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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來無恙

Date 12月 17, 2008

1.
電敏兄,你啟程去到一個無風無雨沒有地址的所在。
我這些字詞如何投郵?寫好後我準備引火點燃,燒成灰,燒給你,讓紙上的寄語灰飛煙滅。
你在台灣光復節離世,而我們居住的這座島你知道,已經不歡慶這個節日許久,中國人浴血奮不顧身,死了幾千幾百萬人方才換回的節日,光復之光晦暗,光復之復溺陷泥潭。
你從印支半島航返登岸,依然得在宛若殖民地的情狀中闖蕩,真實意義的回歸,你閉目之時仍無緣親嚐。
你回來台灣受完大學教育,之後經商有成,同步投身於重構民族融合崎嶇的工作,誠心費力仗義疏財。
告別式上,向你獻旗的一刻,我肅然起敬,舉右手置於左胸口,向你行最後的敬禮。靜穆獻旗,竟欠缺崇隆的奏樂,我在我的心底立即響起聶耳譜寫的那首進行曲。
2.
我朗誦,已故詩人溫健騮(1944.1.15 – 1976.6.6)寫於一九七二年春,《未題》組詩五首中的〈其一〉,給你。
未題
其一
有誰想過
刺進奸佞者的腹中
的匕首
是痛苦的
射進不義者的胸膛
的子彈
是痛苦的
因為
匕首

子彈
都知道
殺戮
是不得不的緣故
在統一的路上
我們
就是
那磨快了的
明晃晃的匕首
就是
那等待
爆炸着
離開槍膛的
呼叫的子彈
溫先生也是殖民地之子,一九七六以32歲英年遭病魔奪走,距香港回歸尚待21年。你們都曾經是殖民地之子。而我生於殖民地,成長活命於無邊無際的半殖民地,直如小說家陳映真先生說,“像被抱養他鄉的孩子”。
3.
2006年8月14日下午,我們同搭屏東後壁湖三點半發船的交通汽艇前往蘭嶼。14、15我們比鄰而寢,在朗島村郭建平家三樓可容十人共宿的大通舖合睡了兩晚,16日接台北急電,公司催人你匆匆回家。
初抵蘭嶼那一夜,晚餐後,我們坐在郭家二樓陽台西望,浮在洋面上皎潔碩圓的明月,你簡約勾勒青少年舊往,我手中端握的,正是你剛從廚房沏好的新鮮切片檸檬紅茶,遞給我時你說你酷愛此物,幼時在越南即深深喜歡上它。
4.
我朗誦另一首《未題》組詩中的〈其四〉,給你。
未題
其四
我們
要用左手
洗右手───
六十年的痛風症的
右手,上面
爬滿了
殖民和半殖民的
蟲子,寄生着
最最腐敗的
官僚,買辦。
年輕的左手
是勞動者的手
因為用過
並且
敢於用着
錘子、
鋤頭、
和槍桿子

壯健着。
5.
你清健的遺像,平頭圓領T衫,夏季的輕扮揮散了這款冬日無韻難忍的幽咽。
黑色長衫不會忘,每一年固定兩回,十月小陽春與歲末望年,你穿着喜氣洋洋步入敦化北路熱烈的會場。
這次分手,千真萬確,一絲絲也不容我懷疑。
放一段音樂為你辭行。不要淒愴的,不要灰傷的,要能隱忍着嘆惋而又飽含着前進的昂揚與悠長。
柏遼茲寫於一八四○年,作品15號,《送葬與凱旋大交響曲》的第二樂章。
不很慢的柔板──綿延而遲緩的小行板。
讓次中音長號獨奏“葬禮演說”,獻給你的“告別讚歌”。
死亡意味着磨人的病痛除盡。
你霍然痊癒。
別來無恙。

