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曹以會

「油價上漲、能源枯竭、溫室氣體」這些都是外在環境，「缺少運動、脂肪累積、百病叢生」這是內在問題，在內外交迫下，騎自行車成了顯學。但是「空氣汙濁、險象環生、竊賊處處」，這種情形，再有心的人都不會想騎車來虐待自己。

有自行車愛好者，發起了環台千里自行車道(或步道)；不少人騎車走上街頭，要求自行車路權；交通部同意研擬交通法規，明定自行車的路權。很多人都在傷腦筋，如何讓自行車可以自在愉快的騎在路上，不用擔心，不用受怕。

不論未來台灣會不會出現環島千里的自行車道，現階段只要在台北市做一些小小的改變，一切都會改觀，不用改交通法令，不用去跟擁擠的車道搶路權。而且這個小小的改變，也真的花不了什麼錢，就可以讓自行車的愛好者，自在的騎在台北市街頭，即可以把自行車當作通勤工具，也可以把自行車當成健身工具。

馬英九自己喜歡騎自行車，他在當台北市長時，沿淡水河系的各支流，興建了百公里的自行車道，做為民眾健身休閒之用。這個作法也不能說不對，但是對於自行車的愛好者而已，畢竟還是有「隔靴搔癢」的感覺，因為堤外自行車道，只發揮了自行車的「休閒健身」這部分的功能而已。

想要真正的讓自行車文化找回來，找回三十年前台灣人人騎自行車的文化，那就一定要讓自行車可以發揮「交通運輸」的功能才有可能。

但是台北市到底要怎麼做呢？那個小小的改變又是什麼？那就是「八橫八縱」的自行車路網，所謂「八橫」，由北到南分別是民族、民權、民生、南京、忠孝、仁愛、信義、和平；而所謂的「八緃」則是中華、承德、中山、羅斯福、新生、建國、復興、敦化、光復。

八橫八緃要如何重生台北市的自行車交通呢？這八橫八緃都是台北市區內的重要幹道，也是路幅較廣的道路，從這十六路條著手，興建自行車專用道。如果有較大的安全島，例如敦化南北路及仁愛路，就在安全島的中間，開闢雙向的自行車專用道。其他路幅夠寬但是沒有大安全島的路，可以選擇一部分的人行道，開闢為自行車專用道。

只要這十六條幹道都建好了自行車專用道，大部分台北市區內的地方，都可以騎自行車安全的到達。

假設一位市民要從民生社區騎自行車到萬華，他可以選擇走民生東路，轉敦化北路，右轉仁愛路，左轉新生南路，再右轉和平東路，接和平西路就可以平安到達萬華，即健身又達到交通的目的。

當然這只是畫出大方向，還有很多細膩的地方，要進行細部的規畫，例如十字路口的設計，專用道絕對路權的保障方法，與大眾運輸系統的結合，上下人行道及安全道的順暢與便利等等。

台北市已經是一個過度開發的城市，沒有再大興土朩的本錢，接下來的市政重點，除了都市更新外，就是要思考如何讓生活更友善，人民的生活更健康，更有尊嚴，更人性化。建置完整的自行車道，是一個很好的著力點。

文◎朱紅軍（發自廈門）

一項投資108億元、可能給一座城市帶來800億元以上GDP的”手續完備、程序合法”的化工項目，如何在科學家、政協委員和廣大民意的推動下，最終”暫緩建設”。

峰迴路轉的叫停

5月30日上午，廈門市文化宮八樓，廈門市常務副市長丁國炎正式宣佈了緩建”海滄PX項目”(PX，又稱對二甲苯，化工原料)的決定，並稱市政府已委託新的權威環評機構在原先的基礎上擴大環評範圍，進行整個化工區區域性的規劃環評。

現場並未給出具體環評單位以及”緩建”時間表，整個發佈過程寥寥數分鐘。

對於這一突如其來的”緩建”決定，廈門一在場記者形容為”峰迴路轉，看不明白”。

就在5月28日，《廈門晚報》刊登了一篇該市環保局負責人就”海滄PX項目”答記者問的萬字長文，還以《海滄PX項目已按國家法定程序批准在建》為題，被輿論普遍視為政府強勢推進的信號。

5月29日上午，廈門市政府在要求各部門做好近階段的安定團結工作時，還提及要保證PX項目順利進行。

轉折可能發生在5月29日下午，廈門市主要領導赴福州向福建省領導彙報PX項目進展以及近期在民眾中的反應。據悉，福建省委緊急召開會議，進行了專門研討。

當天晚上，廈門市即準備在海滄區召開新聞通氣會，但幾番變更後最終取消。新聞發佈會改在了5月30日上午8點50分，”緩建”的決定始出。

丁國炎為此提及，此次緩建決定和再次環評的工作，亦得到上級的理解和支持。

曾參與聯署提案的一位政協委員第一時間對南方週末記者稱，對於政府尊重民意採取審慎做法，表示歡迎和激賞，他認為，廈門市民的環保素質和政府的執政能力經此一役，得到了提煉和昇華。

他同時亦希望，政府能在再次環評中，繼續發揚上述風格，積極聽取公眾意見，提供公眾參與可能，確保再次環評的公正、公開，”惟其如此，市民在一個科學、公正的結果面前，才會擁護政府的任何決定”。

傳言紛飛的城市

此次”緩建”決定的緊急出臺，其背景是數月來一直蔓延在整個廈門的關於PX項目的種種安全和環保危害的揣測。

5月27日的廈門時有陰霾，陣雨連連，在開往鼓浪嶼的遊船、在繁華的廈禾路茶餐廳，甚至在海滄區偏僻的鄉村，關於海滄PX項目的議論不絕於耳。

“有沒有收到短信？”這已經成為廈門市民近段時間見面的寒暄語。這是一條直指PX項目的短信，新華網曾披露其部分內容：”翔鷺集團合資已在海滄區動工投資(苯)項目，這種巨毒化工品一旦生產，意味著廈門全島放了一顆原子彈，廈門人民以後的生活將在白血病、畸形兒中度過。我們要生活、我們要健康！國際組織規定這類項目要在距離城市一百公里以外開發，我們廈門距此項目才十六公里啊……”

