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秀峯女士，與她相識以來，每次碰面我都鄰人般直呼“李媽媽”。多數人稱她“嚴女士”，定居北京的周青先生問過我，她看起來像不像將軍夫人。
她總穿著一襲旗袍，出現在人群與殊異的場合之間，布料隨季節變換，花色靚麗而且姣好，旗袍的端莊襯托著她行止的端莊，在旗袍逐漸式微的今日，她的身影已然是一景台北難見的風貌。
這位本應在湖畔欸乃一生的西子姑娘，多情的歷史把她不分畛域的許給蘆洲田仔尾台灣郎李友邦。嫁妝之多琳瑯滿目；青少女時代即奮不顧身參與抗日的富春江「東洲保衛戰」，「台灣義勇軍」在福建、台灣兩地的殲倭戰鬥，國民黨一九四九年轉進台灣後頒賜的「匪諜」封號，以及因為這頂辣毒的冠冕被關押了十五年暗無天日的囚牢。
李友邦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二日刑死。全世界範圍內的人類，那一個是在死亡之後四十年，才舉行逝世告別式？大約只有李友邦吧，李媽媽一九九二年四月十八日，即忌日前四天，借用蘆洲鄉鷺江國民小學的室內體育館，終於為李先生補辦了一台蒼勁的追思告別。這足證患難夫妻無與倫比的至愛與堅韌之情。
李媽媽隨俗，要我為儀式想想配樂之類。我向不主張哭喪的曲調，儘管它也頗能引發敵愾，進而激起同仇，但它畢竟欠缺寧靜致遠的美感，單單挑勾情緒是不夠的。「美麗島事件」後，幾些受刑人家屬代夫出征參選民意代表，遊街拜票宣傳車盡皆哭調，也都順遂當選，可以見得「悲情」對於台灣人非常受用，悲情長期蓄積等待撫撓，悲情漫無止境的耽溺期望著發酵，這只是顯明一例。而如果拜票宣傳車播放《穆桂英掛帥》，會產生什麼樣的效果？
西方古典音樂裡的安魂曲，當然是信手拈來方便取得的素材，但這個告別會逈異尋常，意義不應只侷限於古典音樂家創作安魂曲時的安魂構想。
瞿維的交響詩《人民英雄紀念碑》是我首先想到的曲子，「人民英雄紀念碑」豎立在北京天安門廣場中心，兩岸恢復交流後，凡遊歷過北京的人們，大概都曾前往瀏覽，碑的背面有周恩來題寫的碑文，包括標點符號總共一百二十三個字，追思李友邦恰恰符合碑文的題旨內容，它的演奏時間約需十八分鐘。再就是何占豪的另一首交響詩《龍華塔》，《龍華塔》曲思靈感得自昔日被囚禁的仁人志士在上海龍華監獄中的一首題壁詩，詩曰「龍華千古仰高風，壯士身亡志未窮/牆外桃花牆內血，一般鮮豔一般紅。」，需時約十四分鐘。而無論用上那一首，最好都排進儀式的流程裡頭，讓安坐的來賓，聚精會神聆聽，倘若只當作式場的背景音樂，並不盡合適。
有了，我把勃拉姆斯找出來，不是他那一首著名的，紀念他母親逝世譜寫的《德意志安魂曲》，是他完成於一八八五年十月二十九日，作品98/e小調第四號交響曲，e小調是悲戚的調性，我只讓它的第二樂章“有著節制的行板”在整個會場浮動輕揚。這個行板是古老的教會調式，滿佈寧靜遍灑清朗，初始的一段旋律曾使同為德意志作曲家後期浪漫派代表人物理查‧史特勞斯聯想起在月光下的送葬行列，而另一段旋律的行進幾乎是一闕寬廣的聖詠，夾雜著憂鬱混和著愉悅，猶如對逝去歲月裡動亂的頻頻回首。
