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電敏兄，你啟程去到一個無風無雨沒有地址的所在。
我這些字詞如何投郵？寫好後我準備引火點燃，燒成灰，燒給你，讓紙上的寄語灰飛煙滅。
你在台灣光復節離世，而我們居住的這座島你知道，已經不歡慶這個節日許久，中國人浴血奮不顧身，死了幾千幾百萬人方才換回的節日，光復之光晦暗，光復之復溺陷泥潭。
你從印支半島航返登岸，依然得在宛若殖民地的情狀中闖蕩，真實意義的回歸，你閉目之時仍無緣親嚐。
你回來台灣受完大學教育，之後經商有成，同步投身於重構民族融合崎嶇的工作，誠心費力仗義疏財。
告別式上，向你獻旗的一刻，我肅然起敬，舉右手置於左胸口，向你行最後的敬禮。靜穆獻旗，竟欠缺崇隆的奏樂，我在我的心底立即響起聶耳譜寫的那首進行曲。
2.
我朗誦，已故詩人溫健騮（1944.1.15 – 1976.6.6）寫於一九七二年春，《未題》組詩五首中的〈其一〉，給你。
未題
其一
有誰想過
刺進奸佞者的腹中
的匕首
是痛苦的
射進不義者的胸膛
的子彈
是痛苦的
因為
匕首
和
子彈
都知道
殺戮
是不得不的緣故
在統一的路上
我們
就是
那磨快了的
明晃晃的匕首
就是
那等待
爆炸着
離開槍膛的
呼叫的子彈
溫先生也是殖民地之子，一九七六以32歲英年遭病魔奪走，距香港回歸尚待21年。你們都曾經是殖民地之子。而我生於殖民地，成長活命於無邊無際的半殖民地，直如小說家陳映真先生說，“像被抱養他鄉的孩子”。
3.
2006年8月14日下午，我們同搭屏東後壁湖三點半發船的交通汽艇前往蘭嶼。14、15我們比鄰而寢，在朗島村郭建平家三樓可容十人共宿的大通舖合睡了兩晚，16日接台北急電，公司催人你匆匆回家。
初抵蘭嶼那一夜，晚餐後，我們坐在郭家二樓陽台西望，浮在洋面上皎潔碩圓的明月，你簡約勾勒青少年舊往，我手中端握的，正是你剛從廚房沏好的新鮮切片檸檬紅茶，遞給我時你說你酷愛此物，幼時在越南即深深喜歡上它。
4.
我朗誦另一首《未題》組詩中的〈其四〉，給你。
未題
其四
我們
要用左手
洗右手───
六十年的痛風症的
右手，上面
爬滿了
殖民和半殖民的
蟲子，寄生着
最最腐敗的
官僚，買辦。
年輕的左手
是勞動者的手
因為用過
並且
敢於用着
錘子、
鋤頭、
和槍桿子
而
壯健着。
5.
你清健的遺像，平頭圓領T衫，夏季的輕扮揮散了這款冬日無韻難忍的幽咽。
黑色長衫不會忘，每一年固定兩回，十月小陽春與歲末望年，你穿着喜氣洋洋步入敦化北路熱烈的會場。
這次分手，千真萬確，一絲絲也不容我懷疑。
放一段音樂為你辭行。不要淒愴的，不要灰傷的，要能隱忍着嘆惋而又飽含着前進的昂揚與悠長。
柏遼茲寫於一八四○年，作品15號，《送葬與凱旋大交響曲》的第二樂章。
不很慢的柔板──綿延而遲緩的小行板。
讓次中音長號獨奏“葬禮演說”，獻給你的“告別讚歌”。
死亡意味着磨人的病痛除盡。
你霍然痊癒。
別來無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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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圓明園海宴堂三首銅像來台出展
若然，定定面向跨海而來
砲、艦、槍、刀以及
日日夜夜不由分說的蹂躪
愴惶驚怵隱忍於
頸下，身首異處一剎
倉猝不及回望，海角染血
此去，此去頭顱孤懸天涯
那三錘，錘錘清清脆脆
第一錘殘響污濁狼煙滿佈
第二錘脊樑微傷不疑斷裂
第三錘星火復燃盞盞點點
淚線失禁者悄悄合瞼
交易場上競標拍賣擄掠燒殺
港幣驅前，人民幣挺後
國際通貨捆捆紥實
劫後賊窩在哪留滯死拴
難需另一個半世紀癡呆空盼
