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德語區228年歷史的新蘇黎世日報（NZZ, Neue Zürcher Zeitung）是立場中間偏右，各界精英必讀的重要平面媒體。這陣子在三週月內連續兩次由特派員Thomas Fuster從東京發稿報導台灣政情，是個罕見的現象。

Fuster首先在二月中以「中國扼住台灣咽喉」為題談到，台灣官員難以出國訪問，即使成行也如同舊時德國軍隊中的一種刑罰，一路受到夾道兩旁的鞭撻與嘲笑。在非常必要而地主國又願意容忍中國的抗議之下，台灣官員就像痲瘋病人一樣，只能從後門匆匆掠過。要是在某地換機停留或過夜，就值得以「外交上的突破」記上一筆。

Fuster把台灣受屈辱的責任，第一歸咎於中國對台灣擁有主權的宣示，以及為了在國際上孤立台灣，無所不用其極的手段；第二歸咎於國際社會因不敢得罪中國，而對於此種讓台灣在外交上窒息的行為不做任何批判。 »»»閱讀全文

其實阿布度拉心裡明白，以他的身份背景，再多的請求與解釋只是多費唇舌而已，在移民局窗口力爭無效後，他從口袋掏出預先準備好的小刀，當場將左手小指切下…

大學時代主修政治的阿布度拉，在索馬利亞時曾主持過一家公司，七年前由於內戰，以難民身份被收留在這個以金融著稱的大城。切下小指是他唯一能表達憤怒的辦法，主要是要昭告大眾：你們看，我受到了傷害。我們拿F證的人在這個國家只能是沒有靈魂的一塊肉！

阿布度拉口中的這個國家便是人人稱羨，世人心目中的理想國 - 瑞士。

歐洲各國由於民生富裕，向來就有濟助難民的傳統。二十多年前，南越淪陷時，普愛會接運到瑞士定居者，不但被安置在帶有傢俱的公寓住房，冰箱一開，竟是滿滿的食物！上世紀末冷戰結束後，由於大國高壓機制的鬆動，各地的族群紛紛要求自治或獨立，具政治野心者趁機相互鬥爭奪權，加上軍火武器的取得比過去簡易，游擊內戰烽火四起，尋常百姓只能四散外逃。從車臣、南斯拉夫、科索沃的阿爾巴尼亞人，土耳其的庫德族，到非洲的索馬利亞、剛果、安哥拉，以致亞洲的阿富汗、印度的錫克教徒等，大批湧入的難民已造成歐洲工業國家棘手的內政問題，令人恐慌的是，仇外甚深的光頭族新納粹，到處串聯集會，大有死灰復燃之勢。 »»»閱讀全文

一月十日時論廣場的「走出民粹電視困境」（原載於中國時報）一文，認為「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必須建構一套啟動電視內部組織自律機制的環境。例如在電視台內部成立倫理委員會，針對各類新聞或節目內容的倫理及表述爭議，形成電視台內的共識基礎與製播原則、判例或個案討論等。… 倫理委員會的組成，應有半數來自外部觀眾代表的參與，讓此一委員會成為啟動電視台自律管理系統的一環。」這個提議有其參考價值，作者對審理節目內容「倫理委員會」成員的道德操守似乎相當樂觀。

台灣某些自製電視節目的「敗壞」，其實一部份是反映了大多數人把嚴肅事物卡通化、漫畫化、幼稚化所致；上了年紀的，硬要假天真，應該成熟穩重的，卻非要裝個假可愛的樣子；原屬於私密、完好、典雅的，則以「玩玩而已嘛」為「舒展身心，免得過勞死」的藉口，成了另種粗俗語言嘲弄的對象。而有些魯莽截斷談話，猛進廣告的節目，往往是身負重任，有備而來。 »»»閱讀全文

和去年（2006）一樣，是在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情況下接到他的電話—David Signer，蘇黎世Weltwoche週報國際版的編輯。不同的是，這次不再需要我提供採訪名單及有關台灣的訊息，而是傳來一份中文譯稿，希望我能代發。

Signer去春在台北採訪後，寫了篇報導刊登在瑞士德語區，有67年歷史，政治立場傾右的高品質讀物「世界週刊」上。約一個月後，該文即被譯為荷蘭文。我曾寫了篇文字對這份報導做重點介紹。半年後的現在，終於有了中譯文的出現，而中譯的原委，請看下面譯者自己的說明。

David Signer給我德文原稿的篇名是「Taiwan」，發表時，「Leben im roten Bereich（生活於警戒之境）」是週刊主編所下的標題，到了荷蘭則成了「Love and Loneliness in Taiwan（台灣的愛與寂寞）」。有趣的是，瑞、荷兩地不同的標題，顯示這兩份媒體對同一篇文章的不同閱讀角度，卻對於報導內容有了提綱挈領、畫龍點睛之效。 »»»閱讀全文

約是傍晚時分，高架公路下的汽車、機車陣靜止著等紅燈轉綠。路旁的住宅公寓前有個兩塊方形木板並排架高的檳榔攤。攤子本身是個可移動的小空間，四個生銹的小輪子由四塊紅磚頂著，攤子周圍排列著霓虹燈管，電源當然由某個住家牽延出來披披掛掛的電線所提供。小空間裡坐著一個染紅長髮、半露酥胸、正在製作檳榔的妙齡女郎。攤子下半部貼著「持續旺盛精神」的蠻牛飲料海報、白底黑字的「雙子星、菁仔、葉仔」，以及紅底黑字「徵小姐，意者請內洽」的老舊紙張。