在那一個告別式上，林書揚先生有一篇精當簡要的講話，題為《台灣心‧中國情──李友邦生命史的啟示》，後來收錄在林先生所著《從二‧二八到五零年代白色恐怖》一書（歷史與現場23時報文化出版公司/一九九二年九月十日初版一刷）。當時在現場靜聆林先生致詞，已經動容，如今重閱他的贈書，更感我搭配的音樂無足輕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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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志先生，我曾拜望她兩次。
第一次，一九九六、一、三十。那日，在北京舉開的「台灣文學作品研討會」後，晚餐在人民大會堂北側餐廳，飯尚未吃畢，周爺（良佩）催趕提議先行離座，怕天色太晚，干擾梅先生休息。於是，匆匆放下筷子，奔上長安街，北風颼颼刺骨，六人分頭招了兩部出租車直駛木樨地。
周爺領頭爬上層樓，樓梯間照明昏暗，通過屋內玄關，直到入坐客廳，主人開了燈。周爺向梅志先生簡單介紹了五位來自台灣的訪客；施淑教授、呂正惠教授、我與家人。
梅志先生身體健朗。做為左聯盟員，一九三三年底她與胡風先生結為連理，數十年從無間斷，患難與共，相濡以沫，追隨魯迅先生，堅定不移，投身中華民族近現代追求民族獨立與階級解放的艱苦志業，毫不氣餒。
未見她之前，我在台灣讀過《胡風評論集》（三卷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85年版），也當然知曉“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歷史煙雲。聊了一些家常。親眼目睹了老人的健康狀況，我打心底裡非常高興。
她簽名致贈了前一年九月剛出版的散文集《花椒紅了》（中國華僑出版社版）、《胡風回憶錄》、《胡風論詩》、《為祖國而歌》及《（石頭記）交響曲》。
告別時，我瞥見好幾個窗台上鋪滿等候風乾的柑橘皮與蘋果皮，那一定有用途，我來不及詢問梅先生。
第二次，一九九八、九、二十九。受邀到北京參加十、一節慶典活動，這日我們夫婦用完午膳，在琉璃廠的中國書店買了平裝本的《胡風傳》（1998.1，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掛電話給梅志先生，確定在家，她特別勻支寶貴的午休時間給我們這兩個興沖沖的不速之客。《胡風傳》共57萬7千餘字，一九八八年落筆，一九九六年五月殺青，我們攜去的平裝本，簽好名還給我們，她的簽字依然秀勁，她說那是我們買的，她另外鄭重簽名送了一本精裝本給我們。我掏出台灣攜去的肉鬆，擺在茶几上，這對老人的牙齒比較合適吧。
她在書裡790頁上這麼寫著“它實際是我一家四口人的集體創作”，“有許多事應該由自己站出來說清楚，以免後人猜測或誤解。而我主要也是為了代他說清一些大是大非的問題，這是我在他生前最後見他一面時對他的承諾！”。胡風先生逝於一九八五年六月八日下午四時零五分。
日後，我在台灣買到曉風‧梅志合編的《胡風──死人復活的時候》（中國青年出版社/1999.1版），對有興趣瞭解胡風的人，這本書，精要簡當。書中胡先生的女兒曉風執筆的〈九死未悔──胡風的一生〉，侃侃著墨，不慍不火。書封面折頁如此透露：“在傳略《九死未悔》中，介紹了胡風早期坎坷磨難的生活道路和他的文藝思想、文學活動；揭開了解放後他為文藝請命而導致批判逐步升級，直至被定為‘反革命集團’頭子的緣由和經過；寫出了他身陷囹圄二十四年的不幸，以至平反後的情景……。”