此前，網絡已成為民眾表達呼聲的場所。在廈門著名的網絡社區小魚社區、廈門大學的公共BBS上，關乎PX項目的帖子，總會吸引數以萬計的點擊率，”保衛廈門”、”還我藍天”的字眼屢現網文標題。

因為沒有可供諮詢的權威信息渠道，南方週末記者發現，其中部分傳聞已近離奇。

就PX物質本身的危害性，南方週末記者專門請教了中科院一化學專家。他在查閱了大量資料並結合自身化學實踐的經驗後對記者稱：”對二甲苯就物質本身而言屬於低毒，在化學專業人士看來，和一般化學物品概念無二，其危害性應該可以控制。至於毒性，可能在其燃燒不充分的時候產生。”

他對傳聞中所說的PX易導致畸形兒一說予以否認，”這有點言過其實了，它是對神經系統有刺激作用，但一般是短暫的。”

不過，在廈門市海滄區，由傳言引發的恐慌情緒確已波及具體行業。毗鄰PX項目所在地的”未來海岸”，這個大型高尚住宅區如今已被戲稱為”味來海岸”。據悉，已有部分購房者要求退房未果。其周遭的二手房價格亦應聲而落。但”未來海岸”的開發商海滄投資發展總公司拒絕就此發表評論。

廈門一地產界人士曾專門調研過海滄板塊，”最低時，部分樓盤的退房率達到30％”。聯想到五年前，海滄曾立志打造廈門的”浦東”，不遺餘力吸引地產商開發，如今的景況令其困惑。他預測，海滄的地產將因PX項目的上馬而步入短暫的陣痛期。

可能被影響的還包括PX項目鄰近的幾所學校，包括北京師範大學附屬海滄學校。該校一位前任領導回憶說，2003年，在海滄區力邀下，學校急速上馬，3月校區施工，9月下旬即已開學招生。等學校落成才恍然發覺，數百米開外竟是煙囪林立的化工廠。

若只是平常的酸臭味尚可忍受，但現在該校的困境可能在於，PX化工項目的上馬，也許會直接導致購房者流失，而影響其生源。

少數廈門市民向南方週末記者表示，他們試圖為孩子調換讀書學校，以達到遠離危險的目的。

一位歸國留學生說，PX項目的上馬正摧毀著廈門市民一直以來對於環境的優越感和自信心。

一個合法的項目？

儘管在民間引起巨大的爭議，但直到5月30日宣佈緩建前，海滄PX項目的建設卻一刻也不曾停息。

5月27日，周日，南方週末記者在PX項目施工現場看到，由浙江東方建設集團承建的煤倉工程正緊張地進行前期打樁施工。

這座直徑達120米的碩大圓穹形建築，需要打樁580根，東方集團在連續作戰一個月後已完成大半，剩下的將在十天內結束。而廠房和鍋爐工程亦尚待進行，”正增派機器和人手。”一位現場工人說。

此前，作為該項目投資方之一的騰龍（特種樹脂）公司一部門經理篤定地告訴南方週末，”工程非但不會停工，還會加速建設”。

已有的進程證明其所言不虛，2006年8月，海滄土地開發總公司開始為該項目征地，短短40天內征地拆遷1920畝。再40天后，所涉土地已平整完畢。這被譽為”史無前例的海滄速度”。

該經理還告訴記者，與征地建設同時進行的是，大部分工廠設備的定貨已近完成，只待2008年進駐廠區。這包括一樁與哈爾濱空調廠達成的數千台冷凍設備的供應合同。

可堪佐證的是，廈門市一銀行人士說，目前幾家銀行針對該項目發放的貸款已達數十億。

投資方”翔鷺化纖”的計劃是，在2008年底，產量80萬噸的PX項目全面建成投產。

而一旦該項目建成，這個號稱全世界最大的PX項目及其下游產業，將至少每年為廈門的GDP貢獻800億元，這相當於廈門現有GDP的四分之一強。

官方資料亦顯示了其順利的獲批過程。據悉，該項目自2004年2月經國務院批准立項後，歷經國土資源部建設用地的預審、國家環保總局於2005年7月審查通過項目的環境影響評價報告，國家發改委將其納入”十一五”PX產業規劃7個大型PX項目之中，並於2006年7月核准通過項目申請報告。

南方週末記者從國家環保總局有關人員處證實了相關說法。”環保總局對第三方環評報告有一個技術審查，看其技術做得是否科學，另外看其報告書是不是符合法律要求，是不是合理，經過審核後最終批准。當時審核一切都是合格的。”國家環保總局環評司一官員說。

一份”意外”的政協提案

若不是今年”兩會”期間，一份由六位中科院院士和百位政協委員聯署的政協一號提案，海滄PX項目恐怕至今都難進入公眾視野。

提案的發起者、廈門大學中科院院士趙玉芬在今年年初發現了該化工項目的存在，依靠多年的化學素養和環保知識，她意識到，作為危險化工原料的PX在距離主城區如此之近的海滄，如此大規模地生產，將會直接影響到廈門的生態環境。

她的同事、廈門大學環境學院教授袁東星為此專門搜集和研究了國內外資料後，驚覺事態的嚴重性。在此前接受媒體採訪時，她曾條分縷析地列出了PX項目可能導致的安全後果和污染隱患，大抵包括：選址過近，國際慣例是類似項目距離城市一般在70公里，中國一般20公里，而海滄PX項目距離廈門主城區最近僅僅7公里，為國際最近的記錄等。

這份一號提案經媒體曝光後，在廈門市民間引發巨大波瀾。普遍的情緒是，化工企業落戶廈門，與公共利益密切相關，為什麼一直隱秘不發？

廈門市人大一工作人員告訴南方週末記者，關於PX項目幾年前就在論證，但一直對外低調處理。

而早在2004年10月，廈門市環保局下屬雜誌就曾刊文，指出當時民眾反映日盛的海滄區空氣質量下降源於”海滄區石化工業區與處於其東面的海滄新城在規劃上存在突出矛盾，今後PX項目以及大石化項目上馬後這種矛盾會更加突出”，並建議政府高度重視。