十二生肖方能重新成排
久違牛首、虎首、猴首
一個半世紀顛簸霜風
情怯忐忑鄉關恍惚朦朧
2001年10月18日圓明園遭英法聯軍焚燒搶劫141年之日，寫於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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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藍博洲文學勞作的隨想
一‧
灰燼的餘溫尚存。於是，灰燼就絕不僅僅只是灰燼。
藍博洲用他無比堅毅的雙手進行撩撥，將使餘溫尚存的灰燼燒起旺火。
二‧
藍博洲一系列紀實小說與報告文學的勞作始於一九八七年春，那時他二十七歲，大學畢業服完兵役，臨近而立之年，沒有識實務的躍入臺灣社會主流價值的滔滔，讓自己淹沒在恣肆的汪洋大海，載沈載浮。他居然立志選擇走向現在，還會繼續奮不顧身走向未來的孤寂之途，甘之如飴。
二零零三年，也是夏天，在北京另一場“藍博洲作品研討會”後，何謂“斯德哥爾摩症候群”？他問，他第一次聽到這種病症的名稱。
某日，瑞典王國首都斯德哥爾摩，某家銀行發生搶案，被擄為人質的女行員，後來與男搶劫者攜手共赴天涯。我告訴他，這個故事的經緯幾乎就是一八九五年以來，整個臺灣歷史的寫照，一直到今天，我們依然活在這種怪誕的情狀。
發生在北歐的故事好像比較浪漫，而貫串臺灣歷史的一個多世紀，看似美麗又熱鬧，其實幽幽充滿荒涼與曲扭的滄桑。
三‧
臺灣人民，經歷了長達四十年的軍事獨裁統治，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五日，從戒嚴的狀態被釋放出來。就一般意義而言，並沒有什麼值得大書特書之處，它僅僅是獨裁者把憲法上原來規定人民應該享有的權利，獨裁者因為統治上的必要之“惡”，收奪扣押成為禁臠，終於在歷史嚴厲的逼視下，不得已重又歸還人民。
這個流亡的軍事獨裁統治體，擬似“仿波拿巴政體”（非拿破崙第三的路易‧波拿巴政權），僅備偶戲軀殼，靈魂（主權）已自我抽離，一切的舉止也甘願也不得不俯首貼耳，絕對聽命扈從於美國二戰後的遠東戰略，而不能擅做主張。自一九五零年五月二十日宣佈戒嚴令，至一九五四年間 ，在美國第七艦隊封斷臺灣海峽的武裝戒護下，著手進行令人髮指的血洗工程。
臺灣是在血泊中渡盡那些哀哀無告的年歲。那樣一場寒悚驚怵鮮血淋漓的奠儀。新的血跡皺迭著舊的血跡，血風乾了，血的腥味早經飄散，後之來人不斷在就義者的脊背立上地基，建起穩固而眩目的輝煌與金碧。
藍博洲的文學勞作，只得在時間銹蝕的遺跡與風化斑駁的腐殖質中尋索。試圖重構被謊言長期埋葬的荒陬並重新燃點往昔理想主義的篝火。
四‧
“………一個人如果還有友情，那麼，收存亡友的遺文真如捏著一團火，常要覺得寢食不安，給它企圖流布的，………這《孩兒塔》的出世並非要和現在一般的詩人爭一日之長，是有別一種意義在。這是東方的微光，是林中的響箭，是冬末的萌芽，是進軍的第一步，是對於前驅者的愛的大纛，也是對於摧殘者的憎的豐碑。一切所謂圓熟簡練，靜穆幽遠之作，都無須來做比方，因為這詩屬於別一世界。
………”───魯迅:《白莽作〈孩兒塔〉序》①
出現在藍博洲文學勞作裏的人物，我推估一定有人讀過魯迅這篇革命文學運動的重要文獻。
藍博洲戮力在廢墟裏搜索，要補綴歷史的空白，還原歷史人物的真實形象，再現他們執著的生命圖景，這股驅策藍博洲的動力，自然源於血濃於水的民族親情。這些歷史人物消失於理想的暗夜，他始終耿耿於懷。
五‧
“四十而不惑。”孔老夫子這麼說。這裏的四十，指歲月，也就是四十歲的意思。人活過四十個春秋或四十個寒暑，便沒有什麼事情會感到疑惑、迷惑的了。