真誠

Date 10月 15, 2008

從上世紀八零年代末期起,藍博洲持續公刊了他的一系列有關「二、二八」與「白色恐怖」的創作以迄於今.
出生約略稍早於X、Y世代,從而避免可能淪為臺灣式大眾消費社會框架裏,新生族群的一員,他似乎因此沒有興致參予跡近瘋狂的消費社會,當然也慶倖沒有被社會了無痕跡的消費掉.
另一個關鍵該是,他在二十一歲上,在大學的社團裏邀請了楊逵、陳映真兩位不同時期的「政治犯」作家到學校演講,第一次接觸到「白色恐怖」的政治受難人. 在二十二歲上,初讀魯迅等三零年代作家的「禁書」,並通過吳濁流的《無花果》,第一次閱讀到有關「二、二八」的文字資料.
這樣,他雖然處在國際霸權支配的歷史進程裏,竟不期然撞見了支配者在宰製過程前置作業中被肅清、摧折、湮滅,而終於倖免於難的歷史活口.
臺灣社會尋求解放的狀態,因著「二、二八」,並隨一九五零年海峽兩岸遭美國第七艦隊封斷,及踵繼其後數年的「白色恐怖」,被迫全面變貌. 「斯德哥爾摩症侯」牢牢塑成骨肉,城市鄉村大街小巷如影隨形.
彼時文藝方面,先有當權派「反共文藝」政策的雷厲風行,後來則是長期支借西方劣質的現代主義,漫無邊際氤氳全島. 一直要等到一九七零年的「現代詩論戰」及一九七七年的「鄉土文學論戰」,文藝現象才有些微改觀.
有一種論調,認為一九四九年兩岸禁絕後,臺灣所走的文學道路,未能承襲並賡續「魯迅精神」而頗為扼腕. 要之,在殺絕趕盡的肅清後,一整個世代的秀異者消失已殆,支配者急於蓄意加速改造編制的社會,終於會在不斷經受洗腦且日漸穩固的後來幾代人構成。 而所謂「魯迅精神」,早已與某些三零年代的文藝作品被當權派列為毒草,它們被視為毒蛇猛獸,圈禁、驅離、放逐、與世棄絕.
藍博洲說:「初讀魯迅等三十年代作家的『禁書』;感到從未有過的激動與充實。」。 而他在之前會見了楊逵、陳映真兩位先生,楊、陳兩位先生分屬兩個世代,但恰恰是「魯迅精神」在臺灣厲色的嫡傳,這歷史的契機,實乃他個人的幸運。
臺灣既無法自主改變自身的命運,被脅迫挾持,強行編入二戰後世界二體制對立的資本主義陣營,那麼在「二、二八」與「白色恐怖」酷烈的鬥爭中,便有諸多理想主義者前仆後繼的血肉橫陳,以及他們高昂身影背後至愛家人連綿無盡的悲慟.
「二、二八」與「白色恐怖」,是臺灣歷史磬竹難書的黑洞,但它是國際霸權主義與他的扈從雇傭法西斯協力鑿成的傑作,則已千真萬確.
藍博洲這一系列的創作,是以鍥而不捨的努力,重建劊子手慘絕人寰的刀鋸斧鑕。 這一章沈埋的歷史終於重新醒轉,從臭無聲息的長廊傳來嘹亮的迴響。
劊子手們所謂人權、民主、自由的奠基,赫然竟是漫天的謊言與冷酷的虐殺.
這些創作,到底是「小說」?還是「紀實文學」?在某些篇章發表時,有人如此提問• 我個人在閱讀時從沒有這些疑慮,我只強烈感受到作者力透紙背的真誠,那也即是作者對臺灣歷史與人的真誠。

