以讓自行車的愛好者，自在的騎在台北市街頭，即可以把自行車當作通勤工具，也可以把自行車當成健身工具。

馬英九自己喜歡騎自行車，他在當台北市長時，沿淡水河系的各支流，興建了百公里的自行車道，做為民眾健身休閒之用。這個作法也不能說不對，但是對於自行車的愛好者而已，畢竟還是有「隔靴搔癢」的感覺，因為堤外自行車道，只發揮了自行車的「休閒健身」這部分的功能而已。

想要真正的讓自行車文化找回來，找回三十年前台灣人人騎自行車的文化，那就一定要讓自行車可以發揮「交通運輸」的功能才有可能。

但是台北市到底要怎麼做呢？那個小小的改變又是什麼？那就是「八橫八縱」的自行車路網，所謂「八橫」，由北到南分別是民族、民權、民生、南京、忠孝、仁愛、信義、和平；而所謂的「八緃」則是中華、承德、中山、羅斯福、新生、建國、復興、敦化、光復。

八橫八緃要如何重生台北市的自行車交通呢？這八橫八緃都是台北市區內的重要幹道，也是路幅較廣的道路，從這十六路條著手，興建自行車專用道。如果有較大的安全島，例如敦化南北路及仁愛路，就在安全島的中間，開闢雙向的自行車專用道。其他路幅夠寬但是沒有大安全島的路，可以選擇一部分的人行道，開闢為自行車專用道。

只要這十六條幹道都建好了自行車專用道，大部分台北市區內的地方，都可以騎自行車安全的到達。

假設一位市民要從民生社區騎自行車到萬華，他可以選擇走民生東路，轉敦化北路，右轉仁愛路，左轉新生南路，再右轉和平東路，接和平西路就可以平安到達萬華，即健身又達到交通的目的。

當然這只是畫出大方向，還有很多細膩的地方，要進行細部的規畫，例如十字路口的設計，專用道絕對路權的保障方法，與大眾運輸系統的結合，上下人行道及安全道的順暢與便利等等。

台北市已經是一個過度開發的城市，沒有再大興土朩的本錢，接下來的市政重點，除了都市更新外，就是要思考如何讓生活更友善，人民的生活更健康，更有尊嚴，更人性化。建置完整的自行車道，是一個很好的著力點。

文◎朱紅軍（發自廈門）

一項投資108億元、可能給一座城市帶來800億元以上GDP的”手續完備、程序合法”的化工項目，如何在科學家、政協委員和廣大民意的推動下，最終”暫緩建設”。

峰迴路轉的叫停

5月30日上午，廈門市文化宮八樓，廈門市常務副市長丁國炎正式宣佈了緩建”海滄PX項目”(PX，又稱對二甲苯，化工原料)的決定，並稱市政府已委託新的權威環評機構在原先的基礎上擴大環評範圍，進行整個化工區區域性的規劃環評。

現場並未給出具體環評單位以及”緩建”時間表，整個發佈過程寥寥數分鐘。

對於這一突如其來的”緩建”決定，廈門一在場記者形容為”峰迴路轉，看不明白”。

就在5月28日，《廈門晚報》刊登了一篇該市環保局負責人就”海滄PX項目”答記者問的萬字長文，還以《海滄PX項目已按國家法定程序批准在建》為題，被輿論普遍視為政府強勢推進的信號。

5月29日上午，廈門市政府在要求各部門做好近階段的安定團結工作時，還提及要保證PX項目順利進行。

轉折可能發生在5月29日下午，廈門市主要領導赴福州向福建省領導彙報PX項目進展以及近期在民眾中的反應。據悉，福建省委緊急召開會議，進行了專門研討。

當天晚上，廈門市即準備在海滄區召開新聞通氣會，但幾番變更後最終取消。新聞發佈會改在了5月30日上午8點50分，”緩建”的決定始出。

丁國炎為此提及，此次緩建決定和再次環評的工作，亦得到上級的理解和支持。

曾參與聯署提案的一位政協委員第一時間對南方週末記者稱，對於政府尊重民意採取審慎做法，表示歡迎和激賞，他認為，廈門市民的環保素質和政府的執政能力經此一役，得到了提煉和昇華。