事實謬然，戒嚴四十年，恰恰是這個四十年竟把臺灣島上的人們全搞“惑”了。因之，所謂“惑”，便是在概念裏不著邊際的幸福感隱晦著概念外深沈未名的不幸。
不幸的人們僕倒于劊子手的刑場，不幸的人們被捆綁禁錮於法西斯的鐵欄。
不幸的人們儼然以他們的不幸推動了幸福的搖籃。
藍博洲辛勤不懈的文學勞作，直面而生動的做了關於如何將幸福建基在不幸之上的種種探訪與解答。
六‧
有何好藥可以解救這個被囚居半個世紀，之後又被蒙蔽半個世紀島嶼的雙眼，以及遍佈島嶼全身上下的“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藍博洲的文學勞作，無疑是絕佳良方裏的一劑。它可以牽引人們與失去的歷史記憶重逢，因著與真確歷史的嫁接，使現實不再迷離於萬般的虛矯之中。
七‧
灰燼的餘溫尚存。於是，灰燼就絕不僅僅只是灰燼。
藍博洲用他無比堅毅的雙手進行撩撥，將使餘溫尚存的灰燼燒起旺火。
① 收入魯迅著《且介亭雜文末編》（《魯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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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世紀八零年代末期起，藍博洲持續公刊了他的一系列有關「二、二八」與「白色恐怖」的創作以迄於今．
出生約略稍早於X、Y世代，從而避免可能淪為臺灣式大眾消費社會框架裏，新生族群的一員，他似乎因此沒有興致參予跡近瘋狂的消費社會，當然也慶倖沒有被社會了無痕跡的消費掉．
另一個關鍵該是，他在二十一歲上，在大學的社團裏邀請了楊逵、陳映真兩位不同時期的「政治犯」作家到學校演講，第一次接觸到「白色恐怖」的政治受難人． 在二十二歲上，初讀魯迅等三零年代作家的「禁書」，並通過吳濁流的《無花果》，第一次閱讀到有關「二、二八」的文字資料．
這樣，他雖然處在國際霸權支配的歷史進程裏，竟不期然撞見了支配者在宰製過程前置作業中被肅清、摧折、湮滅，而終於倖免於難的歷史活口．
臺灣社會尋求解放的狀態，因著「二、二八」，並隨一九五零年海峽兩岸遭美國第七艦隊封斷，及踵繼其後數年的「白色恐怖」，被迫全面變貌． 「斯德哥爾摩症侯」牢牢塑成骨肉，城市鄉村大街小巷如影隨形．
彼時文藝方面，先有當權派「反共文藝」政策的雷厲風行，後來則是長期支借西方劣質的現代主義，漫無邊際氤氳全島． 一直要等到一九七零年的「現代詩論戰」及一九七七年的「鄉土文學論戰」，文藝現象才有些微改觀．
有一種論調，認為一九四九年兩岸禁絕後，臺灣所走的文學道路，未能承襲並賡續「魯迅精神」而頗為扼腕． 要之，在殺絕趕盡的肅清後，一整個世代的秀異者消失已殆，支配者急於蓄意加速改造編制的社會，終於會在不斷經受洗腦且日漸穩固的後來幾代人構成。 而所謂「魯迅精神」，早已與某些三零年代的文藝作品被當權派列為毒草，它們被視為毒蛇猛獸，圈禁、驅離、放逐、與世棄絕．
藍博洲說：「初讀魯迅等三十年代作家的『禁書』；感到從未有過的激動與充實。」。 而他在之前會見了楊逵、陳映真兩位先生，楊、陳兩位先生分屬兩個世代，但恰恰是「魯迅精神」在臺灣厲色的嫡傳，這歷史的契機，實乃他個人的幸運。
臺灣既無法自主改變自身的命運，被脅迫挾持，強行編入二戰後世界二體制對立的資本主義陣營，那麼在「二、二八」與「白色恐怖」酷烈的鬥爭中，便有諸多理想主義者前仆後繼的血肉橫陳，以及他們高昂身影背後至愛家人連綿無盡的悲慟．
「二、二八」與「白色恐怖」，是臺灣歷史磬竹難書的黑洞，但它是國際霸權主義與他的扈從雇傭法西斯協力鑿成的傑作，則已千真萬確．
藍博洲這一系列的創作，是以鍥而不捨的努力，重建劊子手慘絕人寰的刀鋸斧鑕。 這一章沈埋的歷史終於重新醒轉，從臭無聲息的長廊傳來嘹亮的迴響。