未曾熄滅的炬火

Date 8月 29, 2008

第一次讀到呂赫若的〈牛車〉,是1976年8月1日刊於《夏潮》雜誌第五期上,署名呂敏先生的譯文,讀後頗為通篇所吸引。特別是小說即將結束,男主角楊添丁面臨走投無路,於是偷鵝,被日本警察逮到那一幕,令人想起二戰後義大利電影演員兼導演狄西加(Vittorio De Sica 1902-1974)1948年拍攝的《單車失竊記》,電影描繪失業工人的苦況。觀眾被戰敗後義大利全境失業浪潮感染,隨劇情陷入了絕望的深淵,此時電影中的主角絕處逢生找到一份張貼海報的差事,次日上工,才爬上扶梯的頂端,在牆上刷好糨糊,當他顧念一閃回頭看向自行車之瞬……。謀生工具被偷,他被迫也只好去偷別人的自行車,卻鋃鐺入獄。那部電影為狄西加三部新現實主義電影傑作之第一部。呂赫若的小說與狄西加的電影,藝術處理異曲同工,但呂赫若的小說發表於1935年,足足早了13年,呂赫若何許人?譯文後面寥寥數語,一兩百字簡介,幾乎沒有一絲輪廓可言。
那時候台灣政治氣壓極低,強人輪替強人,威權仍高高在上叱吒著人們。一切的一切只由得你噤聲。
《夏潮》陸續刊出賴和、楊逵(後來與楊老結識,1980年5月9日蒙他致贈《鵝媽媽出嫁》三書)、吳濁流(1967年夏天,在梁景峰家庭啤酒會拜見到吳老,也邂逅了蘇慶黎及出獄未久的陳映真)及楊華……等日據下新文學先行代的作品,那些漸漸出土的文物,仍被當道視為禁忌。《夏潮》在1978年那一整年裡,編輯室時時面臨警備總部大軍壓境的厄運。
1972年中,我在台北乍見故人唐文標,唐是保釣健將,自美歸台準備定居。他暗暗借給我一本魯迅,並且幫助我掙脫長期醬漬於台灣自囿的現代主義魔咒,1976年我終於跨出昔日惡夢,調整步幅重返久違的人間。
慢慢二十載,幸福地在1995年捧讀林志潔翻譯,全本六百零六頁的呂赫若。而我相信呂赫若也是幸福的,若他地下有知。此刻,我們在互相等待的時光中重逢。
比起修伯特或莫札特,他已夠好。莫札特活了三十五歲,修伯特更短僅僅三十一年,修伯特在二十五歲時寫出著名的交響曲《未完成》(貝多芬二十五歲時,尚未開始創作交響曲),莫札特則趴在《安魂曲》未竟的曲譜上長眠(貝多芬三十五歲時,尚未寫出《熱情》奏鳴曲和《第五交響曲》),他們兩位都同樣在無限廣闊的前景已經呈現,創作熱潮格外高漲的時刻斷然死去。呂赫若顯然比他們兩人長壽,他生於1914年的日據下,死於台灣光復五年後的1950年,共活了三十七歲。
呂赫若出手不凡,二十二歲用日文發表第一篇小說〈牛車〉。即令人刮目,到三十四歲完成最後一篇〈冬夜〉嘎然而止,頭尾十三年總共創作二十六篇(其中日文二十二篇、中文四篇),平均一年兩篇,質與量均可稱豐碩。呂赫若用小說繪出他所處時代的全景,毫不隱晦清清楚楚,讓被壓抑沈埋的歷史,斑斑浮現確確實實。
讀呂赫若的小說,赫然驚覺他描寫的歷史是那麼具體,而我們活著的現實竟如此的虛構,這是什麼樣的錯置呢?彷彿電影的蒙太奇。他寫殖民統治者的貪婪兇殘,他寫封建關係的糾葛,他寫無產者的哀鴻遍野,他也寫台灣的山川之美。
從留下的遺照端詳,他當然是一位英俊瀟灑的美男子。他細膩的、無微不至的對女性的關照,令人動容,女性真正徹底的解放,至今仍是我們亟需面對的課題,嚴肅而且更形複雜。在我們常見的所謂後現代的女性,似乎只有局部而非全部的解放。刊載在1947年《新新》雜誌第2卷第1期〈新新號〉上的「未婚女性座談」,他便是座談主席,茲錄幾段他的發言:
「那麼,對於婦女運動的感想怎樣?比方因為在婦女會,提倡著禁止公娼,女侍應生,所以女侍們都一齊的闖到謝娥女士那邊去責問她,這就是想要改革婦女環境的施策,卻惹起了惡結果。」
「那一定不可能吧(指公娼問題),對這個問題,是幾千年來,直吶喊著的,雖然如此到現在還不能解決,以此觀之,也可以知道是因為不僅是一個婦女問題,要待整個社會問題來解決的關係吧。」
「日本人是不大愛護太太,可是卻沒有姨太太,對女性很恭敬溫順的中國人,倒有很多姨太太,這是值得注目的。」
「女人在結婚前,都會批評男人,但是結婚以後就不會,這就是,結婚後男人變為家庭的獨裁者,所以……」
1996年底,在台北一場見證呂赫若的座談會上,呂的昔日同伴,現已離休的前台大醫院耳鼻喉大夫蘇有朋先生(他繫獄十年),敘說呂赫若在聲樂上的風采,他重複哼唱了呂赫若當年最愛的義大利歌劇男高音選段,據他說他倆常常擠在一間小小的斗室,呂赫若如果用他義大利美聲唱法的男高音,高亢的引頸而唱,他便在另一旁以小提琴伴奏。
近日看到電視上藍博洲製作的《台灣思想起》,攝像重訪蘇大夫,便在那斗室,看蘇大夫寶刀未老獨自拉著提琴,但當年的聲樂家已邈,音容宛在……。
呂赫若1939年二十六歲時赴笈日本,在東京下八川圭祐聲樂研究所學習,然後參加東寶劇團,前後年餘的舞台生活,曾實際參予演出蘇貝(Franz von Suppé 1819-1895)的歌劇《詩人與農夫》,音樂是他藝術追求的另一個面向。
在殖民地非理悠長的歷史裡,被殖民的殖民地人民,前往宗主國學習所謂「先進」的種種,所在都有,學到的這「先進」的形式,無非是要回到自己的土地,服務於她自己的民族的內容,從而獻出所學,試著改變自己民族坎坷的命運,而非以倨傲之姿,代理殖民者或自行溶入共犯結構,反過來藐視自己的同胞,驕其妻妾,並此起彼落哄唱什麼「帝國主義有功論」的調門,而恬不以為恥。
日帝在太平洋戰爭末期敗象披露,自知無力挽回之際,加強了蘆溝橋事變稍後即行制訂的「皇民化」政策的力度,利誘威迫,呂赫若虛與委蛇,並以毫不含糊的民族立場投入「決戰」。
呂赫若的小說,標誌著近代台灣歷史的縱軸,他鮮明的台灣個性躍然紙上,台灣的脈絡肌理依稀可親,它隨著中國崎嶇的近代史而開展,他用小說帶領我穿過時光隧道返回歷史現場(二十年前,我也經由暗中搜索得到的三十年代文藝作品,返觀現代中國),他的人道關懷、理想性格及批判現實的精神令人過目不忘。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發前夜,他寫下他的天鵝之歌即最後的小說〈冬夜〉縱身台灣的改造運動,他燃燒的身影,是一擎未曾熄滅的炬火。
呂赫若的文學創作,及他停筆後潛入地下黨人的活動,是在近、現代台灣,因中國積弱而長時期淪為殖民地、半殖民地,在任人欺凌又無力反擊而仍英勇堅毅而挺向反帝、反殖,奪取民族、民主解放無畏無懼的道路。
歷史有它運行的規律,然其中卻也充滿諸多難以解咒的弔詭。1950年,三十七歲的呂赫若在他據以活動的北台灣鹿窟基地被毒蛇(台灣有名的龜殼花)噬吻而死,成為傳奇。在那個日日夜夜鬥爭形式愈益嚴峻的歷史景況中,即便不死於那樣的意外,也許也將撲倒於反動派全面冷血肅清的槍下。
我一直有一份不切實際的癡想,我真盼望他在曲折的逃遁匿藏下存活至今,從而為我們留下活口,寫出更多更好的文學創作,用他義大利美聲男高音嘹亮的歌唱,與迷離的歷史比肩而行。