他同時亦希望，政府能在再次環評中，繼續發揚上述風格，積極聽取公眾意見，提供公眾參與可能，確保再次環評的公正、公開，”惟其如此，市民在一個科學、公正的結果面前，才會擁護政府的任何決定”。

傳言紛飛的城市

此次”緩建”決定的緊急出臺，其背景是數月來一直蔓延在整個廈門的關於PX項目的種種安全和環保危害的揣測。

5月27日的廈門時有陰霾，陣雨連連，在開往鼓浪嶼的遊船、在繁華的廈禾路茶餐廳，甚至在海滄區偏僻的鄉村，關於海滄PX項目的議論不絕於耳。

“有沒有收到短信？”這已經成為廈門市民近段時間見面的寒暄語。這是一條直指PX項目的短信，新華網曾披露其部分內容：”翔鷺集團合資已在海滄區動工投資(苯)項目，這種巨毒化工品一旦生產，意味著廈門全島放了一顆原子彈，廈門人民以後的生活將在白血病、畸形兒中度過。我們要生活、我們要健康！國際組織規定這類項目要在距離城市一百公里以外開發，我們廈門距此項目才十六公里啊……”

此前，網絡已成為民眾表達呼聲的場所。在廈門著名的網絡社區小魚社區、廈門大學的公共BBS上，關乎PX項目的帖子，總會吸引數以萬計的點擊率，”保衛廈門”、”還我藍天”的字眼屢現網文標題。

因為沒有可供諮詢的權威信息渠道，南方週末記者發現，其中部分傳聞已近離奇。

就PX物質本身的危害性，南方週末記者專門請教了中科院一化學專家。他在查閱了大量資料並結合自身化學實踐的經驗後對記者稱：”對二甲苯就物質本身而言屬於低毒，在化學專業人士看來，和一般化學物品概念無二，其危害性應該可以控制。至於毒性，可能在其燃燒不充分的時候產生。”

他對傳聞中所說的PX易導致畸形兒一說予以否認，”這有點言過其實了，它是對神經系統有刺激作用，但一般是短暫的。”

不過，在廈門市海滄區，由傳言引發的恐慌情緒確已波及具體行業。毗鄰PX項目所在地的”未來海岸”，這個大型高尚住宅區如今已被戲稱為”味來海岸”。據悉，已有部分購房者要求退房未果。其周遭的二手房價格亦應聲而落。但”未來海岸”的開發商海滄投資發展總公司拒絕就此發表評論。

廈門一地產界人士曾專門調研過海滄板塊，”最低時，部分樓盤的退房率達到30％”。聯想到五年前，海滄曾立志打造廈門的”浦東”，不遺餘力吸引地產商開發，如今的景況令其困惑。他預測，海滄的地產將因PX項目的上馬而步入短暫的陣痛期。

可能被影響的還包括PX項目鄰近的幾所學校，包括北京師範大學附屬海滄學校。該校一位前任領導回憶說，2003年，在海滄區力邀下，學校急速上馬，3月校區施工，9月下旬即已開學招生。等學校落成才恍然發覺，數百米開外竟是煙囪林立的化工廠。