梅志《花椒紅了》這本散文集，誠然是一本絕佳的紀實散文，讀它時屢屢掩卷靜思。善良而堅韌的生命躍然其間，在苦難的重壓之下，鮮明彰顯女性精神的溫厚深沈與從容不迫，這絕不是竟日把“女性主義”黏在嘴邊的女性主義者所能想像於萬一的。她的筆端並無四溢的哀怨，唯有平靜。她以坦然的微笑勾勒記憶，勾勒故人、往事、樹木、花草。生活的重負經她轉化而成美好的無言，“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大抵如是。
《花椒紅了》在我的書架上，是一冊和煦寧靜的珍品。
花椒紅了
■梅志
讀到過不少讚美花椒的香味和表揚它在藥用上功績的文章；還在報上看到過一張照片，是介紹某地花椒豐收了，摘花椒的姑娘們穿著整齊的時興的衣服，在樹下盡情嘻笑、歡慶豐收。這不由得使我感嘆，而又羨慕。
我是五十年代到北京時，才看見別人院裡伸出牆外的花椒枝的，覺得它並不顯眼，沒細看。一直到我去四川山區勞動時，才有機會和它接近。
我被送到勞改茶場去“勞動鍛鍊”，被安排在刑滿釋放的就業隊裡勞動。我所在的蔬菜組的菜園子，大部分在山坡坡上。有好幾坎坡坡的邊上都種上了花椒，這樣就像築了一圈花椒圍牆。從坡下向上看，只見四伸八杈的花椒枝和枝上面長滿的刺。就像見著了帶刺刀的衛兵，嚇得不敢伸手了。
我們在它下麵種菜，也不敢放肆，要小心又小心，不敢碰著它，我想這大約是種它的原因吧！
我所在的山區，可說是瘴癘之地，不是雨就是霧，很容易得風濕性關節炎。當時我們能辦到的治療法是採些花椒葉熬水燙手腳，還經常利用花椒刺當手術刀，挑瘡放毒水瘀血。我們一天要吃兩餐包穀粑，如果運氣好能找到幾骨朵僅存的花椒或遲生的花椒，用厚紙包好，在火旁烤乾，用石頭敲成粉末加上點海椒麵，撒在烤熱的包穀粑上，那才真是又香又麻又辣的美味呢！我都能一氣將那四兩重的粑粑吃完。還有一味特效藥，那是捉些吃花椒葉長大的蟲蛹，有拇指粗的最好，將它們泡在酒裡，碧綠透亮，酒呈黃綠色，十分好看。淋了雨，胃受了寒，喝上兩口，包管驅寒止痛。
終於到了秋風送爽，農作物成熟的時節。我們剛收了包穀，正等著挖紅薯，長在紅薯旁的花椒也一骨朵一骨朵地紅透了，紅得像一串的瑪瑙珠，發出誘人的香味。隊部命令我們先採花椒。後挖紅薯。花椒在樹上看起來一骨朵一骨朵地叢生著，但是採起來可不輕鬆。手不能重，一重已成熟的裂口的花椒就會落下；又不能搶快，一快不小心就會被花椒梗刺紮著。讓它紮一下那可不好受的。只能小心地一骨朵一骨朵地採。樹頂上的有丈把高夠不著，又不敢爬樹，只好用鐵鉤將它勾住，使枝杈下垂，然後再小心地採下。青年人可沒大耐心等，常常是我們在採，她一鬆手，樹枝往上一彈，花椒刺擦身而過，不是掛破我們的衣裳，就是劃破我們的臉皮，留下火辣辣的痛。於是吵架開始了，罵聲不絕。青年人耐不住了，就搶快地採，手又刺疼了，又是叫又是罵，總算將這幾十棵樹採完了。所以有人說：勞改隊的活路，不是做完的、是吵完的、罵完的。
當我們收工時，有的抱著手，有的捂著臉，像一群傷兵似地走回部隊。等看到地垻裡曬著那一大片鮮紅耀眼、香氣四溢的花椒時，心裡還是有一種說不出的高興。尤其聽到部隊的人在一旁誇讚：“真香呀，好花椒！”、“可都是有名的大紅袍呢！”，我們幾乎忘了痛，不由得笑了。
北京人和西南山區的一樣，很愛吃花椒。當我聞到油炸花椒的香味，吃到又麻又辣的花椒麵時，總會想起這一段採花椒的經歷，還老愛說：“花椒好吃，可不好採！”
不過現在可能用上保護手套或別的工具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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