廈門市一政協委員回憶，早在2006年該項目被批准時，已有部分熟稔化工專業的委員私下擔憂對環境的污染。

但囿於統一思想的需要，”一直無相應提案出現。”廈門市一政協領導對南方週末記者說。

就在今年的廈門市政協會議上，圍繞該PX項目也曾展開激烈辯論，有委員就當場指出，廈門有無必要引進這種項目？

在上月，廈門市政協曾邀請市領導向新任委員介紹廈門市最近的城市發展規劃和成果，介紹中沒有關於PX項目的內容。該委員說，”其實大家最關心這個。”

有效溝通渠道的闕如，其直接後果是，當科學家奮起呼籲後，民眾的情緒被大範圍點燃。於是，各種離奇的傳聞被不斷渲染和強化。

甚至有人將其與吉化雙苯廠的爆炸相聯繫，兩年前那場事故災難性的後果無不令聞者色變。

遲到但堅決的回應

當有關傳言在廈門市民中滿天飛時，廈門市政府以公開報導的形式，對若干民間疑問進行了解釋。

5月28日晚，廈門日報下屬的《廈門晚報》專闢兩個重要版面，刊登萬字長文，以環保局負責人答記者問的形式，正式就海滄PX項目進行全方位介紹。

同日，項目投資方翔鷺集團亦在其網站顯要位置刊登該公司總經理答記者問，內容也多為澄清坊間傳聞，平息爭論。

文章針對性地駁斥了將PX與吉化雙苯廠爆炸相聯繫的觀點，指出PX完全不同于吉化爆炸中的苯胺和硝基苯的劇毒性質，其”安全係數與汽油同一等級”；同時也駁斥了所謂安全距離的質疑，引用諸如殼牌化工區、國內的揚子石化、大連石化等實例，借此強調海滄PX項目並不違背慣例。

文章大量介紹了該項目所採用的世界先進的環保技術和設備，以及地方政府和職能部門擬採取的一系列周密的環保措施和應急預案，結論是該項目的環保水平不僅高於國家規定的環保標準，而且達到了世界先進水平。

作為重要內容被提及的是，該項目已經經過了國家規定的各類審批，一切手續齊備。

此舉雖被認為遲到，但在關鍵時刻卻起到了安撫民心的作用。

院士的態度

在5月27日前後的敏感時期裏，政協提案的發起者廈門大學趙玉芬院士婉拒了南方週末記者的採訪。

趙院士的同事袁東星—一位專門為PX項目的危害搜集科學證據的環境學家，稱一直試圖將項目之爭控制在科學探討的範疇之內。但在短信滿天飛的情形下，她對南方週末記者稱：”現在不適合接受採訪，因為學術之爭正被引向非學術層面。”在28日晚間一次會議的間隙，她壓低聲音說，”事情越來越複雜了”。

在今年的全國”兩會”前後，共同發出呼籲之聲的還包括另外五名院士，及105名政協委員。

黃本立院士是其中之一。

5月28日晚，他對南方週末記者表示，”沒有想到事情這麼複雜”，”只能相信政府的解釋了”。他是學物理出身，自稱沒有專業環保知識，但最初聯繫簽名時，出於本能的環保願望而表示同意。

另一位參與聯署的院士田中群，在仔細閱讀了環保局的答疑報道後表示，他希望參與環評的科學家能站出來，以科學的態度、在科學的範圍內進行公開討論。

他還表示，鑒於公眾的強烈反映，以及前次環評未有公眾參與的狀況，建議有關部門延請”超脫、獨立、沒有利害關係”的環評機構來重新考察，”程序要公正、數據要公開”。

他說，民眾在真正科學的環評之後，一定會尊重科學的結果。”歷史最終會給出答案，決策的對錯將接受時間的考驗。”

而待到緩建決定出臺後的5月30日傍晚，趙玉芬院士終於打破沉默，”這只是應急生出的緩兵之計，離我們要求的遷址還相距遙遠。”

她強烈呼籲，既是重新規劃環評，就應該公佈環評單位和參與者，全方位接受公眾參與和監督。

驅之不散的疑慮

雖然政府已做公開說明，但依然有民眾和政協委員抱有不易驅散的疑慮，除了對”萬一發生事故”的不確定性外，還有對海滄區近年來環境惡化的既有事實的擔憂。

項目投資方”翔鷺化纖”的網頁上羅列著該公司在環保方面享有的榮譽，包括”環保先進單位”、”花園式文明單位”等等，但有關事實表明，民眾一直以來對於該廠是否存在污染事實留有爭議。

毗鄰該工廠的溫厝村村民告訴南方週末記者，每遇夜晚，該村四周總彌漫著一股酸酸的氣味，有時甚至刺鼻到難以入睡。

這樣的氣味，鄰近的北京師範大學附屬海滄學校部分老師亦時常聞到。包括附近的未來海岸業主，也多次向當地環保局反映類似情況。

2006年年初，在廈門市政府工作報告徵求部分政協委員的意見時，即有委員提出對報告中”空氣質量良好”說法的質疑，一位當時在場的委員告訴南方週末記者，爭議最大的就是海滄區”翔鷺化纖”附近的氣味問題。

儘管該公司曾專門就此進行過相應回復，認為此味道對人體無害，而且排放符合國家標準，但民眾的顧慮依然存在。

而今年3月份，一則”2006年度廈門空氣質量由原福建省九地市排名第一，降為倒數第三”的新聞，更是令不少市民憂心忡忡。儘管廈門市環保局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認為，主要罪魁禍首是公交車等車輛尾氣，但很多人都本能地將矛頭指向海滄化工區那些高聳的煙囪。

一座城市的定位之困

這個重大化工項目，究竟為何選址在距離廈門主城區並不遙遠的海滄開發區？

海滄地處廈門島對岸，1997年修建的海滄大橋貫通兩岸。廈門市一政協委員告訴南方週末記者，早在1990年1月，經國家批復，廈門經濟特區即專闢海滄開發區，確定其化工產業的定位，是為”901工程”。