若只是平常的酸臭味尚可忍受，但現在該校的困境可能在於，PX化工項目的上馬，也許會直接導致購房者流失，而影響其生源。

少數廈門市民向南方週末記者表示，他們試圖為孩子調換讀書學校，以達到遠離危險的目的。

一位歸國留學生說，PX項目的上馬正摧毀著廈門市民一直以來對於環境的優越感和自信心。

一個合法的項目？

儘管在民間引起巨大的爭議，但直到5月30日宣佈緩建前，海滄PX項目的建設卻一刻也不曾停息。

5月27日，周日，南方週末記者在PX項目施工現場看到，由浙江東方建設集團承建的煤倉工程正緊張地進行前期打樁施工。

這座直徑達120米的碩大圓穹形建築，需要打樁580根，東方集團在連續作戰一個月後已完成大半，剩下的將在十天內結束。而廠房和鍋爐工程亦尚待進行，”正增派機器和人手。”一位現場工人說。

此前，作為該項目投資方之一的騰龍（特種樹脂）公司一部門經理篤定地告訴南方週末，”工程非但不會停工，還會加速建設”。

已有的進程證明其所言不虛，2006年8月，海滄土地開發總公司開始為該項目征地，短短40天內征地拆遷1920畝。再40天后，所涉土地已平整完畢。這被譽為”史無前例的海滄速度”。

該經理還告訴記者，與征地建設同時進行的是，大部分工廠設備的定貨已近完成，只待2008年進駐廠區。這包括一樁與哈爾濱空調廠達成的數千台冷凍設備的供應合同。

可堪佐證的是，廈門市一銀行人士說，目前幾家銀行針對該項目發放的貸款已達數十億。

投資方”翔鷺化纖”的計劃是，在2008年底，產量80萬噸的PX項目全面建成投產。

而一旦該項目建成，這個號稱全世界最大的PX項目及其下游產業，將至少每年為廈門的GDP貢獻800億元，這相當於廈門現有GDP的四分之一強。

官方資料亦顯示了其順利的獲批過程。據悉，該項目自2004年2月經國務院批准立項後，歷經國土資源部建設用地的預審、國家環保總局於2005年7月審查通過項目的環境影響評價報告，國家發改委將其納入”十一五”PX產業規劃7個大型PX項目之中，並於2006年7月核准通過項目申請報告。

南方週末記者從國家環保總局有關人員處證實了相關說法。”環保總局對第三方環評報告有一個技術審查，看其技術做得是否科學，另外看其報告書是不是符合法律要求，是不是合理，經過審核後最終批准。當時審核一切都是合格的。”國家環保總局環評司一官員說。

一份”意外”的政協提案

若不是今年”兩會”期間，一份由六位中科院院士和百位政協委員聯署的政協一號提案，海滄PX項目恐怕至今都難進入公眾視野。

提案的發起者、廈門大學中科院院士趙玉芬在今年年初發現了該化工項目的存在，依靠多年的化學素養和環保知識，她意識到，作為危險化工原料的PX在距離主城區如此之近的海滄，如此大規模地生產，將會直接影響到廈門的生態環境。

她的同事、廈門大學環境學院教授袁東星為此專門搜集和研究了國內外資料後，驚覺事態的嚴重性。在此前接受媒體採訪時，她曾條分縷析地列出了PX項目可能導致的安全後果和污染隱患，大抵包括：選址過近，國際慣例是類似項目距離城市一般在70公里，中國一般20公里，而海滄PX項目距離廈門主城區最近僅僅7公里，為國際最近的記錄等。

這份一號提案經媒體曝光後，在廈門市民間引發巨大波瀾。普遍的情緒是，化工企業落戶廈門，與公共利益密切相關，為什麼一直隱秘不發？

廈門市人大一工作人員告訴南方週末記者，關於PX項目幾年前就在論證，但一直對外低調處理。

而早在2004年10月，廈門市環保局下屬雜誌就曾刊文，指出當時民眾反映日盛的海滄區空氣質量下降源於”海滄區石化工業區與處於其東面的海滄新城在規劃上存在突出矛盾，今後PX項目以及大石化項目上馬後這種矛盾會更加突出”，並建議政府高度重視。

