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看來不只台灣大學生有退化的情況，大陸的大學生也面臨到越來越科技的社會，農村的生活已經不再適合他們，村官計畫也不再實用。前面中國大學生照過來》越來越多的大學生畢業後選擇當「村官」有提到什麼是村官？就如同台灣拿鐵飯碗的公務員般惡習難改。 

從今年起，連續5年，江蘇省將每年選聘1600名優秀高校畢業生到新農村建設第一線任職工作。（《揚子晚報》）

但這些大學生，不要說熟悉農業、農村，問最基本的一點：他們分得清”五穀”嗎？現在，即便是許多在農村長大的孩子，其實都”十指不沾陽春水”、分不清”五穀”了。  

 拋開專業素質不說，即以管理經驗論，讓這些基本沒有社會生活經驗的半大孩子，走出校門就直接管理數百人、乃至數千人的村子，大致相當於要在管理科學的試驗田上培育”畝產十萬斤”的奇跡，想一想都令人感到恐懼。

所幸，大學生擔任的，基本是象徵性職務並不擁有實際權力，如副書記、主任助理等等。問題是，村，並不是一級政府，承擔的行政職能極其有限，經費來源捉襟見肘，根本沒必要維持龐大的行政架構，如專職副書記、副主任這些職務，早就在歷次改革中被裁撤了。

因為這些大學生的來到，因人設官，重新恢復這些職位，表面上看，不需要村民承擔費用，但實際上，公共財政因此支出的費用一定會以扶持農業、農村的名義列項，公共財政中用於扶持農業、農村的資金本來就少，其中一部分，用於供養這些大學生了，自然不可能用於其他方面，村民能得到的直接扶持就減少了。以江蘇省的情況而論，財政給予這些大學生每人每年18000元補助，另按2000元標準給予一次性安置經費，加上助學貸款本息由國家代為償還，假設一個村子有村民1000人，則為供養這一名額外的大學生村官，每位村民每年將損失本來可以通過不同方式、不同管道獲得的20元以上的財政補貼。目前，中國有大約70萬個行政村，如果給每個村子配備一名大學生村官，相當於平空增加70萬事實性的公務員，以人均年消耗2萬元計，公共財政年負擔為140億元左右！

硬行委派大學生村官凸顯了對市場的極度不信任，在村非一級政府、不承擔過多行政職能的前提下委派大學生村官，寄希望于這些大學生充當經濟帶頭人。但實際上，市場受價值規律支配，只要不受外力的野蠻干預，價值規律一定能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給，強勢的市場主體、特定時期的市場趨勢皆由市場競爭中產生，而絕非能由得行政權力硬行安排。何況，這些大學生們還只擔任著邊緣職務。記得在一篇報導中曾經看到一位元大學生村官吹噓在自己努力下，商家開始進村收菜方便村民了，這卻早已是一種常態，為市場發展的必然，並不需要誰來強力推動，用著名的經濟原理來解釋是”屠夫、麵包師、釀酒師賣給我們商品，並非出於他們的恩賜，而出於他們對自身命運的關切”，這樣的功勞都要記在自己帳下，讓我感歎的是：這些大學生，沒學會扎扎實實做人，而學會了飄飄浮浮做官。

硬行委派大學生，更有打造”政治風景”的嫌疑。無謂消耗巨額公共財政資源修建高而空的辦公樓、大而無當的廣場算政績工程，那麼，消耗巨額公共財政資源平空供養難以計數的大學生村官，為此不惜恢復被裁撤的冗職是否也要算”政績工程”呢？對文憑的盲目崇拜絕不等於尊重知識、尊重人才。而且，我國早已確立了村民自治原則，委派村官，怎麼也要提前徵求村民意見，在村民認可了以後才能委派吧。在徵求意見前，還得具實以告：相應開支以扶持農業、農村名義列項支出。

考研究生加分，優先錄用為公務員，這些，這于大學生們都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但前者破壞了教育公平，學問是學問，工作經歷是工作經歷，不能勉強重疊起來，如果做村官就可以加分，深圳市金融高管的子女參加中考憑什麼就不能加分呢？一般而言，金融高管對於深圳市打造金融中心的貢獻，可是遠遠超過了一個擔任邊緣職務的大學生村官。而優先錄用為公務員，在同一體系之內給予補償，算不得破壞公平，但機會實在太渺茫了，特別是隨著改革深入，鄉鎮機構恐怕還會面臨著大幅度精減，有幾個幸運兒能喝到這一杯蜂蜜？即便錄用過程百分之百的公正。

如果大學生們真正志在農村，歡迎他們紮根農村做實事，在大地上撒播金色的希望。有服務村民之心，在有朝一日得到村民認可後，自然可以經選舉成為鄉村領袖。但實話實說，農村能提供給他們的發展空間極其狹窄。不要再鼓動、誘惑、委派他們去陌生的農村充當邊緣性質、擺投性質的村官了，於事無補，於他們個人也不益。大學生村官任職時間一般為3年，這3年是人一生中極其重要的3年，3年期滿沒能考得取研、轉成公務員，他們將面臨著怎樣的窘境呢？搞不好，就會在一定程度上重演”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悲劇。

《全文轉載：騰訊網》