上述種種是一張照片的大概內容，照片下有一行字：「對計程車司機與卡車司機而言，只要有開深口的上衣，價錢高些也值得：臺北銷售檳榔的女子」。照片由蘇黎世一家新聞性週刊在今年（2006）六月初刊出，是配合題目「在危險地域生活」文章的全頁照片。週刊國際版主編攤開剛到手的雜誌，指著檳榔西施的玉照，說：「這真是藝術！」這話響在耳中，筆者卻必須先移除自己的背景情緒，才能坦蕩地聽進他中立的誠意。

文章的作者David Signer五月份在臺北及其近郊停留了兩週。赴台之前，他看了台灣導演的電影、讀了台灣作者的翻譯小說、搜集有關資料，並請筆者提供採訪名單及相關訊息。這位在採訪前做過周全準備的文字記者，在文章一開頭寫道：「台灣有世界最長每年2282小時的工作時間，是人口密度第二大地區，有第三大外匯存底，平均每人擁有1.14支手機，筆記型電腦的生產居領導地位，是世界20個工業先進國之一，有著倒數第四名的性生活、最不快樂的女人，以及最多近視眼。這些現象彼此之間是否有任何關聯？」

Signer的台北行讓他感受到台灣人生活的壓力，以及從壓力衍生的矛盾與反邏輯。他將嚴謹的儒家工作態度、同性戀俱樂部、piercing流行趨勢齊頭並行，IT產業高樓、寺廟、24小時商店平行存在的現象，歸因於解嚴後，從獨裁過渡到民主，整個社會只以20年時間迅速現代化、自由化的結果，並認為，經濟上有著雄厚實力，政治上卻遭到嚴重隔離的台灣，是個急欲向世界展現自己是較好中國的巨大侏儒；台灣的清醒與嚴陣以待一如以色列，深怕只要一放鬆，便要往下墜落。

除了在大城裡可以看到「肢體語言」之外，Signer觀察到，台灣人的兩性關係古板而害羞，所以檳榔少女以及穿極少衣服女孩賣壯陽藥的現象，應該對某些人是某種滿足程度的替代。而葬禮電子花車上的清涼秀，吸引識與不識的人（包括孩子）前來「告慰」死者，以及飲食上強調某些食品「對男人很好」，均是遭到扭曲抑鬱兩性關係的「出口」或另種形態的呈現。

後來Signer在以電郵傳送初稿給筆者並再次約見時曾提到：「很奇怪，臺北的媒體人似乎都不快樂。」他在文章中也敘述，某位女記者晚上下班後還和孩子玩電腦、吃宵夜。她可以第二天晚起，孩子卻必須一早趕上學。這種剝奪孩子睡眠時間以滿足自己認可標準的親子關係，對孩子的情緒與腦力只有負面影響，記者卻以「培養孩子堅忍的性格」為此一情況正名。

Signer以探討臺北為何是個不夜城為主軸出發，他看到計程車裡有電視、餐廳飯店桌上有電視，手機可裝置GPS、搭乘捷運也可收發電子郵件等等，台灣人佈下了無處不忙、無時不為自己製造緊張的天羅地網；也由於企圖獨立生存的壓力，以及體制迅速變遷所帶來的社會失衡現象，使得臺北人「風水好，鐵窗更好」地，既敬畏自然與未知，卻也為了保存已有而不惜與醜陋為伍，為生活拼摶。

與Signer同行的攝影記者Andri Pol除了拍攝前述的「檳榔藝術照」之外，在廣場上跳晨舞的婦女也成了他的工作對象。一個穿著緊身翠綠超短迷你裙、頭戴加長前沿空心帽的中年太太，或許應Pol之邀，提手扭臀，理所當然地展示著她不捨得失去的青春。另張照片裡是個頭戴繡有紅色X宮鮮黃棒球帽的矮小中年男子正腮漲脖粗地吹著嗩吶，旁邊站著上下堆疊的舊木床，床上床邊隨意堵放著說不出所以然的雜物。

此外，利用地下捷運一角擺設座椅，讓退休市民透過卡拉OK重溫往日情懷；畫黑眼眶、留著妹妹頭的少女在髒亂的小店裡，正由與她年齡相彷的年輕男孩在她腰背處刺青等等，全成了攝影師狩獵的對象。這些及其他幾張照片不僅未拍出臺北人對整個環境的期許與想像，反而是與誠品總店氣勢及凱達格蘭大道景觀背道而馳，令人沮喪消沈後街巷弄的頹敗與粗鄙。

筆者自忖，Signer如果以IT產業高樓、寺廟、24小時商店並存的現象做為判斷台灣社會失衡的標準之一，除了建築物外觀所透露的不對稱訊息之外（正面氣派堂皇，屋後電線、油污交雜的現象…），在這些地方移動人員的行為舉止（自信沈穩與穿著拖鞋叭啦走、目中無人大聲說話的對比…）必定也將教養與素質差異表現得一覽無遺。

當曾任政黨主席者提議過要帶現任的民選總統夫人去看猛男秀，而第一夫人也欣然答應，並玩笑地責怪對方為何尚未兌現承諾；當一個知識份子把帶有「給你祖媽做…」辭句的網路遊戲看成是「年輕人玩玩嘛」那般的無傷大雅；當另一個知識份子把新聞訊息夾雜在繁複的重色彩區塊間，使得顏色圖片勝過內容，讓日報成為畫報，並認為是好看時，我們如何要求外國人拍攝我們對臺北的「夢想」？

Signer的報導叫人沈重，Pol的照片令人沮喪。在一個不將美學訓練（而把摩登當成高品味…）、不將哲學推論（而分不清就事論事與人身攻擊的差別…）、不將法律常識（而拒絕接受法令先行，道德殿後的道理…）、不將人文素養（以致語言文字暴力充斥媒體…）納入義務教育體制所呈現出來的社會面貌，正是瑞士記者並未錯看臺北的那一切。

（如果你對台北也有自己的期待與想像，歡迎提出您的觀察一起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