“當時的背景是為了吸引台商王永慶投資開發，劃定了大約20平方公里的面積。”一位知情人介紹。

後來，王永慶的投資項目因故未能如願，”作為補償，當時的1億土地押金，被王永慶悉數捐建給廈門集美大學一教學樓以及廈門一醫院的門診大樓等項目”。

海滄化工開發區因此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處於待開發狀態，僅有翔鷺化纖等少部分化工企業進駐，化工業未充分形成氣候。”這一度成為地方的心病”。

2000年前後，海滄成為廈門地產的新熱點，地方政府加速了海滄地塊的地產開發，著力要將其打造成廈門的”浦東”，政府背景的海滄投資發展有限公司開發的”未來海岸”樓盤，直接起了帶動作用。

當時，鑒於廈門島內日漸攀升的房價，不少市民將目光投向了海滄，一時海滄板塊潛力無限。

“當時都以為翔鷺化纖等企業會逐漸搬遷到其他地方，讓位於新的都市中心，結果誰想到反客為主了。”一位房地產開發商說。

而構成此次抵制PX項目的中堅力量，不乏在海滄置業安家或投資興業的民眾，”我們為生活、為環境而去，卻要被置身於化工煙囪間，誰為我們的處境負責？”

一位曾分管規劃城建工作的廈門市區級領導直陳：”對海滄的規劃，存在著前瞻性不夠、系統性不夠的毛病，不然沒法解釋在吸引大量住宅區後卻會引進一個巨大的化工項目。”

由化工至地產，再至化工，海滄開發區實際上經歷的開發思路搖擺，終於在PX項目上出現衝撞。

另一個被引發的話題是：廈門會何去何從？這座素來以環境優勢著稱的沿海城市，被授予聯合國最佳人居城市，擁有著鼓浪嶼等首批國家5A景區的城市，究竟該不該確立化工行業為支柱產業？

“廈門面積又小，無論設在哪裡，都是牽一發動全身。”有市民擔心，PX項目的規模和將來的權重，足夠改變廈門未來的走向，”環境的優勢可以永續，但化工產品卻會隨著市場而起伏，究竟孰輕孰重？”

上述領導介紹，1990年左右，當時的海滄區，王永慶亦曾準備投資一電廠，後來幾番論證，還是因為擔心帶來酸雨造成環境破壞，尤其怕影響以鼓浪嶼為代表的旅遊產業，最終還是放棄了，王后來將電廠移到了漳州。

國家環保總局的上述環評司官員也表示，問題主要出在規劃區的功能分工上，因為本來是化工區，後來又引進了大量的住宅和人口，造成了矛盾。”這沒有什麼好的解決辦法。只有改變區域的功能。”

如是，不管再次的環評結果如何，廈門市政府面對的都將是一個兩難困境：若引進該項目，則意味著對前幾年大力推動的地產項目進行善後，”這不是一個輕巧的事”；要麼就是放棄該項目，則廈門將失去一個發展石化重鎮的絕佳機會，當然也包括數百億的GDP以及相伴而生的就業機會等等。

而廈門這座城市未來的命運，在很大程度上也將因此被改變。

文◎張英（記者）、朱晴依（實習生）

雖然教育部並未強制規定將大學語文定為高校必修課，但必修之風卻迅速波及全國……

“我搞了三十年的大學語文，眼看著它從幾所學校的自發行為變成了全國高校的集體行為。現在教育部大力支持，全社會贊成，我真是很欣慰。”在接受南方週末記者專訪時，92歲的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名譽主任、全國大學語文研究會名譽會長徐中玉坐在嘎嘎響的籐椅上，手裏拿著自己編的大學語文，滿臉笑容–這是文革之後我國第一本大學語文教材。

5月10日，《北京晨報》登了一篇不起眼的報道：”以前英語不及格不能畢業，現在漢語不及格也不能畢業。教育部要求高校面向全體大學生開設中國語文課，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南開大學等多家學校把語文課列為必修課。”報道被轉載後，成為了全社會關注的焦點。

5月11日，教育部網站刊發聲明：”因高校課程設置問題涉及高校辦學自主權範疇，教育部並未對高校大學語文課程開設做硬性規定，該課程如何設置由學校自行決定。”

自此，事情變得撲朔迷離。南方週末記者就此展開調查，採訪了一直在推動大學語文成為大學必修課程的背後推手—教育部全國高校中文學科教學指導委員會主任、南開大學常務副校長陳洪和全國大學語文研究會會長、華東師範大學終身教授齊森華。

“通知”背後

“媒介的報導太簡單了，沒有講清楚基本事實。”對大學語文成為大學必修課程引發的社會爭論，陳洪對南方週末記者說。

2007年3月12日，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以”教育部司局函件”的形式，下發《關於轉發〈高等學校大學語文教學改革研討會紀要〉的通知》，致函給各地教委和教育部直屬高校，請各地結合本地區、學校實際，認真做好大學語文教學改革工作。在這封編號為”【2007】38號”的教高司函後面，還附上了一份5頁的《高等學校大學語文教學改革研討會紀要》。

陳洪說，這個研討會跟去年中央公佈的《國家”十一五”時期文化發展規劃綱要》有關，綱要提出：高等學校面向全體大學生開設中國語文課，”印象中這還是國家第一次提到要加強語文教學。”

教育部發起並委託中文教育指導委員會和大學語文研究會合作召開研討會。研討會2006年11月4日在湖南文理學院召開，與會者有七十多人，包括兩家主辦方，部分高校人文學院和文學院大學語文教學改革的負責人等。”高教司副司長楊志堅和文科處處長劉向虹也參加了這個會議。”齊森華說。

在兩天的會議裏，專家圍繞大學語文教學內容、主要問題、培養目標以及大學語文教學與素質教育的關係等問題進行了重點討論。大家一致呼籲，應該把大學語文當成大學課程裏的公共必修課。

“教育部的領導也很支持，考慮到現在強調高校辦學自主權，不宜強行規定加強大學語文教學，所以最後就以紀要加通知形式，作為高教司第38號文件正式發到各高校。”齊森華解釋了媒體沒有弄清的”基本事實”