廈門市一政協委員回憶，早在2006年該項目被批准時，已有部分熟稔化工專業的委員私下擔憂對環境的污染。

但囿於統一思想的需要，”一直無相應提案出現。”廈門市一政協領導對南方週末記者說。

就在今年的廈門市政協會議上，圍繞該PX項目也曾展開激烈辯論，有委員就當場指出，廈門有無必要引進這種項目？

在上月，廈門市政協曾邀請市領導向新任委員介紹廈門市最近的城市發展規劃和成果，介紹中沒有關於PX項目的內容。該委員說，”其實大家最關心這個。”

有效溝通渠道的闕如，其直接後果是，當科學家奮起呼籲後，民眾的情緒被大範圍點燃。於是，各種離奇的傳聞被不斷渲染和強化。

甚至有人將其與吉化雙苯廠的爆炸相聯繫，兩年前那場事故災難性的後果無不令聞者色變。

遲到但堅決的回應

當有關傳言在廈門市民中滿天飛時，廈門市政府以公開報導的形式，對若干民間疑問進行了解釋。

5月28日晚，廈門日報下屬的《廈門晚報》專闢兩個重要版面，刊登萬字長文，以環保局負責人答記者問的形式，正式就海滄PX項目進行全方位介紹。

同日，項目投資方翔鷺集團亦在其網站顯要位置刊登該公司總經理答記者問，內容也多為澄清坊間傳聞，平息爭論。

文章針對性地駁斥了將PX與吉化雙苯廠爆炸相聯繫的觀點，指出PX完全不同于吉化爆炸中的苯胺和硝基苯的劇毒性質，其”安全係數與汽油同一等級”；同時也駁斥了所謂安全距離的質疑，引用諸如殼牌化工區、國內的揚子石化、大連石化等實例，借此強調海滄PX項目並不違背慣例。

文章大量介紹了該項目所採用的世界先進的環保技術和設備，以及地方政府和職能部門擬採取的一系列周密的環保措施和應急預案，結論是該項目的環保水平不僅高於國家規定的環保標準，而且達到了世界先進水平。

作為重要內容被提及的是，該項目已經經過了國家規定的各類審批，一切手續齊備。

此舉雖被認為遲到，但在關鍵時刻卻起到了安撫民心的作用。

院士的態度

在5月27日前後的敏感時期裏，政協提案的發起者廈門大學趙玉芬院士婉拒了南方週末記者的採訪。

趙院士的同事袁東星—一位專門為PX項目的危害搜集科學證據的環境學家，稱一直試圖將項目之爭控制在科學探討的範疇之內。但在短信滿天飛的情形下，她對南方週末記者稱：”現在不適合接受採訪，因為學術之爭正被引向非學術層面。”在28日晚間一次會議的間隙，她壓低聲音說，”事情越來越複雜了”。

在今年的全國”兩會”前後，共同發出呼籲之聲的還包括另外五名院士，及105名政協委員。

黃本立院士是其中之一。

5月28日晚，他對南方週末記者表示，”沒有想到事情這麼複雜”，”只能相信政府的解釋了”。他是學物理出身，自稱沒有專業環保知識，但最初聯繫簽名時，出於本能的環保願望而表示同意。

另一位參與聯署的院士田中群，在仔細閱讀了環保局的答疑報道後表示，他希望參與環評的科學家能站出來，以科學的態度、在科學的範圍內進行公開討論。

他還表示，鑒於公眾的強烈反映，以及前次環評未有公眾參與的狀況，建議有關部門延請”超脫、獨立、沒有利害關係”的環評機構來重新考察，”程序要公正、數據要公開”。

他說，民眾在真正科學的環評之後，一定會尊重科學的結果。”歷史最終會給出答案，決策的對錯將接受時間的考驗。”

而待到緩建決定出臺後的5月30日傍晚，趙玉芬院士終於打破沉默，”這只是應急生出的緩兵之計，離我們要求的遷址還相距遙遠。”