霧中草叢

Date 8月 29, 2008

──焚寄呂赫若先生
槍聲自最後的小說裡迸出
小說裡的槍聲逐漸稀薄
小說裡的槍聲,終於
耗弱,邈邈……
負心漢一一轉身撒手,獨留
「彩鳳」趴在〈冬夜〉
等待著醒轉
甬道濛濛濕滑,露水如潮
筆套蓋好插進筆筒
推開有格稿紙
文字且暫時擱在書桌,起身
涉入霧中的草叢
電報誠非謎語
密碼真切藏之於肺腑
通通拍往義無反顧的烏托邦
滴滴答答青春永駐的烏托邦
無人獲悉回音:同志與親屬
伊甸園外龜殼花猝然伏擊
你痛不欲生,而毒液
從此在我們不安的體內循環
附記:台灣第一才子──呂赫若,一九一四年生於台中縣。一九四七年二月五日發表最後一篇中文
小說〈冬夜〉。一九五○年死於「鹿窟武裝基地事件」。

政工詩人

Date 7月 25, 2008

一九六八年春末,我從澎湖退伍返鄉。
當兵其間,我一直維持寫詩的熱情不減,服役行腳遍及的虎尾、新竹、馬祖、嘉義、澎湖,我均寫下詩篇,在戰地馬祖北竿,還奇蹟般遇見了陸軍砲兵上尉,已故長沙詩人彩羽(1928-2006),一個服義務役的台籍兵員與一個離鄉背井來自湖南的軍官,在福建省連江縣的軍事前線,兩個人並肩站在碉堡前的濃霧中,共同觀望著對岸的黃歧半島。年少的無知,尚未意識到那即是民族內部的自相殺伐。
回家不久,在當時位居台北市鬧區西門町的城中街,與已經多年不寫詩但我依然印象深刻的瘂弦兄重逢,他剛剛留美返台,正接手一份執政黨青年文藝雜誌的編輯。他多年不再寫詩,是否與放洋留學及歸台後,上級交付的工作任務形成矛盾衝突?不得而知。
隨後他約我為他的雜誌《詩專輯》與《青年節特刊》寫稿,兩樣我只交了前者一首〈水鄉〉,以之紀念屈原,之後他再約為十月蔣介石先生的壽辰寫詩,我請求,可否安排在被允許距離蔣先生的保安範圍內,遠視蔣先生的幾些生活剪影,他不予回答,這個跡近天方夜譚的狂想成了我個人的呢呢喃喃,詩也終於沒有完成交稿。
一九七七年夏季,“鄉士文學論戰”發生,一家大報陸陸續續刊出攻擊鄉土文學的文章,那些文章不僅止於攻擊而已,已經是描準扣緊不同思想者的帽子,著文發動攻擊一方的人自承他們的指控並非空穴來風的恫嚇,而是顯微鏡裡被虛擬放大的頭圍尺寸適戴的首級,使之血滴落地。
人人熟知當時論戰的名篇,諸如〈不談人性,何有文學〉、〈卡爾說〉、〈狼來了〉,都要載入史冊永存在台灣文學史中,供後之來者研究、鑽研,這個不能視若無睹的章節,也是驅動台灣歷史走向的推手,研究這一段台灣文學史無論有意或無意的輕忽、略過,恐會褻瀆了專業的職守。
我四處訪探,也才悚然醒驚,這家大報副刊主編,怎麼會恰恰是離開前書文藝雜誌編輯的同一人,無需追索,只要按常識拼圖,人們皆可以認定不再寫詩的詩人,正忠實執行著他份內的工作“政工”。
詩人與政工,政工與詩人,可交匯可置分,沒有受過專職訓練當絕無法臻此人格與角色渾然融於一體時的出神入化且收放自如。
隨著一九四九年的結束,朝鮮戰爭,美霸第七艦隊強行侵入台灣海峽,被外力扭曲的地理牽引著歷史的曲扭,兩岸分斷,KMT統治集團東挪,台灣劃歸二戰後美霸新殖民主義的勢力範疇,台灣自此臣服於美霸制定規範的國際垂直分工體系,言聽計從步上殊途甘之若飴。
政工詩人在台灣一地遂應運而生,詩人雖有詩證憑,政工實則方為原尊,但這兩個疊重的身份與姿影,何時并攏何時離疏,飾演者都裝扮得恰如其份,他們將在日後偏安的時局統領並傾力捍衛藝文領域裡統治集團意識形態的防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