接到通知後，各地高校反應強烈，北大、南開、清華、北航、華東師大等學校馬上採取行動，把大學語文列為除中文系以外的學生必修課。華中科技大學、江西理工大學、四川大學、雲南大學等高校也因此出現了”語文不及格不能畢業”的說法。

根據新浪網關於”是否支持將語文列為大學必修課”的調查顯示，38842位參與調查的網友中，90.2％的網友支持全面開設大學語文課。

陳洪分析教育部之所以會發表5月11日的”聲明”，是擔心有”負面影響”，”現在國家對學時有限制，各學科都想增加自己的學時，要增加大學語文為必修課，意味著減少其他課程的學時。而且教育部現在主要職能是指導辦學，沒有強迫執行的行政權力。”

1402種教材

大學語文成為必修課程，最高興的是出版社。

據某權威圖書館提供的資料顯示，從上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館藏各種版本的大學語文教材及有關教學圖書有1402種，用於現在大學語文教學的教材在400種左右。”大家都不敢相信，可這是事實。一門課程有這麼多的教材，這樣的事情在任何國家都不可能有的，但是在我們國家就發生了。”齊森華說。

1952年我國採用前蘇聯教育模式，高校進行大規模的院系調整後，大學語文作為公共課程從此消失，中斷了近三十年。1978年秋天，南京大學恢復了大學語文課程，校長匡亞明對當時的語文教材不滿意。徐中玉剛剛摘掉”右派”帽子，匡亞明主動和他聯繫，希望兩校合作，編寫一本高水平的教材。

1980年10月，徐中玉所在的華東師範大學與南京大學在上海召開”大學語文教學討論會”，全國二十多所高校參加，經過討論，與會代表制定了教學大綱，擬定了教材篇目，成立了教材編審會，籌建大學語文研究會，並在上海、合肥、濟南、杭州開了四次編選會。1981年2月由徐中玉和匡亞明在上海審定完教材，交由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自此，全國部分高校逐漸恢復大學語文的教學。

由於國家沒有統一的要求和規定，加上徐中玉主編《大學語文》出版以後到2005年光正版就賣了1700萬冊，各出版社見《大學語文》有利可圖，一擁而上，幾百種不同版本的《大學語文》就這樣出現了。

“一些大學裏的編寫者靠這個可以作為學術成果評職稱；還有些大學的教材是自編自售，獲取經濟利益；規模小一點的大學幾所聯合起來，也能夠消化掉自編教材。”齊森華說。

據教育部全國高校中文學科教學指導委員會去年8月的一項調查數據表明，在目前全國一百多所高校使用的大學語文教材當中，由徐中玉、齊森華主編的各種版本的《大學語文》約占市場的30％；南開大學教授陳洪主編的《大學語文》、南京大學教授丁帆主編的《新編大學語文》、東南大學教授王步高主編的《大學語文》、北京大學教授溫儒敏主編的《高等語文》等5種教材占市場份額的15％，其餘55％為其他品牌的教材。

華東師大出版社副社長繆宏才擔心的是，在大學語文普遍成為高校公共必修課之後，地方自編教材會越來越多。

齊森華說，現在的《大學語文》雖然品種多，但看上去卻很相似。在他搜集的五十多種教材裏，從框架到編選的文章、注解、思考題，大同小異，大多都是抄來抄去。

東南大學教授王步高在研究會上他呼籲說，如果要面向所有大學學生開設大學語文課，教材出版必須有一個准入機制。

目前，這一呼籲已得到教育部的認可。在陳洪看來，比較好的辦法是由教育部出面，對目前正在使用的幾百種《大學語文》組織最高水平的語文專家進行評審，選出五到六種大家認為質量最高的教材，淘汰那些質量低劣的教材。

誰來教　怎麼教

據齊森華估計，從2007年9月起，幾百所高校將把大學語文列為必修課程，大家推廣大學語文的積極性也很高，對這樣的熱潮，無論是徐中玉，還是齊森華和陳洪，在短暫的興奮之後，更多的是憂慮。

“現在的學生不喜歡語文，這個結果必須由老師來負責。大學語文這門課對老師要求很高，同樣一本教材，有的人教得非常好，換個人就索然乏味。”徐中玉說，怎麼提高教師自身素質，把課講得優美動聽，是語文教學成敗的關鍵。

1934年，徐中玉從中等師範學校畢業，當了兩年小學教師後，考入當時的國立山東大學中文系，”我在山東大學讀書的時候，給我們上大學語文課的都是老舍、葉石蓀、台靜農這樣的老師，他們的課不僅有很多活潑的比喻，還拿自己的創作舉例。”

現在的問題是，到哪裡再去找老舍那樣的老師？1952年以前，各大學都是讓本校最好的老師教大學語文，但隨著院系調整，文理科分家，大學語文取消，這些老師不是到圖書館去工作，就是改行當了秘書。到1980年代，各大學想恢復大學語文時，突然發現根本就找不到合適的老師任教—他們不是去世了，就是年歲已高。

齊森華更加焦慮的是，能教大學語文的新老師也不會多。

目前全國大學語文教學有兩種模式：一種是設立大學語文教研部(室)，專門負責學校的大學語文的教學工作—但大學語文是基礎課，很難出科研成果，教師的職稱很難得到解決，因此他們一有機會，就會改行搞專業研究；另一種是沒有專門的大學語文教研室，根據不同的課程內容，依託中文系各個研究方向的老師輪流講授，這些教師學有專長，教學水平和效果比較好—但對課程建設缺少全面長遠的考慮。

惟一的好變化是，許多新畢業的博士、碩士進入了大學語文教學崗位，但問題也很明顯—根據大學語文研究會調查，40歲以下的年輕教師占了60％，講師和助教占了一多半。針對這樣的現象，在與教育部高教司溝通後，全國高校中文學科教學指導委員會準備成立兩個大學語文教學培訓中心，北方的中心設在北京大學和南開大學，南方中心設在華東師大和南京大學。