她強烈呼籲，既是重新規劃環評，就應該公佈環評單位和參與者，全方位接受公眾參與和監督。

驅之不散的疑慮

雖然政府已做公開說明，但依然有民眾和政協委員抱有不易驅散的疑慮，除了對”萬一發生事故”的不確定性外，還有對海滄區近年來環境惡化的既有事實的擔憂。

項目投資方”翔鷺化纖”的網頁上羅列著該公司在環保方面享有的榮譽，包括”環保先進單位”、”花園式文明單位”等等，但有關事實表明，民眾一直以來對於該廠是否存在污染事實留有爭議。

毗鄰該工廠的溫厝村村民告訴南方週末記者，每遇夜晚，該村四周總彌漫著一股酸酸的氣味，有時甚至刺鼻到難以入睡。

這樣的氣味，鄰近的北京師範大學附屬海滄學校部分老師亦時常聞到。包括附近的未來海岸業主，也多次向當地環保局反映類似情況。

2006年年初，在廈門市政府工作報告徵求部分政協委員的意見時，即有委員提出對報告中”空氣質量良好”說法的質疑，一位當時在場的委員告訴南方週末記者，爭議最大的就是海滄區”翔鷺化纖”附近的氣味問題。

儘管該公司曾專門就此進行過相應回復，認為此味道對人體無害，而且排放符合國家標準，但民眾的顧慮依然存在。

而今年3月份，一則”2006年度廈門空氣質量由原福建省九地市排名第一，降為倒數第三”的新聞，更是令不少市民憂心忡忡。儘管廈門市環保局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認為，主要罪魁禍首是公交車等車輛尾氣，但很多人都本能地將矛頭指向海滄化工區那些高聳的煙囪。

一座城市的定位之困

這個重大化工項目，究竟為何選址在距離廈門主城區並不遙遠的海滄開發區？

海滄地處廈門島對岸，1997年修建的海滄大橋貫通兩岸。廈門市一政協委員告訴南方週末記者，早在1990年1月，經國家批復，廈門經濟特區即專闢海滄開發區，確定其化工產業的定位，是為”901工程”。

“當時的背景是為了吸引台商王永慶投資開發，劃定了大約20平方公里的面積。”一位知情人介紹。

後來，王永慶的投資項目因故未能如願，”作為補償，當時的1億土地押金，被王永慶悉數捐建給廈門集美大學一教學樓以及廈門一醫院的門診大樓等項目”。

海滄化工開發區因此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處於待開發狀態，僅有翔鷺化纖等少部分化工企業進駐，化工業未充分形成氣候。”這一度成為地方的心病”。

2000年前後，海滄成為廈門地產的新熱點，地方政府加速了海滄地塊的地產開發，著力要將其打造成廈門的”浦東”，政府背景的海滄投資發展有限公司開發的”未來海岸”樓盤，直接起了帶動作用。

當時，鑒於廈門島內日漸攀升的房價，不少市民將目光投向了海滄，一時海滄板塊潛力無限。

“當時都以為翔鷺化纖等企業會逐漸搬遷到其他地方，讓位於新的都市中心，結果誰想到反客為主了。”一位房地產開發商說。

而構成此次抵制PX項目的中堅力量，不乏在海滄置業安家或投資興業的民眾，”我們為生活、為環境而去，卻要被置身於化工煙囪間，誰為我們的處境負責？”

一位曾分管規劃城建工作的廈門市區級領導直陳：”對海滄的規劃，存在著前瞻性不夠、系統性不夠的毛病，不然沒法解釋在吸引大量住宅區後卻會引進一個巨大的化工項目。”

由化工至地產，再至化工，海滄開發區實際上經歷的開發思路搖擺，終於在PX項目上出現衝撞。

另一個被引發的話題是：廈門會何去何從？這座素來以環境優勢著稱的沿海城市，被授予聯合國最佳人居城市，擁有著鼓浪嶼等首批國家5A景區的城市，究竟該不該確立化工行業為支柱產業？