劊子手們所謂人權、民主、自由的奠基，赫然竟是漫天的謊言與冷酷的虐殺．
這些創作，到底是「小說」？還是「紀實文學」？在某些篇章發表時，有人如此提問• 我個人在閱讀時從沒有這些疑慮，我只強烈感受到作者力透紙背的真誠，那也即是作者對臺灣歷史與人的真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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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讀到呂赫若的〈牛車〉，是1976年8月1日刊於《夏潮》雜誌第五期上，署名呂敏先生的譯文，讀後頗為通篇所吸引。特別是小說即將結束，男主角楊添丁面臨走投無路，於是偷鵝，被日本警察逮到那一幕，令人想起二戰後義大利電影演員兼導演狄西加（Vittorio De Sica 1902-1974）1948年拍攝的《單車失竊記》，電影描繪失業工人的苦況。觀眾被戰敗後義大利全境失業浪潮感染，隨劇情陷入了絕望的深淵，此時電影中的主角絕處逢生找到一份張貼海報的差事，次日上工，才爬上扶梯的頂端，在牆上刷好糨糊，當他顧念一閃回頭看向自行車之瞬……。謀生工具被偷，他被迫也只好去偷別人的自行車，卻鋃鐺入獄。那部電影為狄西加三部新現實主義電影傑作之第一部。呂赫若的小說與狄西加的電影，藝術處理異曲同工，但呂赫若的小說發表於1935年，足足早了13年，呂赫若何許人？譯文後面寥寥數語，一兩百字簡介，幾乎沒有一絲輪廓可言。
那時候台灣政治氣壓極低，強人輪替強人，威權仍高高在上叱吒著人們。一切的一切只由得你噤聲。
《夏潮》陸續刊出賴和、楊逵（後來與楊老結識，1980年5月9日蒙他致贈《鵝媽媽出嫁》三書）、吳濁流（1967年夏天，在梁景峰家庭啤酒會拜見到吳老，也邂逅了蘇慶黎及出獄未久的陳映真）及楊華……等日據下新文學先行代的作品，那些漸漸出土的文物，仍被當道視為禁忌。《夏潮》在1978年那一整年裡，編輯室時時面臨警備總部大軍壓境的厄運。
1972年中，我在台北乍見故人唐文標，唐是保釣健將，自美歸台準備定居。他暗暗借給我一本魯迅，並且幫助我掙脫長期醬漬於台灣自囿的現代主義魔咒，1976年我終於跨出昔日惡夢，調整步幅重返久違的人間。
慢慢二十載，幸福地在1995年捧讀林志潔翻譯，全本六百零六頁的呂赫若。而我相信呂赫若也是幸福的，若他地下有知。此刻，我們在互相等待的時光中重逢。
比起修伯特或莫札特，他已夠好。莫札特活了三十五歲，修伯特更短僅僅三十一年，修伯特在二十五歲時寫出著名的交響曲《未完成》（貝多芬二十五歲時，尚未開始創作交響曲），莫札特則趴在《安魂曲》未竟的曲譜上長眠（貝多芬三十五歲時，尚未寫出《熱情》奏鳴曲和《第五交響曲》），他們兩位都同樣在無限廣闊的前景已經呈現，創作熱潮格外高漲的時刻斷然死去。呂赫若顯然比他們兩人長壽，他生於1914年的日據下，死於台灣光復五年後的1950年，共活了三十七歲。
呂赫若出手不凡，二十二歲用日文發表第一篇小說〈牛車〉。即令人刮目，到三十四歲完成最後一篇〈冬夜〉嘎然而止，頭尾十三年總共創作二十六篇（其中日文二十二篇、中文四篇），平均一年兩篇，質與量均可稱豐碩。呂赫若用小說繪出他所處時代的全景，毫不隱晦清清楚楚，讓被壓抑沈埋的歷史，斑斑浮現確確實實。
讀呂赫若的小說，赫然驚覺他描寫的歷史是那麼具體，而我們活著的現實竟如此的虛構，這是什麼樣的錯置呢？彷彿電影的蒙太奇。他寫殖民統治者的貪婪兇殘，他寫封建關係的糾葛，他寫無產者的哀鴻遍野，他也寫台灣的山川之美。
從留下的遺照端詳，他當然是一位英俊瀟灑的美男子。他細膩的、無微不至的對女性的關照，令人動容，女性真正徹底的解放，至今仍是我們亟需面對的課題，嚴肅而且更形複雜。在我們常見的所謂後現代的女性，似乎只有局部而非全部的解放。刊載在1947年《新新》雜誌第2卷第1期〈新新號〉上的「未婚女性座談」，他便是座談主席，茲錄幾段他的發言：