齊森華看到南開大學為大學語文教學配了2位博士後和7名博士的時候，就像看到了一個不可能的奇跡。南開大學的這個隊伍裏，除1個管理人員，其他8個都是博導、碩導。

“我們針對現在的大學生話說不清楚、信寫不流暢的現象，大膽進行教學改革，配備最好的教授，希望能夠在實際教學中修整、重建大學語文的漢語形象。”在陳洪的推動下，南開大學取消了語文書面考試。南開的老師們在課堂上只管把文章講好，學生們聽完課回去上網，登陸學校建立的4a教學平臺和大學語文BBS，查看老師佈置、批改的作業，或者去”我學大語”板塊裏討論某個作家的作品，在”原創天地”裏寫上一首詩歌、一篇散文或小說，甚至是讀書筆記。

“如果一個同學一學期寫5篇原創文章，那他就可以得到寫作的10分。我們發現，這個激勵機制建立以後，學生們寫的遠遠超出這個數字，發表的文章都有跟帖評論，大家還經常交流。學生把這當成是博客，熱情高漲，經常在線寫作。”陳洪對現狀很滿意。

但南開只是一個例外。雖然大學語文這門課從恢復到現在已有30年了，一些高校也一直有這門課程，但到目前為止，全國大部分高校都沒有專門的大學語文教學隊伍。

（本文轉載自2007年5月24日出刊之《南方週末》雜誌。）

本報記者◎呂明合
特約撰稿◎齊程（發自中國江蘇泰州）、李丹婷（發自北京）、張璐（發自西班牙萊裏達）

江蘇泰興，因一起波及巴拿馬的毒糖漿事件，最近成為世界焦點。

2007年5月6日的《紐約時報》在頭版報道稱：2006年，巴拿馬誤將購自該國一公司的化工原料”二甘醇”當作”藥用甘油”，用於26萬瓶感冒藥的生產中，最終導致上百人服用含二甘醇成份的有毒止咳糖漿後死亡。而這些置人於死地的”毒藥”，來自江蘇泰興黃橋鎮的泰興甘油廠。”毒藥”流通的過程是–46桶化工原料從泰興甘油廠賣到北京的中服嘉遠公司，後由中服嘉遠公司賣給了西班牙的瑞絲菲爾公司，最終轉手到巴拿馬的美迪康公司。《紐約時報》認為：由於中國藥品監督管理體制的缺陷，導致悲劇發生。

一家世界級媒體在頭條發表的報道，在國際上的反響可想而知。5月8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姜瑜稱：”去年10月，美國FDA(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已經要求中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協助調查該事件。經調查發現，有關公司不屬於藥品生產或經營企業，他們生產的替代甘油是化工原料，不是藥品生產原料。中國有關藥品管理法律法規對藥品生產企業採購原料藥和藥用輔料是有嚴格規定的。”

真相到底如何？本報記者先後對中國江蘇泰興、上海、北京，西班牙、巴拿馬三國五地進行了調查。

鄉下工廠

5月13日，江蘇泰興黃橋鎮橫巷村。這是蘇中平原上一個普通的小鄉村，小河從村中間貫通而過。現已驚動國際的泰興市甘油廠就坐落在此。

經南方週末記者向工商部門核實：這家成立於1991年的化工企業，此前為集體性質。1998年改制後，變成了法定代表人為萬其剛的私人企業。萬的女婿袁春宏擔任此公司的總經理。

與該廠在自己官方網頁上的宣傳不同，這家”泰興市百強企業、重合同守信用企業”，更像個手工作坊—甘油廠一共擁有一間倉庫、一間用一排紅磚砌成的大棚式一層廠房和一個辦公場所，廠房則只有一個鍋爐和一隻煙囪。而在其網站的圖片上，卻顯示著一座十幾層的白色大廈。

泰興市甘油廠與一家服裝企業和一家食品機械企業共用一個廠區。記者去時，廠區大門緊鎖。四五個員工曬著太陽，並警惕地盯著陌生人。南方週末記者假稱要到服裝廠聯繫生意，才得以進入廠區。

在廠區，南方週末記者發現，服裝公司和麵條機械廠仍在生產，但甘油廠直到本週一，仍然沒有生產。

當地居民證實：泰興甘油廠一向以銷定產，一個月最多開工三四次。平時，56歲的萬其剛帶著女兒女婿幹活；生意最好時，雇工也不超過20人。

記者剛駐留片刻，就被一個瘦瘦高高的員工盯上。他高聲質問失職的保安，並對記者下了驅逐令。

此前兩天，另兩家媒體的記者前來採訪時也被驅逐。一位拒絕透露姓名的負責人隔著柵欄對他們說：”有關事件所有信息都在網上，外交部都表態了。”

這位負責人當時表示：完全可以對自己工廠的產品負責。”我們的產品沒有問題，出口後如何使用與我們無關。”他反覆強調，”如果打官司，我們廠也絕對沒有錯。”但他以沒有接受有關方面授權為由，拒絕了進一步採訪。

5月14日，當地政府在接受南方週末記者詢問時也表示，”目前調查仍未結束，不宜安排企業接受採訪。”

“TD甘油”之謎

按照泰興市甘油廠的宣傳，該廠主要的業務是”專業生產TD甘油、水性油墨、淨洗劑”等產品。其中的”TD甘油”，可適用於化妝品、牙膏、印染紡織、化工塗料、造紙等諸多用途。

甘油廠的網站附帶了一份由泰州市質監局核發的《產品質量合格證書》。發證時間為2003年9月，證書認定：泰鑫牌TD甘油產品在2003年度經……監督檢驗，質量合格(連續四年度)。