“廈門面積又小，無論設在哪裡，都是牽一發動全身。”有市民擔心，PX項目的規模和將來的權重，足夠改變廈門未來的走向，”環境的優勢可以永續，但化工產品卻會隨著市場而起伏，究竟孰輕孰重？”

上述領導介紹，1990年左右，當時的海滄區，王永慶亦曾準備投資一電廠，後來幾番論證，還是因為擔心帶來酸雨造成環境破壞，尤其怕影響以鼓浪嶼為代表的旅遊產業，最終還是放棄了，王后來將電廠移到了漳州。

國家環保總局的上述環評司官員也表示，問題主要出在規劃區的功能分工上，因為本來是化工區，後來又引進了大量的住宅和人口，造成了矛盾。”這沒有什麼好的解決辦法。只有改變區域的功能。”

如是，不管再次的環評結果如何，廈門市政府面對的都將是一個兩難困境：若引進該項目，則意味著對前幾年大力推動的地產項目進行善後，”這不是一個輕巧的事”；要麼就是放棄該項目，則廈門將失去一個發展石化重鎮的絕佳機會，當然也包括數百億的GDP以及相伴而生的就業機會等等。

而廈門這座城市未來的命運，在很大程度上也將因此被改變。

文◎張英（記者）、朱晴依（實習生）

雖然教育部並未強制規定將大學語文定為高校必修課，但必修之風卻迅速波及全國……

“我搞了三十年的大學語文，眼看著它從幾所學校的自發行為變成了全國高校的集體行為。現在教育部大力支持，全社會贊成，我真是很欣慰。”在接受南方週末記者專訪時，92歲的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名譽主任、全國大學語文研究會名譽會長徐中玉坐在嘎嘎響的籐椅上，手裏拿著自己編的大學語文，滿臉笑容–這是文革之後我國第一本大學語文教材。

5月10日，《北京晨報》登了一篇不起眼的報道：”以前英語不及格不能畢業，現在漢語不及格也不能畢業。教育部要求高校面向全體大學生開設中國語文課，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南開大學等多家學校把語文課列為必修課。”報道被轉載後，成為了全社會關注的焦點。

5月11日，教育部網站刊發聲明：”因高校課程設置問題涉及高校辦學自主權範疇，教育部並未對高校大學語文課程開設做硬性規定，該課程如何設置由學校自行決定。”

自此，事情變得撲朔迷離。南方週末記者就此展開調查，採訪了一直在推動大學語文成為大學必修課程的背後推手—教育部全國高校中文學科教學指導委員會主任、南開大學常務副校長陳洪和全國大學語文研究會會長、華東師範大學終身教授齊森華。

“通知”背後

“媒介的報導太簡單了，沒有講清楚基本事實。”對大學語文成為大學必修課程引發的社會爭論，陳洪對南方週末記者說。

2007年3月12日，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以”教育部司局函件”的形式，下發《關於轉發〈高等學校大學語文教學改革研討會紀要〉的通知》，致函給各地教委和教育部直屬高校，請各地結合本地區、學校實際，認真做好大學語文教學改革工作。在這封編號為”【2007】38號”的教高司函後面，還附上了一份5頁的《高等學校大學語文教學改革研討會紀要》。

陳洪說，這個研討會跟去年中央公佈的《國家”十一五”時期文化發展規劃綱要》有關，綱要提出：高等學校面向全體大學生開設中國語文課，”印象中這還是國家第一次提到要加強語文教學。”

教育部發起並委託中文教育指導委員會和大學語文研究會合作召開研討會。研討會2006年11月4日在湖南文理學院召開，與會者有七十多人，包括兩家主辦方，部分高校人文學院和文學院大學語文教學改革的負責人等。”高教司副司長楊志堅和文科處處長劉向虹也參加了這個會議。”齊森華說。