「那麼，對於婦女運動的感想怎樣？比方因為在婦女會，提倡著禁止公娼，女侍應生，所以女侍們都一齊的闖到謝娥女士那邊去責問她，這就是想要改革婦女環境的施策，卻惹起了惡結果。」
「那一定不可能吧（指公娼問題），對這個問題，是幾千年來，直吶喊著的，雖然如此到現在還不能解決，以此觀之，也可以知道是因為不僅是一個婦女問題，要待整個社會問題來解決的關係吧。」
「日本人是不大愛護太太，可是卻沒有姨太太，對女性很恭敬溫順的中國人，倒有很多姨太太，這是值得注目的。」
「女人在結婚前，都會批評男人，但是結婚以後就不會，這就是，結婚後男人變為家庭的獨裁者，所以……」
1996年底，在台北一場見證呂赫若的座談會上，呂的昔日同伴，現已離休的前台大醫院耳鼻喉大夫蘇有朋先生（他繫獄十年），敘說呂赫若在聲樂上的風采，他重複哼唱了呂赫若當年最愛的義大利歌劇男高音選段，據他說他倆常常擠在一間小小的斗室，呂赫若如果用他義大利美聲唱法的男高音，高亢的引頸而唱，他便在另一旁以小提琴伴奏。
近日看到電視上藍博洲製作的《台灣思想起》，攝像重訪蘇大夫，便在那斗室，看蘇大夫寶刀未老獨自拉著提琴，但當年的聲樂家已邈，音容宛在……。
呂赫若1939年二十六歲時赴笈日本，在東京下八川圭祐聲樂研究所學習，然後參加東寶劇團，前後年餘的舞台生活，曾實際參予演出蘇貝(Franz von Suppé 1819-1895)的歌劇《詩人與農夫》，音樂是他藝術追求的另一個面向。
在殖民地非理悠長的歷史裡，被殖民的殖民地人民，前往宗主國學習所謂「先進」的種種，所在都有，學到的這「先進」的形式，無非是要回到自己的土地，服務於她自己的民族的內容，從而獻出所學，試著改變自己民族坎坷的命運，而非以倨傲之姿，代理殖民者或自行溶入共犯結構，反過來藐視自己的同胞，驕其妻妾，並此起彼落哄唱什麼「帝國主義有功論」的調門，而恬不以為恥。
日帝在太平洋戰爭末期敗象披露，自知無力挽回之際，加強了蘆溝橋事變稍後即行制訂的「皇民化」政策的力度，利誘威迫，呂赫若虛與委蛇，並以毫不含糊的民族立場投入「決戰」。
呂赫若的小說，標誌著近代台灣歷史的縱軸，他鮮明的台灣個性躍然紙上，台灣的脈絡肌理依稀可親，它隨著中國崎嶇的近代史而開展，他用小說帶領我穿過時光隧道返回歷史現場（二十年前，我也經由暗中搜索得到的三十年代文藝作品，返觀現代中國），他的人道關懷、理想性格及批判現實的精神令人過目不忘。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發前夜，他寫下他的天鵝之歌即最後的小說〈冬夜〉縱身台灣的改造運動，他燃燒的身影，是一擎未曾熄滅的炬火。
呂赫若的文學創作，及他停筆後潛入地下黨人的活動，是在近、現代台灣，因中國積弱而長時期淪為殖民地、半殖民地，在任人欺凌又無力反擊而仍英勇堅毅而挺向反帝、反殖，奪取民族、民主解放無畏無懼的道路。
歷史有它運行的規律，然其中卻也充滿諸多難以解咒的弔詭。1950年，三十七歲的呂赫若在他據以活動的北台灣鹿窟基地被毒蛇（台灣有名的龜殼花）噬吻而死，成為傳奇。在那個日日夜夜鬥爭形式愈益嚴峻的歷史景況中，即便不死於那樣的意外，也許也將撲倒於反動派全面冷血肅清的槍下。
我一直有一份不切實際的癡想，我真盼望他在曲折的逃遁匿藏下存活至今，從而為我們留下活口，寫出更多更好的文學創作，用他義大利美聲男高音嘹亮的歌唱，與迷離的歷史比肩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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