但究竟什麼是”TD甘油”？它是化工用品，還是藥品原料？記者諮詢多位業內人士，均表示從未聽過，對它的成分也知之不詳。

本報記者找到上海律師吳奕剛，他曾在多年前代理了一家企業—上海宏隆實業有限公司—與泰興市甘油廠的一場訴訟。當時訴訟的焦點就是關於”TD甘油”。

“按純度不同，甘油分工業甘油、食用甘油和藥用甘油三種。”吳奕剛說，”泰興甘油廠說他們提供的是TD甘油，但我們一查，國家標準根本就沒有TD甘油。而甘油廠方在庭上的解釋是，‘TD’就是‘替代’的意思，TD甘油即為甘油的代用品。他們說，如果是真正的甘油，價格應該要高一倍。”
當時這場官司最後打到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的判決書顯示，由於泰興市甘油廠的企業標準未標明TD甘油的成分，法院委託中國科學院化學研究所對貨物進行了檢驗，結果為：TD甘油實為一種多元醇的多聚糖混合物的水溶液。該混合物中，含量最多的是六碳醇糖(如山梨糖醇、甘露醇之類)，其次成分是六碳單糖—這與藥用甘油的主要成分大相徑庭。

5月8日，江蘇省藥監局稽查處工作人員胡世木在接受《大公報》採訪時也表示，TD甘油並非醫藥用品，而是用作裝潢用的油漆、防凍劑等的添加劑，其價格比醫藥用甘油要便宜許多。

萬其剛在接受《大公報》採訪時同樣承認：該廠生產的TD甘油為甘油或合成甘油、複合甘油的替代品。與甘油的化學名丙三醇不同，泰興市甘油廠生產的TD甘油執行的是企業標準，標準號為Q321283GYE01－2003。其原料為山梨醇、二甘醇、麥芽糖(僅冬季生產使用)。在去年的”齊二藥”假藥事件後，該廠已將原料改為山梨醇、丙三醇(甘油)，去掉了有毒性的二甘醇。

按要求，企業標準需要在當地質監局備案。5月14日，南方週末記者上門向泰興市質監局瞭解企業標準內容時，被對方拒絕。

中國國家藥監局：責任不在中方

“這個東西確實來源於中國，但哪個過程中發生了問題，還是很清楚的。”5月15日，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新聞處處長申晨接受南方週末記者採訪時說。

申晨表示，去年10月，美國FDA曾向他們發函要求協助調查此事。本來按照中國的體制，此事不歸藥監系統管理，但考慮到兩國機構在很多方面一直存在良好的合作關係，國家藥監局仍協助美方對此事進行了調查，調查結論也向美方做了通報。

“美國FDA曾認定，責任並不在中方。”申晨說，”包括他們提供的檢驗報告，就證明……從TD甘油變成了甘油，可能有更多隱情。”

申晨表示，二甘醇的使用在國際上向來是非常敏感的問題，”70年前在美國死了一百多人，這幾年印度和非洲都死了很多。這在整個世界製藥業是個很敏感的問題，我們不可能不慎重”。

5月8日，江蘇省藥監局稽查處官員胡世木接受《大公報》採訪時，也證實了這個消息。胡世木說，2006年10月25日，他接到國家藥監局電話後趕到泰興，與來自泰州、泰興兩級藥監局的十多名工作人員展開了為期兩天的細緻調查–包括談話、檢驗現場、核實銷售記錄和財務狀況等。

不久，國家藥監局即向美國FDA通報了調查結果。通報的內容，和這次外交部發言人姜瑜的答記者問基本相同。

“本來調查已經結束，但《紐約時報》又發出了這樣的報道。”申晨說。為此，一位中央領導人做了詳細批示。

於是，由國務院牽頭、多部門組成的一個工作組重新成立，再次介入調查。”中國方面已經掌握了部分證據，最終結論將在最近幾天公佈。”國家藥監局新聞發言人顏江瑛說。

顏江瑛確認：從目前調查來看，泰興市甘油廠不是生產藥品的企業。但她表示，對於甘油廠所產的TD甘油的成分，屬於質監局監管範圍，他們無權核實。另外，由於不是主管部門，她也否認目前對生產商採取了措施。

據本報瞭解，巴拿馬美迪康公司沒有藥品生產及銷售資格，而該國有關部門從這個公司購進原料生產止咳糖漿前，也沒有對其成份做相關檢測。

“我估計巴拿馬那邊肯定有問題。”顏江瑛說。

到底是誰的問題

悲劇被擴大的那一環，是由被巴拿馬官方調查的當地美迪康(Medicom，音譯)公司開始。

5月8日，巴拿馬較有影響的媒體PANAMA　AMERICA回顧了美迪康介入此事的過程。報道稱：2003年巴拿馬社會保險局發佈公告，申請招標一批9000升的”純甘油”，以用於製造祛痰糖漿。6月25日，美迪康公司提供證明參與競標，並最終奪標。

但美迪康公司並沒有能力提供產品，悲劇由此開始。

西班牙駐華大使館在接受南方週末採訪時確認，巴拿馬的美迪康公司在中標後，委託西班牙巴塞羅那的瑞絲菲爾(Rasfer，音譯)國際商貿公司採購。瑞絲菲爾公司創建於1983年，專門從事化學產品和藥品的貿易，在印度和中國都設有辦事處。由於也沒有生產能力，瑞絲菲爾轉而通過北京的中服嘉遠貿易公司，購買了這批貨物。

而這批貨物，則由中服嘉遠公司向泰興市甘油廠採購。

根據《大公報》報道，2003年7月31日，泰興甘油廠銷售11349公斤TD甘油給中服嘉遠貿易公司，單價為每噸6900元人民幣。

“這應該是工業甘油的價格。”一名業內人士說，”藥用甘油的價格，當時大約在每噸18000元。”

應要求，泰興市甘油廠先按中服嘉遠公司提供的標簽樣本對包裝進行噴製後，將這批TD甘油直接發往了中服嘉遠公司指定的交貨地點。隨後，這批貨物從上海啟運，最終到達了西班牙的巴塞羅那。

與西班牙公司簽署了購銷合同的巴拿馬美迪康公司，通過一家國際貨運公司從巴塞羅那發了貨，貨物最終到達巴拿馬Manzanillo港口。

但是這一次，根據瑞絲菲爾公司的發票，中間人Aduanas　Javierde　Gracia卻以9000升”純甘油”的名義報了關。

“中方的貨物運到西班牙時，(貨運文件上)標的都是TD甘油，我們一直沒有修改。不知道為什麼到了巴拿馬以後變成了‘純甘油’使用。”北京時間5月16日晚，瑞絲菲爾公司在接受南方週末特約撰稿人採訪時說。