在兩天的會議裏，專家圍繞大學語文教學內容、主要問題、培養目標以及大學語文教學與素質教育的關係等問題進行了重點討論。大家一致呼籲，應該把大學語文當成大學課程裏的公共必修課。

“教育部的領導也很支持，考慮到現在強調高校辦學自主權，不宜強行規定加強大學語文教學，所以最後就以紀要加通知形式，作為高教司第38號文件正式發到各高校。”齊森華解釋了媒體沒有弄清的”基本事實”

接到通知後，各地高校反應強烈，北大、南開、清華、北航、華東師大等學校馬上採取行動，把大學語文列為除中文系以外的學生必修課。華中科技大學、江西理工大學、四川大學、雲南大學等高校也因此出現了”語文不及格不能畢業”的說法。

根據新浪網關於”是否支持將語文列為大學必修課”的調查顯示，38842位參與調查的網友中，90.2％的網友支持全面開設大學語文課。

陳洪分析教育部之所以會發表5月11日的”聲明”，是擔心有”負面影響”，”現在國家對學時有限制，各學科都想增加自己的學時，要增加大學語文為必修課，意味著減少其他課程的學時。而且教育部現在主要職能是指導辦學，沒有強迫執行的行政權力。”

1402種教材

大學語文成為必修課程，最高興的是出版社。

據某權威圖書館提供的資料顯示，從上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館藏各種版本的大學語文教材及有關教學圖書有1402種，用於現在大學語文教學的教材在400種左右。”大家都不敢相信，可這是事實。一門課程有這麼多的教材，這樣的事情在任何國家都不可能有的，但是在我們國家就發生了。”齊森華說。

1952年我國採用前蘇聯教育模式，高校進行大規模的院系調整後，大學語文作為公共課程從此消失，中斷了近三十年。1978年秋天，南京大學恢復了大學語文課程，校長匡亞明對當時的語文教材不滿意。徐中玉剛剛摘掉”右派”帽子，匡亞明主動和他聯繫，希望兩校合作，編寫一本高水平的教材。

1980年10月，徐中玉所在的華東師範大學與南京大學在上海召開”大學語文教學討論會”，全國二十多所高校參加，經過討論，與會代表制定了教學大綱，擬定了教材篇目，成立了教材編審會，籌建大學語文研究會，並在上海、合肥、濟南、杭州開了四次編選會。1981年2月由徐中玉和匡亞明在上海審定完教材，交由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自此，全國部分高校逐漸恢復大學語文的教學。

由於國家沒有統一的要求和規定，加上徐中玉主編《大學語文》出版以後到2005年光正版就賣了1700萬冊，各出版社見《大學語文》有利可圖，一擁而上，幾百種不同版本的《大學語文》就這樣出現了。

“一些大學裏的編寫者靠這個可以作為學術成果評職稱；還有些大學的教材是自編自售，獲取經濟利益；規模小一點的大學幾所聯合起來，也能夠消化掉自編教材。”齊森華說。

據教育部全國高校中文學科教學指導委員會去年8月的一項調查數據表明，在目前全國一百多所高校使用的大學語文教材當中，由徐中玉、齊森華主編的各種版本的《大學語文》約占市場的30％；南開大學教授陳洪主編的《大學語文》、南京大學教授丁帆主編的《新編大學語文》、東南大學教授王步高主編的《大學語文》、北京大學教授溫儒敏主編的《高等語文》等5種教材占市場份額的15％，其餘55％為其他品牌的教材。

華東師大出版社副社長繆宏才擔心的是，在大學語文普遍成為高校公共必修課之後，地方自編教材會越來越多。

齊森華說，現在的《大學語文》雖然品種多，但看上去卻很相似。在他搜集的五十多種教材裏，從框架到編選的文章、注解、思考題，大同小異，大多都是抄來抄去。

東南大學教授王步高在研究會上他呼籲說，如果要面向所有大學學生開設大學語文課，教材出版必須有一個准入機制。

目前，這一呼籲已得到教育部的認可。在陳洪看來，比較好的辦法是由教育部出面，對目前正在使用的幾百種《大學語文》組織最高水平的語文專家進行評審，選出五到六種大家認為質量最高的教材，淘汰那些質量低劣的教材。