“我們很遺憾。但是我們沒有任何責任。我們只是購買然後把貨物分配出去，沒有權力去打開包裹然後分析那些貨物。我們只是中介。”瑞絲菲爾公司一位經理Ascensión　Criado說。

這位經理稱：他們從北京的中服嘉遠公司以每噸1600美元的價格購入TD甘油後，這批貨物一直放在港口。他們所做的，僅僅是把中方標簽上所寫的收件方，由他們公司的名稱”Rasfer　internacional”改成了巴拿馬公司的名字”the　Medicom　Business　Group”。

他對南方週末肯定地表示，巴拿馬那邊向他們訂貨時要的就是TD甘油。

“我們認為自己沒有任何責任。主要責任在巴拿馬方面。”瑞絲菲爾公司說。

西班牙駐華大使館證實，案發後，巴拿馬政府方面曾向西班牙發出了聯合調查此案的請求。瑞絲菲爾公司的代表回答了對方提出的問題，但沒有其他的法律程序。西班牙衛生事務主管部門檢查了瑞絲菲爾公司，但”沒有進行更多調查，也沒有反響”。

瑞絲菲爾公司說，在整個合同履行過程中，巴拿馬美迪康公司的信譽一向值得懷疑。

一個例子是，從中國寄過來的貨物標明有效期是2004年，但是巴拿馬公司改了產品的有效期，還美化了產品的質量。另外，在整個貿易中，西班牙公司並沒有賺到錢。因為”巴拿馬公司到現在還沒有付款給我們，到現在還虧損20000美元”。

5月7日，巴拿馬高級檢察官迪瑪斯‧傑瓦拉(Dimas　Guevara)在接受西班牙埃菲社的採訪時稱，巴拿馬美迪康公司的3名代表已被拘留。

南方週末和這位巴拿馬高級檢察官的辦公室進行了聯絡，對方稱”協助媒體調查是我們的責任”。他們稱，將於近日把相關結果通知本報。

●紐約時報網站上提供的相關證明：當這種化工產品運到西班牙巴塞羅那時，仍為”TD甘油”；但它99.5％的純度，又讓人莫名其妙。

文◎曹以會

環境政策如果與生活脫節，注定要失敗，雖然限塑政策失敗的殷鑑不遠，但是環保署顯然沒有從中學到教訓，最近推出的機動車輛反怠速政策，又走上辦公室中想政策，與現實脫節，注定要失敗的老路上，對環境的斲害，恐怕又添一件。

台灣都會區的環境負荷中，汽機車數量龐大，一直是最大的問題，造成都會區空汙染的元凶之一。雖然近年來，嚴格控管汽機車的廢氣排放，排氣定來越趨嚴格，但是空氣汙染的問題，還是無法解決都會區空汙的問題。

都會區空氣的指標汙染物，以前是以懸浮微粒為大宗，近年來則轉化為臭氧，臭氧是汽機車或工廠排放出來的汙染物質，經陽光照射的光化作用後，所衍生出來的二次汙染物，對上呼吸道敏感的人，會造成相當的傷害。

臭氧成為汙染大宗，汽機車的廢氣排放，「功不可沒」。要改善這種汙染，釡底抽薪的辦法，就是大幅減低汽機車的使用，但在現實環境中實現的可能性不高，因此降低機動車輛怠速(引擎空轉)時間，成為在最短時間內，達到立竿見影，改善空氣品質的方法。

環保署推出的反怠速政策，出發點雖然很好，但是卻忽略了政策實踐的可能性，以為以「重罰」為手段(怠速時間超過3分鐘，罰5千元以上)，就可以建立起民眾守法的習慣，從此都會區空氣汙染大幅改善，人民安居樂業？

問題是：誰負責去稽查？誰負責計時3分鐘？計時3分鐘以誰的時間為準？如果引擎空轉2分50秒後熄火，再啟動是不是要重新計時？各縣市環保稽查人員，太多嗎？環保稽查與民眾的紛糾還不夠多嗎？一張罰單5千元（公司車輛，重罰10萬元），稽查人員的罰單開得下手嗎？

這種可怕而不切實際的想法，跟當初推動限塑政策時，如出一轍。政策還沒有上路，失敗已經可以預見。

與民眾生活習習相關的環境政策，推出時一定要配合民眾的生活習慣，溫和而堅定的推動，日子久遠，慢慢的潛移默化民眾的行為模式，政策才成走得長久。資源回收的政策，十多年來，雖然搖搖擺擺，但是沒有使用激烈的處罰手段，沒有過當的政策，大部分的民眾，已經有了資源回收的觀念，如果有方便的方法，民眾大部分都會配合做資源回收，這是一個成功的案例。垃圾不落地也是類似的成功案例。

到底如何能減少行駛中機動車輛的引擎空轉呢？那就點一盞藍燈吧！目前交通號誌中有紅、綠、黃三種顏色的燈號，不同顏色有不同的交通意涵，早已深植人心了，那就在三色燈外再加一盞藍燈吧。

想像一下，當機動交通工具行到駛到十字路口，看到紅燈全部停車熄火，當紅燈號誌剩下十秒，藍燈就會亮起，機動車輛就可以啟動引擎，繼續前進，一天之中減少的空氣汙染量及都市噪音，將是十分驚人的。

這項改變還是與民眾使用交通工具的習慣不合，當然不宜貿然推出，就是要溫和而堅定的推動。

環保署應該從汙染量特別大的空氣品質監測站的交通測站，進行試辦，三個月或六個月後來驗收成果，做為政策評估、制定與執行的堅實基礎。

再透過與交通部的合作，修改「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將藍燈列為交通號誌的標準配備，藍燈尚未亮起，就發動引擎者，就依違反交通號誌的處罰條款，罰鍰1800元，全台灣的交通警察都是環保執法的急先鋒，何樂而不為。

這項政策從評估到執行要多久？如果要平順上路，而且有效執行，達到改善都會區空氣品質的環保效果，5年是一定要的時間，可惜現在的政治人物只顧眼前，那裡想到5 年才能落實的好政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