誰來教　怎麼教

據齊森華估計，從2007年9月起，幾百所高校將把大學語文列為必修課程，大家推廣大學語文的積極性也很高，對這樣的熱潮，無論是徐中玉，還是齊森華和陳洪，在短暫的興奮之後，更多的是憂慮。

“現在的學生不喜歡語文，這個結果必須由老師來負責。大學語文這門課對老師要求很高，同樣一本教材，有的人教得非常好，換個人就索然乏味。”徐中玉說，怎麼提高教師自身素質，把課講得優美動聽，是語文教學成敗的關鍵。

1934年，徐中玉從中等師範學校畢業，當了兩年小學教師後，考入當時的國立山東大學中文系，”我在山東大學讀書的時候，給我們上大學語文課的都是老舍、葉石蓀、台靜農這樣的老師，他們的課不僅有很多活潑的比喻，還拿自己的創作舉例。”

現在的問題是，到哪裡再去找老舍那樣的老師？1952年以前，各大學都是讓本校最好的老師教大學語文，但隨著院系調整，文理科分家，大學語文取消，這些老師不是到圖書館去工作，就是改行當了秘書。到1980年代，各大學想恢復大學語文時，突然發現根本就找不到合適的老師任教—他們不是去世了，就是年歲已高。

齊森華更加焦慮的是，能教大學語文的新老師也不會多。

目前全國大學語文教學有兩種模式：一種是設立大學語文教研部(室)，專門負責學校的大學語文的教學工作—但大學語文是基礎課，很難出科研成果，教師的職稱很難得到解決，因此他們一有機會，就會改行搞專業研究；另一種是沒有專門的大學語文教研室，根據不同的課程內容，依託中文系各個研究方向的老師輪流講授，這些教師學有專長，教學水平和效果比較好—但對課程建設缺少全面長遠的考慮。

惟一的好變化是，許多新畢業的博士、碩士進入了大學語文教學崗位，但問題也很明顯—根據大學語文研究會調查，40歲以下的年輕教師占了60％，講師和助教占了一多半。針對這樣的現象，在與教育部高教司溝通後，全國高校中文學科教學指導委員會準備成立兩個大學語文教學培訓中心，北方的中心設在北京大學和南開大學，南方中心設在華東師大和南京大學。

齊森華看到南開大學為大學語文教學配了2位博士後和7名博士的時候，就像看到了一個不可能的奇跡。南開大學的這個隊伍裏，除1個管理人員，其他8個都是博導、碩導。

“我們針對現在的大學生話說不清楚、信寫不流暢的現象，大膽進行教學改革，配備最好的教授，希望能夠在實際教學中修整、重建大學語文的漢語形象。”在陳洪的推動下，南開大學取消了語文書面考試。南開的老師們在課堂上只管把文章講好，學生們聽完課回去上網，登陸學校建立的4a教學平臺和大學語文BBS，查看老師佈置、批改的作業，或者去”我學大語”板塊裏討論某個作家的作品，在”原創天地”裏寫上一首詩歌、一篇散文或小說，甚至是讀書筆記。

“如果一個同學一學期寫5篇原創文章，那他就可以得到寫作的10分。我們發現，這個激勵機制建立以後，學生們寫的遠遠超出這個數字，發表的文章都有跟帖評論，大家還經常交流。學生把這當成是博客，熱情高漲，經常在線寫作。”陳洪對現狀很滿意。

但南開只是一個例外。雖然大學語文這門課從恢復到現在已有30年了，一些高校也一直有這門課程，但到目前為止，全國大部分高校都沒有專門的大學語文教學隊伍。

（本文轉載自2007年5月24日出刊之《南方週末》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